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近日在桂林举行。三十多所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保护与传承迎来新机遇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国内的古籍家底已经基本摸清，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向深度、广度拓展。中国古籍整理取得的重要成绩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对古籍整理工作有了全新认识，接下来要争取将古籍整理纳入国家总体规划。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认为，传统文化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把握历史机遇，推动古籍保护和传承，是我们的重要使命。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古籍收藏、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完整体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完整保护与传承迎来新的机遇。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完整再现古籍影像，而且可以实现古籍数据库化，进行知识挖掘和知识关联。涵盖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和书籍史等领域的古籍保护学科正在建立并拓展，整个文献学领域正在结合新技术、新功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经过多年的人才培养，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在全国涌现。

推动海外流散古籍整理回归

近年来，中国古籍出版领域颇为重视海外流散古籍的整理出版。但目前流散在海外的古籍数量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估算，目前海外收藏中文古籍约300万册，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版本。张志清表示，宋代《大藏经》在国家图书馆仅有完整的一部，但是在日本却有好几部。海外所藏北宋版古籍的数量超过了国内。整理研究海外古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有着重大意义。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从事和刻本汉籍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和刻本汉籍除了中国典籍的和刻本和日本对中国典籍的注释、评论，还包括日本文人或学者用汉字写成的汉籍。这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材料和学术增长点。中国古代文学对东亚地区汉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议题。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欣平看来，海外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和出版工作具有传承学术、保护典籍、惠及社会的功能。推动珍稀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和出版工作，能够让部分海外典籍文献以数字形式回归，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出力。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在发言中细述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稀中文古籍善本的馆藏渊源。他表示，近年来图书馆将古籍数字化并公开，让更多读者能看到、用到善本古籍。希望海外图书馆能继续与中国国内学者及出版社展开更多形式、更深层面的合作，合力推动流散海外的中文古籍文献回流、回归中国，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合理运用智慧数据系统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建设古籍数据库系统，成为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认为，建立智慧数据系统是大数据时代古籍整理的方向之一。古籍数字产品从电子文本到数据库，具有了计量统计、定位查询、可视化呈现、数据关联等功能。通过引入技术手段，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附加值得到大大提高。我们还要进一步将古籍数据结构化。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如何把它们变成智慧数据，需要进行大量的结构化数据建设，比如建设集文字、图片、视频等于一体的智慧数据库。这也是今后古籍整理的一个方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认为，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重要的文献资料可以推动原有研究得到深化与提升。海外古籍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方式。整理海外馆藏中文古籍，对于提升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有着重大意义和价值。要总结馆藏机构、学者团队以及出版单位共同协作的经验，集合多方资源开展海外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积极探索与海外图书馆合作的模式。同时，推动立体出版、纸质出版、数字出版齐头并进。要提早规划，确定古籍数据库未来的建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