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吾乡，但不是故乡。因为一个“故”字已经告诉我们，家乡已经成为过往。

不论是我乡还是他乡，离别后似乎都可以称为“故乡”。旧时的地方志里通常设有“寓贤传”，记载那些寓居本乡的贤达，但这些贤达的子女，则通常被归入“乡贤传”，他乡成为我乡，古人要用一代人的时间，今人则通常只需要一个心动的瞬间。

我一向觉着自己的感情很淡，淡到竟似乎没有乡愁，高中毕业后在北方求学7年，然后回到故乡工作。7年里，除了家人和米粉外，想念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

北方的空气干燥，尤其到了冬天，暖气保护下的室内，空气湿度的数值往往令人遗憾。这样的日子里，我偶尔会失眠，耳机里达达的《南方》唱到“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时，我会想起故乡的雨。

米粉是唯一让我时时想起故乡的食物，周树人先生说故乡的食物“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流传”。周先生的话大抵是不错的，不过米粉是例外。这大概是我一生也不厌的小食。

与故乡不同，我对北京的乡思，似乎更甚家乡。今年春节在关外度过，回程时在北京转车，上个月我的老师六十寿诞，也曾专程请假回京贺寿。一月之内两次回到北京，反而模糊了我心里的北京形象。

北京也无非是这样。长安大戏院十点左右已经散戏，三里屯德云社的攒底大轴还未登场，而剧场隔壁夜店的演出已经绚烂开场。四九城的夜幕下，总少不了成群结队的俊男靓女。这时的我则刚刚坐上地铁6号线，心里还在回味着方才的《苏三起解》。后来，我知道了梅兰芳大剧院、国家大剧院、海淀剧院，京戏外，开始听音乐会、看开心麻花。不变的却是深夜十点的地铁6号线。

从花园桥站的西南口出来，不一会儿就能走到学校正门，我的住处虽离正门不远，但那里长年围住盖楼，行人不便，因此我习惯绕道侧门。从西南口到侧门需要走一段大约800米的沿街道路，白天车声鼎沸，夜晚则颇为安静，我最喜欢在十点半的人行道上哼着刚刚听到的新戏，这种自我满足的愉悦心情，是那时的我颇难得到的。

从侧门到宿舍，还要走一段数百米的小路，路的右手边有教师公寓、校医院、打印店，以及小食店。写到这里，一滴口水滴在了键盘上，我知道我又在想煎饼果子了。据说天津的煎饼果子最好吃，可惜我无缘得见，我的胃的记忆，只是宿舍旁小食店里4.5元一套的煎饼果子。关于煎饼的记忆，大体是美好的，但也并非没有意外。我不吃香菜，而煎饼师傅的手却很快，有时没等我说出“不要香菜”，他已经抓了一把香菜洒在了鏊子上，鏊子冒着香气，我的心情却难以平息。回到宿舍，我只能铺好桌面，把煎饼摊开，将香菜一一取出，再小心翼翼地叠回原状。一顿折腾过后，我的心情早已随着煎饼的香气消散殆尽了。

在学校里，我和同门江南君最常结伴，不论是去人大听包老师上课，还是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但我们的“私交”确是极少的。我最爱国家图书馆，但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不曾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现下是再也求不到这样的好环境了。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PM2.5指数开始深深影响人们的生活，“雾霾”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之后，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戴起了口罩。我是那种近视镜长年不能离眼的人，戴上口罩后，眼睛表面会随着呼吸规律性地被雾气占领，因此我不爱戴口罩。

上个月回北京时，发现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戴口罩的人也少了。在北京工作的高中同桌老岳告诉我，这里已经很久没有雾霾天了。

毕业后，江南君去了美国，舍友光正兄回到了宁波。匆匆一别，竟几成永久。去年底回京培训，在国家图书馆站转乘，我站在马路对面拍了照片发给女票，告诉她这里是我念兹在兹的地方，可惜终究只是过客。

继续读博的同门何强带我逛了新建成的校园，宿舍旁的煎饼摊不见了，连打印店也销声匿迹。据说这些是“蓝天计划”和“天际线行动”的成果。天蓝了，心里的滋味没了。

毕业后四次回到北京，只抽空听过一次京戏，记得好像是《龙凤呈祥》，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北京也无非是这样。天是蓝的，云是白的，空气是干燥的。海淀的晴空下，有平凡人们的青春与梦想，和我的乡思。

此刻我正趟在北京西开往家乡的列车上，隔壁铺上的孩子吵闹了一路，我的乡思因此时断时续，该是收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