2000年，原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整合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原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成为出版社二级法人单位。

以此为契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介入期刊出版。2000年由出版社党总支书记王建周兼任杂志社社长，擘画杂志社走出困境、创办新刊的工作。之后，出版社李苑青、沈伟东、卢培钊先后到杂志社工作。2000年到2006年，出版社的期刊经营筚路蓝缕，历经艰难，杂志社由负债累累、员工信心低迷到经营状况良好、团队建设初见成效，期刊品种初步形成以基础教育期刊为主体的期刊群，为出版社的事业发展开辟出另一方天地。

目前，杂志社以《作文大王》为龙头的小学生教育期刊在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以渠道建设为重点的期刊市场战略形成良好的发行模式，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的期刊工作形成各种品种互相促进的良好效应……失败的无奈和成功的喜悦、艰难探索的困惑和激情创新的快乐,这些复杂情绪时时处处在每一个参与期刊工作的人心中起伏。回头看这六年的发展，出版社期刊建设的大思路和办刊中酸甜苦辣的小感受，都值得反思和回味。

如果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期刊当作一个果园来建设，经过六年的培育和发展，这个果园现在已经蔚然成林。

《作文大王》、《英语大王》、《数学大王》，三个涵盖小学阶段主课的期刊大致形成低年级版、中年级版、高年级版，覆盖各个小学学习阶段，目标读者是全国一亿一千万小学生。我们将什么样的期刊提供给读者，

将来的发展将朝哪个方向，我们的工作怎样才能更加卓有成效，这样一个果林在中国期刊之林里将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现在这样一个期刊发展初见成效的时期，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办刊理念逐渐落实到编辑工作中

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展史上的应该有“期刊”这一关键词。

2000年7月，桂林兴安县乐满地度假游乐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集了全国期刊界和教育界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来桂林为即将创办的《作文大王》（由杂志社原有的杂志《小学生跟我学》改刊）出谋划策。兼任杂志社社长的王建周一连几个月都在为这个会议作准备，动用了出版社的各种资源，邀请各路高手来桂林。在杂志发展最关键的时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业内良好的声誉和人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建周几上北京，和中央教科所谈合作，希望这个新办的教育期刊由中央教科所的专家提供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方面指导，继而寻求和中央教科所进行深层次合作；到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做访谈，谈期刊名从《小学生跟我学》改为《作文大王》，其中教育理念的变化和编辑思想的创新；和广东的民营发行商谈合作，力求使新刊发行到广东每一个地市……资源整合的力度之大，让教育期刊界的同行关注，褒贬的声音都有。

在这次《作文大王》专家顾问会议上，全国期刊界和教育界的二十多位专家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即将创办的《作文大王》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期刊，杂志社所有的编辑发行人员参加了讨论，出版社相关的文科编辑也参加了会议。先是大会，全体与会者畅所欲言，谈自己的想法；然后分组谈，两三位编辑、发行人员围绕一位专家讨论，向专家咨询各种关于办刊的问题；最后汇总，开大会。

白天，在会上我们听各路专家的意见；晚上，杂志社领导和编辑们又分头讨论。主要参与创刊工作的编辑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忙碌。王建周社长整个精神都处于亢奋状态，从办刊理念、经营思路、期刊发展战略等方面和各种意见碰撞，随时激发出一些火花。

专家有各自的背景，有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各自是闪光的，但是，当这些思想交叉在一起，没有经过整合的时候，就显得各有各的说法，让编辑人员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们和专家交流后，感到越来越困惑。最后，王建周社长在内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还是要有自己想法，拿自己的想法和专家们碰撞，不然这样的会不会有结果。当时，我对作文期刊的编辑有点想法，王社长就找我商量。在编辑思路上，我们觉得参与性办刊将是新创办的《作文大王》的一个特色，从而与同类期刊区别开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先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策划方案供他研究。从编刊上，我们试图在传统的“知识性”的基础上，突出作文期刊的“趣味性”“参与性”，让作文生活化，有更强的“即时性”。让小学生作文从“要我（学生）写”转变为“我（学生）写”。

当时，我还在出版社文科编辑室工作，对期刊出版了解不多，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出于对期刊的兴趣。在参加会议之前，我研究了几十种作文期刊，按照期刊内容、表现形式分类、总结，认为当时的作文期刊，大多数是按照传统的“优秀作文选”的思路编辑的，选登的是所谓的“范文”，模式化比较严重，评价体系也多从成人视角看问题，即使是强调写小学生“个性”，也是从成人趣味来判断，所谓“淘气”、“顽皮”流于套路；在编辑形式上，同制化严重，缺乏期刊个性。于是，我开始反思作文教育，把作文教育放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教改”大形势中研究。我当时想到，在作文教育观方面，即将创办的《作文大王》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提出对“文以载道”的作文观的反思，小学作文教育不能过分强调“载道”，而要有“平常心”，使作文成为小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一个工具——交流的工具、思考的工具，表达和宣泄情感的方式。当时研究小学教育心理学，我隐约有这样的想法。

有了这样的基本的办刊思想，和专家的讨论论题就集中了。多数专家很大气，提出《作文大王》的办刊理念是“学会作文，学会做人”。大家听了都觉得振奋，觉得《作文大王》是重任在肩了。当时会场气氛慷慨激昂，大家热血沸腾。“学会作文，学会做人”好听是好听，也雄壮，但落实在编辑工作中，有显得有点空，于是我提出了“自由的表达、平等的交流、愉快的抒写”的作文观，试图把《作文大王》办成小学生表达思想、交流情感、抒写见闻的一个平台。

在和专家们交流的时候，王建周社长提出，“学会作文，学会做人”是大的期刊出版理想，“自由的表达、平等的交流、愉快的抒写”是具体的编辑理念，二者是统一的，也是和谐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

后来王建周社长结合到美国考察基础教育以及和国内教育专家交流的体会，还在会上比较了中美学生作文教学特点，谈到中美学生作文的不同：中国小学生的作文教育中有明显的“道德判断”，而此点在美国小学生作文中不多见。美国学生作文显示个人的价值判断，开放性的作文题目少了“道德标准”的束缚，主题的确定、研究视角的选择、方法的运用和语言的表达均有很大的灵活性。美国学生作文只要言之成理、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就能得到老师的认可，其评价标准体现了“多元性”，开放性的选题与多元性的评价给小作者广阔的思维空间。美国小学生的作文重“研究性”写作，中国小学生的作文则重自身的情感与体悟。美国是崇尚研究性学习的国家，作文教学中也极力地主张学生进行研究性写作，特别关注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强调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去探索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结论。研究是多层面的，因此美国学生写作文需要利用很长时间去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活动：选题、通过浏览书籍和其他信息资源去收集材料、分析归纳、得出结论、验证结论等，最后才能下笔成文。学生从确定问题到做出解决问题的设想、收集材料、分析材料、得出结论、完成研究，始终处于一种独立工作的状态。中国小学生作文从微观入手，侧重于日常生活的经历自身作文的体验。美国小学生的作文自主的空间很大，而中国小学生的作文似乎多了一点束缚。写作作为一项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其选题必须留给作者较大的思维空间，否则，带着镣铐去跳舞未免让人难以舒展手脚，更别说什么创造性了。由此，他提出《作文大王》的办刊理念应该是包容性的，借鉴国内外的作文教学思想，提出自己的作文观。

《作文大王》杂志创办之际，正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的时期，基础教育期刊也处于转型期。在期刊出版中，教育教辅类品种多，各刊秉承的教育理念、办刊模式、编辑方式大多雷同。作文类期刊大多是单纯的作文应试指导类、优秀作文选式的语文教学辅导型期刊。如何树立自己的作文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期刊经营模式，办刊人需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

当时，我对这个期刊非常感兴趣，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策划思路和编辑方案。王社长希望我加盟期刊工作，于是，10月起，我担任《作文大王》的执行主编，而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期刊经营上面。

期刊个性的初步形成

《作文大王》创办工作在紧锣密鼓中展开。这个时期，作为执行主编，我连续几期写为初中版写刊首语，阐述《作文大王》的作文观。之前，出版社文科室主任龙子仲对作文期刊的一些看法，给了我很多启发。

2001年上半年，在桂林教育学院的职工宿舍楼基础教育专家梁福根、范肖丹的家里，两位主人、龙子仲、我和当时担任《作文大王》小学版编辑部副主任的梁艺，围着电磁炉边吃火锅边聊《作文大王》。

我们要办成什么样的学生作文期刊——这是一直让我们思索的。

梁福根、范肖丹两位学者对基础教育研究颇深。他们的孩子当时上小学，暑假时，他们还组织了五六位大院里的孩子一起成立探究型学习的小实验班，作文教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两位和龙子仲成为《作文大王》发展最初阶段的重要的专家顾问。

《作文大王》前几期，我们把在梁福根、范肖丹身边学写作文的孩子作为一个参照，策划出了很有意思的栏目，也从他们中组了很多有意思的稿子。比如“无名书屋”栏目，可以说是按照梁教授诙谐幽默的风格量身定做的，每期稿件都是从教学活动中来的，栏目主持人和穿插其中的小学生形象都有原型，游戏式的学习方式把孩子的学习兴趣都调动了起来。经过梁福根、范肖丹在教学实践中多次讨论、修改后的稿件在《作文大王》刊登后，读者不仅喜欢，阅读以后还愿意和栏目主持人交流。比如“无名书屋”栏目的第1期中的《从习武说起》：“老拳师做了个天大的决定——他决心弃武从文了！各路的朋友纷纷赶来，你一言我一语，闹不清老拳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饶有趣味，栏目把阅读和写作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让孩子感到阅读和写作也可以非常有趣。2005年第5期，“大王四重奏”栏目的《“无中生有”的作文游戏》把想象、夸张等修辞方式以游戏竞赛的形式表现出来，读者来信说：“原来语文还可以这么好玩！”2001年第7期，“大王四重奏”栏目刊登了《几份检讨书——一个小“案件”》，“涛涛”、“大圣”、“良良”、“成成”、“维维”几个小顽童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自己和身边小伙伴的身影，以“检讨书”的写作为线索，把成长过程中的一幕写得活灵活现。

“顽皮趣味学习期刊”、“幽默趣味学习期刊”的形象一改传统期刊“优秀学生作文选”的面貌，让很多读者耳目一新。在编辑风格上，我们突出了读者的参与，让原生态的小学生生活通过小学生作文来体现，学习于是不再是一种压力和任务，而成为小学生快乐生活的一个部分。

这些探索为后来杂志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3年创刊的《英语大王》秉承了《作文大王》趣味化自主性学习的风格。2005年创刊的《作文大王》小学低年级版和《英语大王》幽默趣味版更加注重抓小读者的心理，把教育类期刊的编辑风格变换到适应小读者的心理需求。“蹲下来和小读者交流”，成为我们期刊编辑牢记的原则。“有些东西成人看是很好的，但是未必适合孩子。孩子的眼光非常独特，我们在设计中要不断和小学生沟通，和他们打成一片。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审美问题尤其是这样的。”《英语大王》设计总监梁丹秋这样说。

《作文大王》初中版2006年第8期刊登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叶至善说叶圣陶先生是不给孩子教作文的。叶老从来不给孩子教授作文入门、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他只要求子女每天要读写书，写点东西，至于写什么无所谓，喜欢什么写什么：花草虫鱼、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听人唱戏、看人相骂……均可收入笔下。纳凉时，叶老端坐在庭院的藤椅上，让孩子把当天写的东西朗读给他听。叶老倾听着孩子的朗读，从不轻易说“写得好”与“写得不好”之类的话，比较多的是“我懂了”和“我不懂”。如若叶老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孩子就要调遣词语或重新组织句子，尽力让父亲听得明白。直至叶老说“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懂了”时再继续读下去。

但2001年，我们在《作文大王》的编辑思路上曾有过困惑和游移。叶老在这个故事里体现的作文启蒙方法和我们当时的作文教育观是一致的，《作文大王》也在倡导一种具有亲和力的“平民视角”，取代一般作文期刊表现出的“精英观”。所谓“平民视角”，梁艺认为，每个孩子都是有个性的“这一个”，作文是属于每一个孩子的，《作文大王》也是面对每一个孩子的，只要孩子能够用文字表达自己，我们都应该鼓励，重在引导孩子。我在《出版发行研究杂志》发文讨论《作文大王》的作文观：一般作文期刊是“优秀作文选”，被选上发表作文的孩子则是“优秀”、“精英”，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意识里“文以载道”、“为圣人立言”这些作文观的体现；《作文大王》试图突破这个“精英观”：时代在变化，教育理念也在变化，作文教育应该有更多的“平等意识”。

2001年，《作文大王》创刊期间是编辑对作文教育观、作文期刊办刊宗旨讨论得最多的时期。要有新的期刊面貌，就要打破原有的“优秀作文选”的思路，增加编辑含量，以编辑策划和编辑技术体现我们的作文教育观，让更多的读者参与进来，把作文作为交流的方式，让《作文大王》、“作文大王网”成为交流的平台。这些思路如何落实在编辑工作中，在编辑《作文大王》的时候我们作了大量的尝试。

栏目方面，设计了“小伙伴写真”、“淘气怪味豆”这样的“真人秀”栏目，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小学生通过他们自己的笔、同学的笔写出来，他（她）不一定的“最优秀”的，但他（她）是有个性的。这个栏目引起很多小学生的兴趣，他们纷纷寄来自己课外写的作文。“小记者广角镜”栏目接连刊发了《民工子弟小学采访记》、《月考是帮同学，还是害同学》、《网吧，也有丑恶的一面》等报道，热情关注与小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选题。《作文大王》通讯社的小记者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来自东南亚、美国的小学生，比如《作文大王》新加坡特约记者李凌晨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就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编辑部还接受龙子仲的建议，把刊首语做成“作文的眼睛”，刊发了一系列有趣又有哲理的短文。

《作文大王》形式活泼，内容紧贴学生生活和心理，具有新鲜感的幽默话题、趣味学习、心理疏导等编辑风格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此外，《作文大王》还注重教育理论和杂志编辑工作的衔接。

《作文大王》办刊第一年，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央教科所组织了一批语文教研专家成为杂志的专家编委。在办试刊号过程中，专家编委和编辑部积极调研汉语作文教学的现状和走向，实践中小学生作文教育改革，正式提出了“自由的表达、平等的交流、愉快的抒写”的作文教学理念，推动中小学作文教育改革，反映中小学作文教学最新成果。

《作文大王》编辑部组织了中央教科所和一些省区教科所的语文教学研究专家深入一线调研，把汉语作文教育当作一个与编辑《作文大王》杂志紧密相关的重要基础教育课题来研究，以“中小学作文生活化与作文教学改革的方向”、“作文语言训练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为题，积极探索作文课程改革的新思路。

《作文大王》编辑部由具有写作学、教学论博士硕士学历的编辑组成，在办好期刊的同时，研究中国写作史，深入探讨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普及教育”转型的时期、作文教育的改革趋势，使每一位编辑都成为汉语作文教育的行家里手。有了比较深厚的理论背景，编辑在编刊过程中，就能够做到在内容上既反映教学一线师生的需求，又能够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引领半步”，让读者能够在杂志中看到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生活化作文”的作文观带来了新的作文期刊编辑理念，摈弃了套路化模式化作文，编辑选文引导学生能够在作文中充分展示个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写作手法体现作文的趣味。这样的作文观，让许多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不仅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读者，也得到了教师和家长的关注。

在期刊编辑方面，编辑部研究少儿读者的心理，开设贴近读者生活的栏目，其中一些栏目的主持人将成为读者的明星，例如试刊号的信箱栏目“木木信箱”中的主持人“阿木老叔”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每天给他来信、来电话的读者络绎不绝。在编校质量上，编辑部站在捍卫汉语纯洁性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形成了“编辑—校对—印前质检—成品专家质检”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

有了自己的作文观和对作文教学改革的理解，有了不同于传统作文期刊的办刊模式，在办刊实践中，编辑部编辑就能够与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对话，能够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

2001年以后，编辑部形成了与《作文大王》杂志的联合主办单位国家基础教育最高研究机构中央教科所相关中心的联席研讨机制，每年列出办刊中涉及的重大基础教育问题一同探讨。同时，编辑部编辑和中央教科所的专家学者每年都定期到“老少边山穷”地区做巡回教学报告。尤其是在广西，2001年由杂志社计划组织，中央教科所、北京上海特级教师和《作文大王》编辑组成三个巡回专家指导小组，行程数千里，到十多个市县巡回演讲，宣传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新方向，调研了基层作文教育的现状，为《作文大王》的编辑工作提供教学一线的信息资料。当年，专家巡讲团还到湖南十几个市县巡讲。《作文大王》的编辑在日常编辑工作之外，也深入各地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做作文教学改革的报告，与一线乡村教师探讨作文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时担任杂志社副社长分管发行工作的卢培钊联系了全国各地1000多所中小学成为《作文大王》的教研基地（称为“《作文大王》友好学校”），杂志社和学校共同促进：杂志社因此而获得来自教学一线的信息，培养了大批忠实读者群，与杂志的发行终端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发行量；学校则通过杂志社与教学专家形成良好的关系，能够得到杂志社和各级教研机构的指导，把教学经验升华成学术成果，提高教学教研水平。另外，除在全国建立的上千所“友好学校暨实验基地”，还在全国各地建立教研、组稿、宣传、发行为一体的庞大网络，通过与学校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杂志社为“友好学校”提供赠书，设立《作文大王》年度奖金与助学金，每年免费为“友好学校”的骨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培训。这些举措都在好学校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辐射到其周边地区，为《作文大王》的推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例如，教学水平较高的广西大学附属小学成为《作文大王》杂志的教研基地后，在杂志社的帮助下，把“图画作文”的教学经验整理后出版，“图画作文”的教学课题成为该校作文教学改革的一个特色和国家级研究课题；教学水平相对较低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海原县关桥中学，在率先成为《作文大王》的教研基地后，杂志社赠送数千册书刊，推进当地学校的作文教学改革。同时，《作文大王》也成为这些学校师生最亲密的伙伴。因为不同于一般的作文选，《作文大王》注重内容的情感性、编辑与读者的互动性，针对中小学生心理特征的趣味性和时尚性，《作文大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面貌，在汉语作文期刊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2001年，移民美国的小学生李桃的妈妈通过国内的亲友得到了一本《作文大王》，非常喜欢，就作为孩子的家庭汉语教材使用。两年过去了，李桃的汉语水平得到了提高，对国内同龄人的生活状况、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她还和当地的华裔初中生组建了“《作文大王》美国记者站”，经常在“作文大王网”上和国内同龄人交流。2004年暑假，她和她的妈妈专程从美国来桂林参加杂志社举办的夏令营。2002年教育部组织的赴新加坡“中小学校长考察团”在新加坡一所小学里就见到有100多学生订有《作文大王》，作为华文学习的辅助教材。著名作家、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先生也向香港一些中小学中文教师推荐了《作文大王》。

这些收获让杂志社同人有了把《作文大王》办成立足国内基础教育、兼顾海外华裔中小学生的汉语作文期刊的信心。《作文大王》要发展为既继承中国传统的作文教育模式，又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性，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小学生学习期刊。

《作文大王》创刊发行突破115万，成为2001年“期刊出版传奇”

2001年5月，我和当时担任杂志社副总编辑、分管编辑管理工作的李苑青到新闻出版总署上海培训基地接受培训，在培训会上，一位期刊界的知名人士对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期刊的主编）说：“《作文大王》创刊发行突破115万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当时我们没有申辩。

2001年5月，《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的记者晓嫣就“《作文大王》创刊发行量达到115万”采访了我。后来，在2001年8月号的《出版发行研究》上，我发表了《〈作文大王〉创刊之初百万发行量的成因》

（原名《培育良好的“社办期刊”生态系统》，发表时正值期刊出版界和出版传媒密切关注《作文大王》，《出版发行研究》刊登时改为《〈作文大王〉创刊之初百万发行量的成因》，作为当期特约稿件发表），探讨了社办期刊发展之路，从实践上也为广西社办期刊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研究。

文章探讨了《作文大王》这样一个“社办期刊”策划经营的一个个案，提出在现有的出版环境下培育期刊出版“生态系统”的新观点，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培育现有的出版资源，维护出版环境。文章首先从出版角度论证培育良好的期刊生态环境的外在条件，具体论述广西区新闻出版局的“社刊工程”建设战略，为社刊发展营造了宽松的大环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划和实施“社刊工程”建设。其次，从基础教育层面，文章论述《作文大王》新的作文观、作文教育观和教育类期刊出版模式，阐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基础教育期刊出版理念。此外，文章不但从出版经营的层面探究期刊创办的内在规律，还从提高出版人的内在素质方面和形成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方面探讨了培育良好期刊生态系统的要素。

该文在《出版发行研究》发表后，引起期刊出版界的关注，随后，《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广角》、《中国图书商报》等业内媒体也刊登了对《作文大王》经营思路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刊工程”建设研究探讨的文章。一时，《作文大王》在期刊界和教育界声名鹊起。

那么，这让全国出版人疑惑的115万册创刊发行量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涉及王建周的一个创刊策略：力求在全国造出声势，《作文大王》的创刊要有横空出世的气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同类期刊林立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

早在2000年创办前，杂志社在广西区内就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宣传。《作文大王》的前身《小学生跟我学》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突破过60万的月发行量，有良好的经营基础。2000年前后，由于不能再用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方式进入学校，月发行量狂跌到10万册以下，但是杂志多年积累的读者资源和发行终端还是有的。当时全国的同类期刊绝大多数靠行政推荐发行，因此，它们也面临这样的困惑。王建周社长在2000年决定下大力气直接建构发行网络，让学生教育期刊进入市场竞争，让发行员直接进入各地学校，让出一定的发行利润。工作做得非常细致，直接和学校老师、学生家长打交道，不断沟通，还通过举办由杂志社承担费用的作文教学研讨会、学生家长家庭教育恳谈会等，在全广西铺开。卢培钊提出了品牌建设的期刊经营思路，注重服务和细节，把宣传小标语和赠送的卡通图卡送到各地学校，还和中央教科所联合主办针对学生的全国作文竞赛和针对教师的论文比赛。尚未出刊，“作文大王”的名字已经在各地教师学生中有了影响。到创刊时的2001年1月前期，前面的铺垫工作已经做了6个月，各地创刊号订数累计近50万册。

20世纪90年代，《作文大王》的前身《小学生跟我学》仅在江苏一地一度就有每月10万册以上的邮发量，后来由于同类期刊竞争激烈，区外邮发数字逐步减少。《作文大王》创办前期，在南京全国书市上，杂志社力推《作文大王》，印制样刊20万册，发送到书市现场和南京各学校，可谓声势浩大，书市场馆到处可以见到《作文大王》的卡通形象封面。在全国书市期间，杂志社还利用出版社作者资源，请当年已保送到北大学习的少年作家黄思路到各个学校做写作与生活的报告。这些活动使得在书市期间，出版界到处有人谈《作文大王》的这种轰动效果吸引了大量的民营期刊商寻求合作。同时，杂志社与多个省邮局洽谈，主动寻求合作，在2000年10月以前就有了一定数量的合作协议。杂志社还选择重点地区，在当地电视媒体和地方报作了广告。在此期间，王建周社长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了《作文大王》的出版理念，展示了《作文大王》卡通形象，非常有亲和力地提出了杂志的作文观，取得良好的效果。到2000年11月，经过艰苦的工作，区外的创刊号订数已经突破18万册。

此外，王建周书记还动用了出版社的大量发行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教学辅导图书出版在全国出版界有较大的影响，有强大的教育类图书发行网络。2000年下半年，王建周带领发行人员和编辑几赴广州，和出版社的广州代理商探讨期刊发行的思路，借助广东的发行资源，把《作文大王》发行到广东十多个地区，结果该地区《作文大王》创刊号的发行量达到近50万册。

这样，这115万册的创刊数字就水到渠成了。这个引起出版界关注的115万册创刊发行量经过媒体报道，引起出版界广泛争议，而这些争议无形间又为杂志社带来了各地寻求合作的经营教育期刊的经销商，这些都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作文大王》创刊工作的反思

《作文大王》的创刊工作，现在回顾起来，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期刊作为媒体，整合资源是工作的核心。《作文大王》创办之时，办刊人仔细研究编辑理念，设计新的编辑模式、新的编辑风格，不断探索经营思路，创新性地实施了一系列面向市场的宣传、营销策划，充分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使《作文大王》的知名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提高，成为同类期刊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期刊。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当时杂志社的经营压力较大，人力资源不足，资金不够充足，这些思路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做到细致扎实，有些地方也走了弯路。对于一个教育类期刊的发展来说，这样的探索非常艰难，也非常可贵。现在反思起来，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后工作借鉴的地方。

在编辑工作方面，我和梁艺、李苏澜在2000年、2001年都作了探索。此外，我和当时担任总编室主任的王朝元博士、《作文大王》初中版编辑部主任的赵毅女士都作了很多探讨，和当时《作文大王》编辑部的朱红蕾、覃元娇、唐忠民等编辑也有很多讨论。在《作文大王》的编辑思路方面，当时也有许多争议。《作文大王》编辑部工作在编辑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各个编辑“和而不同”，“突出栏目个性”，慢慢形成了现在的风格。

值得反思的是，编辑的教学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没有深入去抓，一些创刊时考虑到的编辑策划没有能够按照计划落实，而创刊后编辑的巨大的工作量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没有能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例如，当时提出的编辑深入一线听课评课的制度、编辑人员会同发行人员深入一线调研的工作制度等，就是因为编辑部人员不足、编辑工作量大、时间有限而没有坚持下去。

2001年，龙子仲曾经提出过由出版社操作，成立“汉语作文研究所”的思路，把“汉语作文研究所”作为《作文大王》的理论支撑，团结作文教学研究的专家，在出版《作文大王》期刊之外，还可以积累其他出版资源。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路，具体到操作层面就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申报立项时以什么单位为依托等，这些都是非常难操作的实际问题。于是，“汉语作文研究所”没有能够成立。如果能成立这样一个科研机构，或者依托中央教科所，或者依托某一所高校，都可以大大促进作文类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工作。

当时，在读者工作方面，编辑部结合杂志社整体经营思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例如，创刊时，《作文大王》向读者承诺，读者来信“每信必复”。这一举措，也引起期刊出版同行的关注。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期刊经营向读者服务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作文大王》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同行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当时杂志社确实实现了“每信必复”：我们每个版的编辑平均每天给读者复信5封左右，另外还培养了100名长期的“《作文大王》读者辅导员”。这些辅导员都是中文专业研究生或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和教学理论基础，每天可以复信数百封，直接针对读者的作文进行分析批改。这一举措反响热烈。当时，我担任执行主编，也有给读者复信的任务，通过复信，我交了很多小学生朋友，也交了不少家长朋友和教师朋友，他们对《作文大王》的编辑来信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一举措使《作文大王》吸引了大量的“铁杆读者”，《作文大王》也从老师、学生家长的来信中得到了期刊栏目选题的信息，增加了读者互动。2001年，编辑部收到读者来信达日均100封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1000封。我们给读者的回信，信封、信笺都是专门印制的，印有“作文大王”卡通形象和品牌标志。当时，我们还设计了发表作品通知学校和家长的制度，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作文大王》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与同类期刊相比，《作文大王》的读者服务做得更精细。2001年，杂志社仅在“读者复信”方面的投入就在20万元以上。

创刊一年中，编辑部还承担了读者信息库建设的工作。负责信息库建设的黄春兰付出了很多辛劳，录入了50000多位读者的信息。但是这一工作在坚持两年后却基本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工作量大，对编辑发行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后来，经过多次反思，我们认识到学生读者数据库的建设投入的人力、物力大，但效果不明显，往往事倍功半。我们多次在编辑部、杂志社社委会讨论这个问题，到2004年才分析出其中的症结所在。学生的流动性大，数据库的信息变更频繁，而后续的读者俱乐部服务资源有限，这样一来，读者服务跟不上，数据库就形同虚设。2005年后，杂志社逐渐放弃了学生读者数据库建设，转而设计杂志社“教师俱乐部信息库”的建设。教师是教育期刊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教师是教育期刊的作者、读者，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发行推动者。教师服务将是杂志社将来读者服务工作的重心。

在经营方面，《作文大王》起点高，以纵横捭阖的气势整合全国一流的编辑资源和发行资源，策划了当年期刊出版的多个热点，以高水平的编辑策划、深入细致的读者服务、全新的市场化宣传引起广泛关注。这使新创刊的《作文大王》一下子成为当年出版媒体的关注热点，《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中国教育报》、《中国少年报》、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等多次报道了《作文大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期刊界同行重点关注《作文大王》读者服务系统的建设，但是这些广受关注的市场运作投入大、后续工作量大，而当时杂志社资金短缺，人力不足。在大投入的基础上，期刊的市场收益周期长，有些举措效果欠佳。而后来教育期刊发行政策一度紧收，“一费制”导致全国教育期刊经营困难，全国教育期刊发行大滑坡。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教育期刊发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而区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作文大王》广西区内发行量急剧下降，可谓雪上加霜，杂志社2003年一度陷入困境，员工收入下降。2003年左右，广西区内《作文大王》发行量降到10万册上下，广东的创刊发行量更多是建构在民营书商的操作上，原来50万的月发行量也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一再下滑，一度全部沦丧。值得欣慰的是，除了广东、广西，纯走市场的《作文大王》发行量一直向上走，区外市场形式越来越好，证明了《作文大王》创办时期市场化运作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资金和人力的短缺，一些很好的市场推广措施停顿了下来，广西区内市场开发力度不足，全国市场推广后劲不足，这里有教育行政政策方面的因素，也有我们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的局限。2003年后，广西区外发行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资金积累渐多，负债额下降，员工收入上升，杂志社开始走向良性发展。

《作文大王》创刊时的很多思考我们都是超前的，对教育期刊市场化经营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探索。

五年多的时间，《作文大王》走过了许多值得回味的荆棘之路，经过杂志社全体员工的努力，在出版社的领导和支持下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直至今日，《作文大王》通过市场运作，月发行量稳定在50万册以上，以《作文大王》的创刊为标杆，2003年、2006年杂志社分别创办了《英语大王》、《数学大王》两个期刊；2005年《作文大王》增加小学低年级彩色版，《英语大王》版权被销售到台湾地区。至此基本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期刊布局：以一亿一千万小学生为目标读者，以三个“大王”为主干品种，三年内出版九个版，抓小学三个主干课程的辅导期刊，三刊互动，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智力教育并举的思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当拓展，增加品种，在“十一五”期间把杂志社办成小学期刊出版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