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个阳明学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士，包括梁启超、张君劢、章太炎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还将之返销中国。
　　发源于中国的阳明学和日本阳明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日本阳明学是否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一书，探析了阳明学在日本的一个流变，以及其与中国阳明学说的真实关系。
　　“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人借用400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在日本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复杂，学术虚构颇多。这个运动和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在名称上有着类似性，但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盛，也简称“阳明学”，但是其和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为什么是日语词“阳明学”

　　“阳明”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的号。因王守仁筑室阳明洞讲学而名声大噪，自号“阳明先生”或“阳明山人”，世人称他的学说“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等。《明史·王守仁传》云：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这一段应该是“阳明学”一词的原始出处，仍是“阳明之学”的意思。在《明儒学案》里，王阳明本人的学术被称为“姚江之学”（卷十《姚江学案》），弟子们被称为“王门之学”（卷十一以后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等），可见“阳明学”这一称谓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名称，“阳明学”是个典型的“和制汉语”，出现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对王阳明一派的学问，也沿袭中国的学问传统，称“姚江”或“王学”。根据所查到的资料，最早在日本使用“阳明学”一词的，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吉田松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甚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
　　这一段文章，在学派承传上称王阳明、李贽、大盐平八郎为“阳明派”，称他们的学问为“阳明学”，和中国明代所说的“阳明之学”、“阳明之说”同义。不过，这只是一次偶然现象，和明治以后“阳明学”一词的流行没有直接联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现了一场由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陆羯南等当时一些鼓吹日本主义的媒体人发动的，批判明治政府以“鹿鸣馆”为表象的全盘西化政策的社会运动。由于他们自称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是创造日本“国民道德”，于是为之取了一个类似于学术流派的名称——“阳明学”，为此还先后创刊了几本名叫《阳明学》的大众杂志，作为“阳明学”运动的主要阵地。
　　1896年7月5日，吉本襄在东京创办了大众通俗杂志《阳明学》。这本杂志号称半月刊，每月5号和20号出版，但有时也不准时。《阳明学》设阳明学、论坛、讲筵、文林、史传等栏目，发表一些社论和关于王阳明事迹与学理的文章。1899年5月20日，《阳明学》杂志刊出最后一期。
　　1906年3月，东敬治（1860—1935，名正堂，江户时代著名学者东泽泻之子）创办了一本《王学杂志》，号称要继承《阳明学》杂志的精神，发行主体为经常鼓吹阳明学的明善学社。此后，日本国内还陆续出过几本“阳明学”杂志。
　　1896年，第一本《阳明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一个日语词“阳明学”，而不是以《明史·王守仁传》中的那个“阳明学”，为“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呢？
　　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明史·王守仁传》使用的“阳明学”，还是明代人所谓“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近代化进程甫始，日本学者将欧洲近代学术门类翻译成汉字术语时，大多使用了“××学”的构词法，譬如将physics翻译成“物理学”、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等。反之，“××学”的构词法也能给人们这样一个错觉：凡是“××”后面加一个“学”字，似乎都可以构成一个学科门类的称谓，“阳明学”、“朱子学”就是利用这个错觉发明出来的。
　　物理学、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词汇，在19世纪末被流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人如梁启超等原封不动地引进了中国。中国学者也有创造，譬如严复将metaphysical翻译成“玄学”或“理学”、sociology翻译成“群学”，使用的是“×学”的构词法。只是严复式的“×学”词法，不符合近代汉语二字熟语的发展趋势，因而大都以失败告终，如“玄学”输给了“形而上学”，“群学”输给了“社会学”。

　　“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那么，以《阳明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阳明学”的性质是什么呢？
　　首先，日本学者荻生茂博曾说：“明治二十至三十年（1890年）以后，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近代）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冈田武彦也曾这样论述创办《阳明学》杂志的初衷：有识之士忧虑（欧化主义的泛滥），认为不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养成人们的道德心，建设道义的国家，就不能发挥国体之精华，发扬国威，在世界列强中保持国家的安泰。
　　可见发起“阳明学”社会运动，旨在修正日本明治时代全盘欧化主义的极端状态，以传统思想文化来再造日本人的个人精神，建立新的国粹主义。从这场运动的对象来看，发起者是以一般的日本人为对象的。《阳明学》　杂志的　《发刊之辞》说：今天我国作为东邦新兴的一大雄国，处于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位置。然随着世间事物日趋轻便，一国风气逐渐卑下。随着文物日益进步，一国风俗日陷轻浮。随着机关逐渐完整，一国士气逐渐萎靡……吾人在今日研究阳明学，不外乎为了心学修养、人才陶冶，但吾人发刊的本怀，却在于让天下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本然任务，革新一代风纪，以裨益国家。
　　故而，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运动的目的在于：高举阳明学，以此来革新世间风气，维持国体，发扬国威。
　　所以，“阳明学”不是中国的学问，更不是明代王阳明个人的学问，而是负担建设日本国家建设的日本之学。但由于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学术研究的名字，并掺杂了一些学术内容，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
　　所以，笔者在文章中将这场在日本发起的取名为“阳明学”的社会运动前，特别冠以“日本”二字。这首先是要明确“日本阳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既不是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并非学术思想流派。说穿了是几个日本人利用了“阳明”这个名号为自己发动的社会运动取的名字，把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当作了运动的口号使用而已。
　　其次，“日本阳明学”既不是以王守仁为首的哲学流派，也不是日本以及中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
　　再次，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第五本　《阳明学》杂志废刊以后，“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这一荒诞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相比在日本来说，“日本阳明学”所主张的“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论，在中国更有影响力。梁启超、章太炎、张君劢、朱谦之以及早年孙中山等对这一理论都倍加赞扬。
　　然而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明治维新成功于1867年。“阳明学”一词如果以阳明学杂志创刊标志其诞生的话，时间是1896年；如果以三宅雪岭著《王阳明》一书为“日本阳明学”原型的创立的话，时间是在1883年。一二十年后才诞生的“阳明学”怎么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明治维新的原动力？那么，这一荒诞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前所述，“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三宅雪岭所著《王阳明》一书所创立的。然而，雪岭对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没有加以直接的论证，只是说列于日本阳明学系谱的西乡隆盛学过阳明学，以及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高杉晋作是阳明学者。
　　1891年，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一书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归结于发挥对外危机的“国民精神”和建立“民族主义”，把吉田松阴描写为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式的“革命家”，并认为松阴是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于是明治维新初步和阳明学挂上了钩。
　　高濑武次郎对为何“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作了如下说明：当幕府穷途末路时，英雄豪杰佐久间象山、锅岛闲叟、吉田松阴、高杉东行、云井龙雄、横井小楠等兴起。他们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高其气格，贯穿道理心肝，填补忠义骨髓，死生谈笑间，能成就撼天动地大事业。
　　但这一段话的可疑之处，在于他列举的这几个人物都不是阳明学者。例如，前文就指出过，吉田松阴自称“吾非专修阳明学”；佐久间象山，本名修理，因崇拜宋代心学家陆象山而号象山，这也说明他不是阳明学者而最多只能算是心学者。事实上，他是江户时期著名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学生，学的是朱子学；锅岛闲叟致力藩政改革，热心于“兰学”，没有学习过阳明学的痕迹。
　　笔者曾想以批判“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为题写一篇论文，但经过调查发现，除了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武次郎等的一些间接性论证，日本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正式论述过这个问题，日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类似说法。
　　总之，“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日本阳明学”为了夸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臆造出来的神话，不值一提。对此早年信奉过此说的孙中山也曾说：“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既然如此，这一论调不值得中国人那么赞赏。

《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
　　邓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