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尔德生于1944年二战时期的德国，199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眩晕》，之后是《移民》（1992）《土星之环》（1995）和《奥斯特利茨》（2001）。随着英译本推出，他很快受到重视，被詹姆斯·伍德、苏珊·桑塔格等人推崇，不过就在《奥斯特利茨》出版的同一年，塞巴尔德因车祸去世，留下一片惊讶和叹息。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塞巴尔德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回答可以有无数种，最谨慎的一种猜想是，他会为我们带来更多记忆。就像他的小说所明示的，塞巴尔德痴迷于历史，以及历史的消逝。过往的人、事件和建筑物（空间），都无法不在时间的缓慢侵蚀中消失或接近消失，人们于是适时地开始了遗忘，以便更好地生活，塞巴尔德的父亲曾在纳粹军队服役，面对提问时他就总对塞巴尔德说“我不记得了”，而这似乎反倒成为塞巴尔德纠缠过往、并试图寻回过往之记忆的动力，对他来说：“记忆，即便你压抑它，它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并塑造你的生命。没有记忆，不会有任何写作。”
为了寻回记忆，塞巴尔德往往会在他的小说中安排一个与他本人相似度很高的叙述者，幽灵般在废墟似的世界中四处游荡，同时为我们讲述或转述一个个关于失落的故事，其实，这里的“失落”只是“毁灭”的委婉说法。事实上，阅读塞巴尔德是相当压抑的过程，像在深不见底的池塘中一寸一寸下沉，耳边回响着他挽歌式的忧郁语调，很容易让人迷失其中。
塞巴尔德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小说、回忆录、札记、游记和影像等结合，组成奇特的文本，也因此要求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方式。而在上述这种结合的背后，是塞巴尔德作品真正的特质，虚构与真实的悖论式组合：在宏大真实历史事件中虚构一处处小细节，用具有高度现场感的照片对应本是虚构的情节，有时甚至根本不去对应。另一个悖论式的组合是沉默与言说。当书中人物不停言说（回忆）时，你总觉得，他们因为害怕受伤或记忆失效，没有说出有可能说出的很多话。也正是在两种悖论中，塞巴尔德将真实引向虚构，构建起虚构的真实，“一种新的真实”，在其中，时间、空间，最重要的是那些死去的人，得以复活。
塞巴尔德说记忆塑造生者的生命，通过他回望式的写作，记忆也挽回着那些死者的生命。生者与死者彼此塑造，彼此拯救。
《W·G·塞巴尔德：用记忆塑造生命》专题封面。
来源 | 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
撰文｜闵志荣
《眩晕》以二战为背景揭示了父辈之间、父子之间重重矛盾；《移民》中的四个超长短篇小说都是关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原居住地和异国他乡的悲惨遭遇；《土星之环》记录了叙述者在英格兰东海岸的徒步旅行中感悟到的生存与记忆、变化与遗忘；《奥斯特利茨》借助一名犹太男孩探寻自我身世的经历，还原了一段悲恸的个人史、家族史和欧洲大陆的黑暗史。
对于这些作品，有人着眼于贯穿其中的古迹、遗址、历史、典故，有人感受到充盈其间的衰败、悲惨、残暴、毁灭基调，有人认为文体糅杂，有人觉得语言特别……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塞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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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之上是学者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1944年生于德国，1970年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2001年因车祸去世。作品风格独特，被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级别的作家。代表作有《奥斯特利茨》《移民》《土星之环》《眩晕》等。
提起温弗里德·乔治·塞巴尔德（Winfried Georg Sebald），在中国恐怕并不太知名；但在欧美，他获得了柏林文学奖等诸多重要奖项，并有“当代乔伊斯”的美称，被视为“能够写出无法被写出的东西”的“英文世界为数不多的文学大师”。
塞巴尔德1944年出生于德国拜仁州。他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曾在纳粹军队服役，是德国战后“沉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家庭因素和成长时代使得“二战”这一主题成为塞巴尔德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他日后的经历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3年，塞巴尔德进入德国弗莱堡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和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他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且由于对犹太思想家的兴趣，他在师生中间特立独行。1965年，塞巴尔德转入瑞士弗里堡大学，1966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6年，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外语助教，期间将有关卡尔·施坦恩海姆的学士论文扩展为硕士论文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塞巴尔德的学士和硕士论文以及后来有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博士论文都涉及了“德国籍犹太作家的（失败的）民族同化”这一敏感问题，在日耳曼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由此他也被贴上了“激进青年”的标签。
1970年，塞巴尔德获得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现代语言和欧洲历史学院的讲师职位，该学院的管理开明、氛围宽松、思想自由，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东英吉利大学的《欧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思想激进、进攻性强的学术文章来抨击当时颇有名望的日耳曼学者。
因主题过于激进而找不到出版商，他放弃了“犹太民族同化历史反思”这一研究项目。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塞巴尔德曾主持过“记忆的重构”这一研究项目，对德国的战后文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对“47社”中诸如海因里希·伯尔、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等代表性成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也对“盟军轰炸德国”等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同于普遍意识形态话语的审视，因此毫无疑问，这一研究项目同样被迫中止了。
尽管学术观点非同主流，塞巴尔德还是在1988年被东英吉利大学评聘为欧洲文学教授。他也继续通过发表学术文章、开设专业课程、参与学术辩论等形式批判日耳曼学领域的通行观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从伦理道德层面揭露了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作为机会主义者和拼凑创作者的本质，这是对排斥他的日耳曼学界所作的最成功的反击；又如掀起政治记忆层面的大讨论，从而使得“盟军轰炸德国”这一二战中的“恐怖行动”的话语发生了明显改变。
正是因为塞巴尔德在学术生涯中展现出了过于犀利的思想和过于无情的批判，与相关领域内不同程度地掌握话语权的同行意见相左、关系不睦，因此他的学术写作活动常常面临着出版或者发表的困难，学术研究项目常常被迫中断、有始无终。所以，塞巴尔德（被迫）改变表达自己思想的办法，将纯粹论战性的学术写作融入到文学性写作中去，将直白的学术语言乔装为具有思辨性的文学/哲学性语言，弱化自己作为学术批判者的身份，软化鲜明客观的学术批判立场，退出高调辩论的舞台，进入低调写作的秘境，从而找到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初衷。
也正是因为这种秘而不宣的创作方式，虽然塞巴尔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开始陆续出版文学著作，也收获了若干文学奖项，但是直到1996年《移民》的英文版面世，他的英国同事才大范围发现他的学者身份背后还贴着一个“重要作家”的标签，或者说：居于作家身份之上的首先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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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的自然史”
塞巴尔德《毁灭的自然史》英文版封面，在这本书中，塞巴尔德指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造成60万平民死亡。大人物犯下罪恶的后果，往往让普通人去承担。
塞巴尔德的成长环境和生平经历使得“二战”成为他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因此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犹太人被驱赶而背井离乡的悲惨场景和情节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由纳粹一手制造的暴行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梦魇，给人类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具有“战后父子关系”自我指涉性质的《眩晕》，包含“犹太人颠沛流离”隐喻的《移民》，让人联想起“拿破仑奥斯特利茨战役”和“奥斯维辛”的《奥斯特利茨》，都是描写和反思这类主题的作品。维护“二战”这一历史文化记忆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塞巴尔德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良知所在。
将“人类亲手制造了二战这一暴行并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的逻辑内涵扩展到人类其他所有自我毁灭的行径上，是塞巴尔德在反思“人类是自己的掘墓者”这一命题时形成的批判性思维投射在人类其他破坏性活动上的结果。如在《土星之环》以及其他叙事作品中：面对捕鱼、猎杀等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灭绝，面对人类的贪婪给自然带来的巨变，他认为鲱鱼、飞蛾等动物是人类在这个自然中的命运伙伴，认为残暴对待动物是人类相互伤害的先奏；面对殖民者给殖民地及当地民众带来的悲剧，他认为人类的毁灭本质是导致相互残害的根本原因；面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址，他在思古幽情中夹杂着虚无主义的忧伤；面对人类工业生产带制造出来的产品（垃圾），他认为技术本质上会导致人类走向毁灭，对工业社会流露出了一种无法战胜的绝望。
这一切很可能是他在批判审视二战这段历史时产生的思维惯性使然，他将具有毁灭性的大屠杀提升为普遍性的人类行为，发出了“人类的存在不是积累，而是损失”的喟叹。
因此，后人在研究塞巴尔德的作品时虽然归纳出了各种不同的研究主题，比如战争和反思、忧郁、游记文学、集体记忆、大屠杀等，但是所有这些关键词从本质来看都可以汇集到“毁灭的自然史”这个具有人类学维度的总领性内涵之下，作为诸如“自然和人类”“世界现象和形而上学”这类经典文学批判的具体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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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语言表达方式”
塞巴尔德住所。
塞巴尔德作品中的语言表达方式特立独行，不同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作家，自有其独特的吸引力。他的语言风格从成因来看，与他作为积极履行批判职责的学者和用笔思考的作家这一双重身份有关，与他德国裔英国籍的“移民”身份有关，也与他早中期经历过战后反思时代和后期经历过现代化繁荣社会的人生履历有关。
在塞巴尔德的作品中，各种语言和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共存，构成了他的第一大语言特色。
学术语言和诗性语言共存。塞巴尔德的作品被视为一种非典型体裁构成的混合文体，文类体裁边界的模糊使得语言表达超出了读者的习惯性预期，批判性、思辨性的学术论文风格和诗性气质浓郁的文学语言并存而无违和感。作品中，塞巴尔德似乎在假借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叙述，然而人们又不能确认两者具有完全的对应统一关系。这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奇妙效果使得叙述内容对于读者而言具有一种极强的亲和力和极高的可信度。
德语普通话和方言共存。塞巴尔德出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交界的阿尔高地区，与他关系亲密的爷爷来自拜仁州的弗兰肯地区，而他在德国只待到二十岁出头就去了英国。所以，虽然他的作品语言大体上是用德语普通话，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地域色彩浓重的语言表达，它们显然受到了阿尔高地区方言、奥地利俗语以及爷爷的弗兰肯方言的影响。一方面，虽然这些方言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归结为人生经历对塞巴尔德的影响，看似是他的无意识使用；但是另一方面，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这种保留和使用也可以被视为移民族群努力保留自身语言的隐喻，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有意为之。
老旧表达和现代语汇共存。塞巴尔德在作品中经常模仿他所尊崇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的作家，如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纳博科夫、本雅明、托马斯·伯恩哈德等。因此他在作品中通过引用、模仿、戏拟这些作家的语言表达，来向他们表示敬意，或者试图借由他们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表达目的。这些不同于现代德语的表达出现在文中，好比行程中出现了绊脚石，迟滞了阅读节奏，延缓了阅读速度，使得读者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去阅读原文，细致品味字里行间的意味。
德语和外语共存。塞巴尔德三分之二的人生是在英国度过的，因此，英语等其他外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对他的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旅居国外多年之后，作为母语的德语已经有了一种疏离和陌生的感觉。文中间或出现的外语词汇以及外文引用或长或短，打破了德语叙述的节奏，也为文章带来了异域风情。这不仅是他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明证，也是他的作品获得国际性认可的原因之一。
频繁使用长句是塞巴尔德语言表达的第二大特点。
这是塞巴尔德的语言风格让人爱恨交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作品的显著特点就是由框架结构搭建起来的长句特别多，多重意思用不同类型的从句一环套一环地、逻辑上丝丝入扣地挤到一个可能长达好几行甚至半页的句子里面。这种叠床架屋的句型结构即便对于德语母语者而言也是一种累赘和折磨：想要读懂原文，必须反复阅读冗长繁琐的原文，捋顺字面意思，把握内涵关联。尤其在对细节进行描述的时候，塞巴尔德习惯使用这种繁琐、晦涩的行文技巧，它使叙述内容失速，使读者在阅读时遇到棘手的语言理解障碍，意义不能一目了然。这产生了一种疏离和陌生化的效果，能够有效引发读者的多次审视和反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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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早已被历史洪流卷走”
塞巴尔德摄影集《shadows of reality》封面。
插图是塞巴尔德各类作品中非常醒目的元素。虽然文字中间穿插图片的方式不是塞巴尔德的首创，比如司汤达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尔的生平》有两百多幅粗略的绘画草图，罗兰·巴特论述摄影的文集《明室》里面也穿插着与原照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并配有文字解说，两者都对塞巴尔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他吸收了这种图文相间的创作风格并对其进行加工，在阿比·瓦尔堡的图像学理论、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等理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己的插图特点：
整篇作品中随处散落着插图；
插图可能是照片、绘画、图案、明信片等不同的形式；
图片周围没有解说词，文本和照片之间不一定存在确切的对应关系；
颜色只有黑白二色，没有其他色彩；
图片画质清晰度不高，有些甚至异常模糊。
图片与文字的结合使得作品具有一种记录档案的维度，塞巴尔德借助图片的无时间性来实现他最基本的愿望：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修复，解救已经流逝和正在流逝的时间，表达他对失去的历史和生命、衰败的自然和城市的哀悼之情。图片不时散落在文字当中，与语言层面运用不同寻常的词汇学和句法学手段一样，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达到阻滞阅读节奏、迟滞思维运动、引起读者思考的作用。
图片周围没有相应的文字说明，甚至图片与所处的段落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它们被消解了说明解释的作用和指示引导的功能，读者因此无法确切知晓照片与文本之间的确定关系，巨大的想象空间因此随之产生，读者得以在困惑中思考图片与所处文字段落的“真正”意义。
黑白的色彩使得图片像是出土文物一般带着悠远的永恒气质，模糊的画质令人难以分辨清楚图片，读者有如身处一个漂浮的岛屿，不知语言的洋流要将自己带向何方。图像的不清晰性和语言的不可言说性共同发挥作用，既使被尘封的历史记忆得以重现，但同时隐喻了历史的被塑造性和不确定性，与塞巴尔德小说“如何看待历史”的深层主题暗自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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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作家都瓦解或建立了某种文体”
塞巴尔德的书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塞巴尔德的老东家东英吉利大学迎来了结构性调整。他所在的院系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英国和美国研究学院”，“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成为他的教学任务之一。这门课的意义在于：东英吉利大学由此成为全英国第一个按照美国模式开设此课程的高校。尽管作为德语母语者的塞巴尔德认为英文写作不是他的强项，而且认为写作是一种天赋依赖性大于后天训练的活动，但是在他的教授下，日后涌现出了一批成功的文学新星。
虽然在他的祖国德国，塞巴尔德及其作品获得广泛关注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但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他却早就开始收获声名。一系列文学评论家和媒体机构对他的经典化过程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初读塞巴尔德时，就用本雅明评价普鲁斯特的名言“一个伟大的作家都瓦解或建立了某种文体”来赞扬他的创造性；他在《纽约客》上为《土星之环》和《奥斯特利茨》的英译本撰写过书评；二十多年来，伍德为《纽约客》撰写的近百篇新书评论中，有数十篇都以塞巴尔德的作品作为参照对象。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泰晤士文学副刊》上发文讨论过“在当代文学大师是否存在”的问题，她认为“就英文世界来说，尚有几人存在，其中之一就是W.G.塞巴尔德”。犹太裔女作家辛西娅·奥奇克曾在美国《当代小说评论》杂志中高度评价了塞巴尔德的作品。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约翰·班维尔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也在其他不同平台和场合肯定了塞巴尔德。即便德国有学者对其作品发表过反面评论，比如因犀利无情的评论而被称为“文学沙皇”的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用“日耳曼学者的散文”（Germanistenprosa）来形容他的作品，不认同其作品中诸如插图、虚构和评论的混杂书写等创造性元素，认为它们给作品带来了文体不典型性的缺陷，不是日耳曼语言文学。然而，这种正面赞扬之外的反面批评不正是其作品获得广泛关注的证据吗？
正是因为出版界、批评界的这些推动，塞巴尔德的作品获得了诸多重要文学奖项，如柏林文学奖（1994）、海因里希·伯尔奖（1997）、海涅文学奖（2000）、不来梅文学奖（2002）、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2002）等奖项。
如今，塞巴尔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英美法和德国都已经形成了针对塞巴尔德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相关著述非常丰富。在当代的英文写作中，“塞巴尔德式风格”对许多后辈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泰居·科尔的处女作《不设防的城市》中，孤身一人的观察者在纽约和布鲁塞尔漫游，被城市历史的沉积物吸引。……孟加拉裔英国作家齐亚·哈德·拉赫曼则索性在处女作长篇的题词中直接援引《奥斯特利茨》，力图在开篇就指明书写、记忆与真相三者的永不相容。……有人认为法国学者作家劳伦·比奈（ Laurent Binets）的《HHhH》（2010）也是一部深受塞巴尔德影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这些后起之秀在作品中对塞巴尔德进行模仿、戏拟或修正，塞巴尔德的混合写作风格得以延续其生命。
也许是学术工作过于辛劳，加上文学成就也使人耗费心力，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塞巴尔德的健康状况逐渐变差。2001年12月14日，在英国诺里奇附近，塞巴尔德在驾车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驾驶的汽车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年仅57岁的他与世长辞。变故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在最美好的时候戛然而止。
塞巴尔德身后虽然没有留下太多作品，但是其作品丰富的内涵使得研究者趋之若鹜。他身前没有获得万众瞩目，身后却在获得欧美学界的广泛推崇之后又令中国研究者青睐有加。
塞巴尔德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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