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服饰反映了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除了地域上的差别，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蚂蚁之国》曾讲述过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故事：封面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穿着中山装和军装的中国人，几乎看不出男女，这是西方人对当时中国的印象。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大概也只有灰、黑、蓝和军绿这4种颜色的衣服。除了御寒蔽体，“四色”服饰还是身份、阶级、地位的象征。“一袭衣衫，暗含了很多东西。”新华社记者赤桦一语道出衣衫里的“文化”。在她的新著《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服饰的另一面”。

　　从长袍马褂到中西合璧，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衣服总是大有讲究。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民众的服装风俗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起义时汉口人多穿洋式衣服，现已仍旧，因其逼窄拘束，有碍身体自然之发育故也。”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中山装”流行起来。通过服装，公务人员、青年学生乃至普通民众被一步步纳入三民主义等思想规划的体系之中。

　　除了“中山装”，“西装”也是民国中上层人士的“标配”。无论是政要、知识分子，还是“上班族”，大都必备西装“三件套”（西服、西裤、马甲）。除了戴领结、打领带，有时还会在上衣口袋里装饰个口袋巾。民国的女性，则多是“旗袍控”。

　　在《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中，赤桦饶有风趣地论述了民国的男装女装。如其所言，无数次查阅民国衣衫的书籍资料，翻看在民国大街后巷闪现的衣衫影像，见过了这样的一些男人：衣着讲究得很，却面容谦逊；见过了这样一些名媛：穿旗袍撑阳伞，矜持着，却又不傲慢。一些时髦女子，一身洋装，摩登得不行，却不轻佻……

　　英国学者珍妮弗·克雷克（Jennifer Craik）在《时装的面貌》中指出，“服装是构建人自身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身体技术。服饰是认同或反对群体的宣言书。人们通过穿衣配饰这一装饰身体的行为达到自我认同，并且与其他群体相区分；并且人的穿着打扮受特定的服饰规范限制，一旦有人不遵守其群体的服饰规范，他就会受到惩罚。”

　　我国素有“华夷之辨”“衣冠之治”的传统。在教化所及之内，它规定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的服饰，他们各自不同的服饰也是区分其尊卑上下的等级身份的标志，并借此以规范社会秩序、强化礼教约束。回望民国时期的男女衣衫，“各行各业，各就各位，行止不失范，穿衣不越界，拿捏到位，特征了然。”诚如美学大师许觉民先生所言，服饰是反映人类社会审美情趣变迁的重要基因图谱，是时代文化的体现和审美情趣的反映。

　　在《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中，赤桦把近现代中国服饰演变的历程大致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段，并依次选取各个时段有代表性的服饰，配以生动的图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中国服饰近百年的演变及其与历史潮流的联动关系，并用符号学的方法解说服装样式细节变动所内含的意义。在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高。在服饰的选择上，“个性化”成为新时尚。巴黎时装、米兰服饰，举凡“时尚”所代表的国际品牌、生活方式和着装风格都被我们所接受，旗袍、“混搭”引领着时代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