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某一天。

北京。

我跟一帮山东大学的校友聚会。学友中，有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在大学工作的，也有同行——在出版社工作的。

不记得是以什么为契机，我们聊起了抗日战争。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我对抗日战争只有几点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二是似乎我从来没有看到国内有比较系统、全面反映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的图书；三是5年以后，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在大学本科学过通史以后，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我所知道的，的确就是如上所言的几点，很肤浅。

当时我就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编辑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呢？

我的同行、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的侯样祥，热烈地响应了我。“这个想法好。我觉得可行。”

于是，编辑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的想法就这样萌生了。

自此，我就跟侯样祥合作，开始了一系列的调研：

国内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专家、学者队伍情况；

国内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权威专家情况；

国内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出版现状；

等等。

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觉得，此事可做，此书可出。

第二步，议定出版有关抗日战争史图书的方式，比如以开放结构的丛书形式出版，列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物、文化、综合等不同“系列”，先把框架搭好，规模大小可随时掌控，出版时间相对灵活，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也给研究学者一个施展的空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则必须初具规模，相对告一段落。

第三步，确定研究学者的领军人物。我们找到了当时学界公认的国内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专家王桧林先生，认真听取了他对出版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意见，并得到了他同意出任主编的承诺。

随后，我们分别在北京、桂林等地召开了出版《抗日战争史》丛书的选题策划会，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在北京召开的听取意见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来自学界第一线的声音：学术必须与出版相结合，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种策划好选题再寻找专家、学者，出版这一领域里最好、最权威的研究著作，要做就做得最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做法。学者们都谈到，国内的研究人员集多年辛勤之力，研究出许多成果，但很难跟广大读者见面，原因就在于跟出版单位的沟通有困难，个人一家一家地去出版社找，就一本一本著作谈，劳心又劳力，出版社在没有整体思路、通盘策划的情况下，也很难判断书稿质量并接受出版。而现在是由出版社牵头，策划好选题框架，请专家学者往框架里装最好的研究成果，出版社保证经费、保证出版质量，解除了学者的后顾之忧，从而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图书的学术及出版质量。

看来，在策划《抗日战争史》丛书出版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对了学术与出版相结合的路子呢。同时，也就是在众多专家、学者的鼓励下，我们才慢慢清晰了“占领制高点”、“要做就做得最好”的思路，并且坚定了我们出好这套丛书的信心。

策划《抗日战争史》丛书时，我到出版社工作才一年多，是个新手。但是当我提出这个选题设想时，党玉敏老师和其他社领导都非常支持，将此选题列入社里的重点选题以及长期选题规划，并且放手让我去开展工作。党老师对每一个步骤都非常关心，亲自指导我的工作，并且参加选题策划会，提出指导意见。

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设计封面阶段，因为是品种很多的大套丛书，又是社里的重点选题，我们在北京找了当时非常有名气的出版界设计专家做封面设计方案。自然，价格也不低：3000元/套。在当时，这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啊。我跟党老师汇报了这个情况，党老师一听就摇头了：不行不行，怎么这么贵！我就把为什么是这个价格的原因亟亟道来：五个系列，几十种书，都采用设计专家的总体设计方案，只是具体换字换色彩就行了。平均到每一本书，价格并不贵。记得在中华路出版社办公楼那窄窄的楼梯上，我跟党老师从四楼讲到一楼，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最后，我终于说服党老师同意了这个设计方案和价格。

很快，这套书就被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杨得志将军为这套丛书作序。

从1990年开始策划到1993年我调动工作时，《抗日战争史》丛书已经出版了10种，另外10种也已经陆续交稿。工作是不能半途而废的。怎么办？我跟社领导和校领导商议后，推荐了当时任广西师大历史系副主任的历史学教授何林夏来接替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我坚持认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文史图书出版有很好的基础，有广阔的前景，而当时我调走以后，社里就没有一个史学专业的编辑了，所以一定要专业对口的专家坚持做下去。后来，学校领导和社领导果然把何林夏调到了出版社，并且让他立即接手继续做《抗日战争史》丛书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那时我在南宁，我跟何林夏为了这套书经常电话联系，令我感动的是，我在晚上打电话找何林夏，不用打别的电话，只要打出版社二楼走廊电话（那时社里只是每层楼走廊有电话），准是何林夏接电话，从无例外——晚上也是他的上班时间。

199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史》丛书20种参评国家图书奖，获得了当年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十几年以后再来追记当时的策划，好多事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两条是忘不掉的，一是出版社党老师等领导对选题始终如一的支持，一是我的继任何林夏以比我更大的热情、更强的能力操作此事，使这套书能够善始善终，这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现在来总结当时的策划思路，比起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大手笔策划，那可真是有点儿“小巫见大巫”了。硬要“班门弄斧”的话，聊以充数的几条是：

选题策划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当时我们清楚地看到，5年以后的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在此之前对抗战史的研究一定会渐渐升温，而当时国内还找不到一套全面系统研究抗日战争的图书，抓住此契机，我们从5年前就开始操作，到了1995年，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结果。

要做就做到最好，占领制高点，努力把这一领域的图书做到最顶尖，别人再做也做不过我们。从表面看这样做好像投资很大，费用很高，其实你拿到了最好的稿子，书做到最好，在市场上的表现上佳，你的投资是可以回来的，不会亏本，而且你得到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双效都能保证，那何乐而不为呢？（这里我岔开讲一点我在后来做书过程中慢慢悟出的一些道理：其实我们做书不一定要追求最大印数，而是要努力做到印数精准。印数精准了，市场上不积压，社里无库存或库存不大，书款回得来，印数不大的书也能赚钱。）回想当时《抗日战争史》丛书开印时，我记得是每种印了7000册，现在看来，其实印数不必强求统一，有的品种可以不印这么多，5000册甚至3000册都可以，有的则再多印一些也能走完。做书其实真的是遗憾的艺术，这点我现在是深有感触了。

还有一点就是出版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抗日战争这一场近代史上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壮举，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我们出版人怎么去宣传都是不过分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应该在国际上好好宣传，我们自己不说，别人谁又会去帮你宣传呢？更何况还有不愿承认自己罪行的军国主义势力的存在，他们最希望年轻人都忘掉这段历史，浑浑噩噩过日子！

记得我们在征求专家学者关于出版《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意见时，著名近代史专家钟文典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曾带过日本的留学生，就有日本留学生问过他关于当年中日的那场战争。日本学生说，你们怎么不出一些讲中日战争的书呢？我们日本国内是没有这种书的，你们再不出，我们怎么能知道当时的事情呢？

钟先生讲的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是啊，日本自己不会去讲这场他们打败了的战争，我们自己再不讲，年轻人怎么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自己也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在跟一个年轻人聊到我正在策划出版《抗日战争史》丛书时，那个年轻人竟然说，“南京大屠杀”中那些中国人死得活该，谁叫他们不反抗。这话真是气得我七窍生烟！

在策划《抗日战争史》丛书中遇到的种种，都令我深切地感到，出好《抗日战争史》丛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战争，我们出版人真的是责无旁贷。

至于我们这套丛书怎样从事实出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对广大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出作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阐述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日战争，而且对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也作了叙述；对当时的社会上层、广大基层民众的抗日活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等作全面的论述；等等，在丛书的“总序”以及“编辑说明”中，都有明确的阐述。

现在再来总结十几年前的选题策划，还真的感觉到太“小儿科”了。我想，值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出版工作中创出更好、更多的图书品牌，这才是我们给“母社”最好的贺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