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年1月12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从悲鸿到黄河——杨先让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发布会上，杨先让带两本新书《徐悲鸿》和《黄河十四走》出席活动。这场活动，可谓汇聚了众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杨先让先生，还有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廖鸿华、徐悲鸿的长孙徐小阳、台湾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温碧光等。 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纪念馆赠书，中央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秦建平接受赠书，并表示今年是中央美院成立一百年，这本书是为百年校庆的献礼。出版此书，是向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致敬，向老院长徐悲鸿致敬。
任超、杨先让、李燕、廖鸿华
从悲鸿到黄河
《徐悲鸿》《黄河十四走》新书分享会
嘉宾：任超、秦建平、杨先让、李燕、廖鸿华、
温碧光、徐小阳、陈密、刘长春、刘乃胜
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与魂
任超：杨先让先生的两部书《徐悲鸿》和《黄河十四走》，两本都是很有品质的图书。《黄河十四走》的写作可以追溯到 30 年前，这让我由衷地表示敬意。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我们需要把优秀的文化继承和发展，这是我们的根与魂。所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扬弃，糟粕的东西要剔除掉，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继承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使命。无论是徐悲鸿先生还是齐白石先生，都是我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的艺术家，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我们一方面把他们的作品传承，要学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杨老师做了一个功德无量的事，通过书籍这种载体，把他们的精神，把他们的境界，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包括热爱党的境界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理解的我们组织这样次活动的意义。
艺术只要是好的就没有时空界线
李燕：首先我非常感谢杨先让先生，他做了一件积德千秋的事情。千年的文字能说话，我刚从我们的文化老祖宗小屯那儿参观甲骨文回来。因为有甲骨文，把我们祖先很多说不清的历史说清楚了。当代的历史是不是能说清楚呢？我认为很多都被埋没了。现在我们都强调要继承传统，特别是现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有文化。而文化这个词是来自《易经》，它是需要积累的。可是由于文化断层，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中年人，甚至像我同年龄的人，对自己近几十年、近几百年的文化，都了解的很少。甚至于说比零还少，是负数，是负文化。
我们从西方引进美术和美术教育应该引进什么？这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徐悲鸿先生看到我们中国现代这种人心鼎沸的现状，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从国外引进一些能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把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这些年来我认为出现去徐悲鸿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他们站在历史断层中间。我们只有高原，没有高峰。非常正确。但是很多人连平原也见不着，因为他站在坑里，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有多高。
我们应研究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
廖鸿华：在开研讨会的时候，我说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研究历史，尊重历史，这是肯定需要的。因为老一辈离我们还很近，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原原本本的还原出来。离我们不太远的，我们都谈了，比如李鸿章、曾国藩，那对他们的评价，以前是一回事，现在又是一回事，颠三倒四弄过来弄过去。作为后人，我们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梳理清楚，把它告诉当代年轻人。我认为杨老师在这上面有着杰出的贡献，他写的书原原本本的，实实在在的，真实地还原了那段历史。廖静文馆长在世的时候，她特别说过，先让写的书是真实的，只要他觉得是真实的，就应该发表。
杨先让老师在书里写了悲鸿先生他所坚持的写实主义，到今天它还汇集了一大批有着真才实学的，有着坚实的造型基础的人才，这在国外是没有的。我去年去英国、法国，包括去悲鸿先生曾经留学过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见了他们院长，他们都没办法，他们的学生都在搞几何的版画，真正能画的人太少了。
所以这次回来以后，我更坚定了我们下一步努力工作的精神，继续弘扬悲鸿精神，弘扬他的现实主义，百花齐放。我们跟全国各个方面进行交流，每一年我们都会去台湾，或者去香港。前两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有纪念孙中山，我们都在香港美术馆举办了画展，都和当地画家进行了亲密交流。
今天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杨先让老师为悲鸿体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我非常敬佩，我们对杨老师表示万分的感谢。也感谢徐悲鸿的后代到现在都在做宣传徐悲鸿的事，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都在为弘扬徐悲鸿的艺术精神和徐悲鸿的人文情怀，在不断地努力。
对汉声来讲，与杨老相识甚是相见恨晚
温碧光：1988年，汉声和杨老师认识。对汉声来讲，真的是相见恨晚。汉声是从 1971 年开始用民间文化来做杂志内容的。那时，全世界没有一家杂志用民间传统文化做杂志，因为这个根本卖不了钱。然而汉声两位创办人非常有激情，因为喜欢，所以不顾一切，无论如何都要做。汉声杂志是用英文来发声，对全世界用英文版在台湾来做出版。怎么卖这个杂志呢？就到台湾的航空公司上去卖。坐飞机的人比较多的就是老外，他可以用英文来欣赏这个内容。还有就是，台湾当时在对外介绍传统文化的时候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做，所以我们也用汉声的杂志来对外做宣传。这也是汉声一直很引以为傲的。
虽然只有一种文字，但是这份杂志当时在全世界有 33 国的店铺。但是在那种方面，其实是非常的饥渴，我用饥渴这两个字。因为在当时，民间文化的内容，就是从文献里头去找。还有就是 1949 年，到台湾的一批学者，民俗学家，都是我们采访的对象。所以在 1987 年，两岸开放的时候，因为传统文化的母体还是在大陆，汉声在第一时间就带着自己的团队过来，来探访文化的母体。后来一碰面，汉声欣喜若狂，可以用饥渴两个字来形容。对杨老师能够创建民间美术系我们非常佩服。汉声知道杨老师在走黄河，考察民艺，就非常配合杨老师，所以跟杨老师约定，他采访之后，这个资料我们来整理，来出书。杨老师从 1986 年，用了四年时间，到 1989 年，完成 14 次的调研。汉声是从 1989 年开始，做整理汇编的工作，到 1993 年出版。这件工作是一个接力赛，杨老师带领的十几个人的团体走了 14 次，汉声是 40 位编辑工作人员，工作了 4 年，前后用了 8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套书。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把这部书从头再来呈现。
中国只有一个徐悲鸿，还嫌多吗？
杨先让：关于怎么写出这本书，还用说什么呢？中国有这么一个徐悲鸿，还嫌多吗？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写的，写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有人在骂徐悲鸿。我是一个教员，从美术学院退休的人，在美国我又不教画，我又不去赚那份钱，我就是讲学，有时候自己办一点画展。义不容辞，我就开始讲徐悲鸿，在外国介绍徐悲鸿，底下听的大部分是台湾的学者。当然他们很感兴趣，就鼓动我，讲的这么好，这么感动，能不能写，没想过。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老师都活着呢，轮不到我写。再说我自己的文笔也并不一定好。
后来我又讲徐悲鸿，包括他的感情、事业等等。我认为徐院长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圈可点的。没有掖着藏着的，都是很外露的，都是坦坦荡荡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做的。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学画，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路，想的是这个。徐悲鸿学画，他想的是国家，他想的是中国的美术应该走向什么地方。这个高度太厉害了。
所以，有人骂徐悲鸿，说中国的美术倒退了 50 年，半个世纪，我不承认。我是 1948 年入学的，后来我到美术学院一直到退休，都是在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来的。后来，我在美国待了 16 年，徐悲鸿的后代，我差不多都认识。有了这么多有利的条件，所以我就写了。充满了感情在写。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副部长是我的好朋友，和徐悲鸿是好朋友，他把了解的徐悲鸿的材料寄给我。这样写了一年。后来我访问徐悲鸿纪念馆，廖馆长又帮助我，给我谈这个，给我谈那个，我有了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后就写出来了。前面已经出过一版、二版，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时候我都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从写这一次后记，我越发感觉到《徐悲鸿》说不完了，好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有好几个人我都应该好好地写一写，可是已经没法了解了，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
—— 嘉宾简介——
任超：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燕：著名国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画大师李苦禅之子。
廖鸿华：廖静文之子，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温碧光：台湾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先让：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2018-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