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在平民社会时代，草原与中原的关系，仍然是东亚大陆帝国的秩序基础。这在五代的时候便有展现。五代中只有后梁，作为黄巢余脉，是出自中原系统，其余后唐、后晋、后汉皆是来自中原、草原过渡地带之晋北代地的沙陀系统，中间还插上短暂的契丹统治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开创者郭威是河北出身的汉族，但也是沙陀军阀的部下，中原的秩序创生点还是来自过渡地带。赵匡胤是郭威的部下，勉强也算有沙陀系统的影响，但毕竟有了后周的中介，更多的是中原属性了。
豪族社会的帝国统治基础是军事贵族，贵族就是军阀，行征兵制；而平民社会的中原帝国，其统治基础只能是财政国家，朝廷基于财政收入而进行募兵，对皇帝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对财政能力的掌控，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于军阀的消除。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这问题，把将军们高官厚禄养起来，相当于对内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代价是从此中原帝国军事孱弱。于是，从整个大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又一次分离：军事中心位于大辽的上京临潢府，经济中心则位于大宋的江淮、江南地区。大宋通过“澶渊之盟”向大辽购买了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也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有序的大辽国于是成为大宋的保护伞，由它来解决无序的草原民族对于中原的威胁问题。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直到后来昏君侫臣联金攻辽，中原才又遭兵祸。但是待到宋金和议成功后，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购买和平，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执意北伐的岳飞，其岳家军已近于私属军队，其兵权是必须被剥除的。对帝国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岳飞的意图，而是其实力；不能容许任何军事集团坐大，这是平民社会的帝国的一个基本生存逻辑，与从两晋到大唐的豪族帝国是根本不同的。岳飞并不必然要被处死，可大金议和的条件之一就是斩岳飞。于是，对朝廷来说已丧失价值的岳飞最终命丧风波亭。
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中原帝国由此无须面对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大宋废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场自由度大为提高，民间贸易高度发达；第三产业兴起，工匠也甚多，形成了工匠行会制度，利于民间社会自生秩序的进一步发展；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关税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南渡之后关税收入占总收入的20%。而发达的海外贸易，刺激中国的海洋地带出现三个大规模贸易港口：广州、泉州和明州（宁波）。宋钱在贸易过程中也大量流向海外，“以接受宋钱为共同特征，以福建南部为基点向东北，从江南向西日本，南面从交趾支那直到马六甲、爪哇的经济空间形成了。这种情况从9世纪后半期一直持续存在到17世纪末期”。货币的外流令大宋饱受通货紧缩之苦，由于金属货币不敷使用，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大宋又发行了纸币“交子”“会子”，及各种以食盐等作为担保的信用票据，皆可作为交易工具流通，以便促进货币流动。这些票据甚至还发展出了二级市场，在开封，宋朝政府允许有官方许可证的商号买卖这些票据，通常还会有一个溢价。在11世纪40年代，大约有100多家这样的商号。
从唐代开始浮现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动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起来。中原、海洋关系已经不仅仅是文明传播线了，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有了中原帝国的生命线的意义——通过海外贸易，刺激大宋帝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从而转化为帝国强大的财政能力（更不用说来自外贸关税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国购买和平保障；中原的社会则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大宋在陆地方面转向内在，但是在海洋方面已经颇有进取精神。后世拒绝以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的大明，与大宋正好构成鲜明对照。
而起自东北的大辽，是大宋的前述政策能够有效运转的关键前提。其关键处在于，大辽帝国的稳定性。大辽享祚218年，是直迄当时的草原帝国中最为长寿的。其得以长寿的原因前文早已述及，帝国皇帝通过对于农耕地区财富的掌控，来赎买草原上的军事贵族，从而克服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因此，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是大辽得以长寿的关键；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面积虽然在大辽疆域内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要多。大辽的长寿，使其成为一个大宋可与其进行稳定的长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大宋得以用确定的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倘若大辽是个短命帝国，大宋将面临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则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国，或者只能选择大明的方案，也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基于和平与雍容而成的“造极于赵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一方面是大宋的心头之痛，另一方面也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帝国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转换与定都方位
大辽从帝国气魄上，相对于转向内向的大宋而言，更像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耶律阿保机在大唐皇帝被迫退位后宣布即“帝位”，自视为大唐的继承人。大辽帝国嗣后东征西讨，一统海东海西、漠南漠北，并深入中原。它拥有宏阔的欧亚大陆视野，将大宋所赠岁币、丝绸转而用于国际贸易，将首都上京临潢府规划变为运营国际贸易的回鹘商人的居住地，通过草原路线而成为沟通东西方的关键桥梁。在杉山正明看来，在来往行旅、物品、语言及文化等方面，东亚世界在公元11世纪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应当是大辽的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而非大宋的城市。这样一种帝国威势，留给人如此之深的印象，以至于在今天的俄语和波斯语里，对于中国的称呼仍然是“契丹”。
南京析津府的重要性，从一个角度暗示了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变化。在豪族社会的时代，中原帝国北部的强敌虽然构成对帝国安全的威胁，但对朝廷来说，首要威胁是帝国内部的强藩；进入平民社会之后，因帝国内部已无强藩，所以对朝廷来说，北部的强敌方转为主要的威胁——帝国的安全与朝廷的安全虽本质上不可分，但其侧重点并不一致。于是，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就从此前的“东西关系”转换为“南北关系”，其首都便也会相应地转移到长城沿线地区——倘此时是个中原农耕帝国，则以此来防备北患；倘是个超越中原草原的二元帝国，则以此确保同时控御两边。由于二元帝国皆起自东北，这也就决定了，首都的选项便只剩下北京，方可形成对中原、草原、东北的多方控御。
所以，从辽代的南京析津府开始，金、元、明、清，皆定都北京。宋、辽、金是第二次南北朝关系，由前文分析可知，南北两朝形成的准列国秩序当中，总的政治中心毫无疑问位于北朝一方的中原草原过渡地带，故而北京可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与开封都是在北京秩序之下起到各自的功能；元、明、清的逻辑就更加清楚了。从这样一种分析角度来看，由于东亚大陆的草原中原互构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地理结构，决定了作为整体的中国，其首都天然只会落在三个城市：长安、洛阳、北京。在朝廷防备豪族时，则定都长安（如西汉、隋、唐）；在朝廷依赖豪族时，则定都洛阳（如东汉、魏、晋）；在平民社会，则定都北京。其余诸古都，皆（广义的）偏安朝廷之所在。
大辽的精神自觉
大辽为了区别于大宋，以确立自己的精神主体性，高度推崇佛教，其佛教教义学的发展，水准相当之高。辽代所建立的一系列巨型佛教建筑，其恢宏威严之气魄，极富唐风，与转向内在的大宋佛教建筑之空灵意境截然不同。大辽的高僧学识渊博，尤通密宗，其著作的影响远届国外。大辽在当时的东亚佛教文化圈中无疑处于中心地位。但大辽实际上也是在儒家的世界观框架下崇佛的，毕竟佛教的出世性，无法给大辽的统治以直接的正当性辩护，所以大辽并未放弃对于儒家正统性的主张。辽太宗灭后晋之际，得到了号称始于秦始皇、实则为石敬瑭自制的“传国玺”，大辽历代皇帝都因此宣称上天已承认大辽是正统所在。辽兴宗为科举考试选定的殿试命题，题目即为“有传国宝为正统赋”。辽代的许多统治者也都将大辽定义为“中国”，其意涵抛除了地理含义，专指拥有中华文化之国。
大唐虽然建立起了超越于中原与草原的普遍帝国，但其对此并未获得历史自觉，以至有玄宗之败。大辽则在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地建构起一个采取二元治理体制的帝国，“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甚至体现在皇家内部，辽太宗下令大辽的北面官与皇太后（部族旧制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穿汉式服装。这种安排深刻地体现了大辽皇室自身作为超越于农-草之上的普遍性秩序的象征，它不再是契丹人的帝国，而意图成为一个普遍的帝国。
更进一步地，为了治理多元帝国内部差异极大的地区，辽又在建国后的百余年里，陆续设置了多个治理中心。“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但大辽的政治中心并不固定在哪一个治理中心，而是在于四时捺钵，即皇帝一年四季游猎所在的四个行营，它们与五京并无重合关系。皇帝巡行到哪里，政治中心即到哪里，以巡游的方式来保持契丹人的游牧尚武精神，日常政治的治理则交由五京的官僚来处理。多元的治理结构，以及政治中心与治理中心的分离，是中国历史上颇值玩味的事情。这样一种皇帝巡行游猎的制度，在金、元、清也有某种方式的继承。
东亚世界由此而在大辽第一次获得了普遍帝国的精神自觉，能够将农耕与游牧在一个横跨农草之上的帝国内部各自给出一种稳定的秩序安顿。但吊诡的是，这种对于普遍帝国的精神自觉，是在大辽这样一个特殊帝国当中实现的。因此这亦是一个抽象存在的普遍理想，它仍有待于外化为现实的普遍帝国。东亚大陆上南部大宋、北部大辽这两个特殊帝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吁求着历史的继续演化。
大金的历史困局
灭亡了大辽的金朝，并未能够担纲起这一外化的历史使命，它在立国之初曾经奉行二元治理，但十几年后便转为接受汉化的一元治理。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
从金熙宗开始，金朝便开始其汉化道路，放弃了二元治理；到海陵王迁都北京，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对海陵王完颜亮来说，倘若长居关外，身处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则势必受其节制。金太宗留下过一个堪称金朝诸帝童年阴影的经验，他在登基后，曾因为违背了当年金太祖与军事贵族们盟誓所定下的规矩，擅动国库，而被贵族们杖责二十。这一历史让海陵王意识到,一展皇权之专制能力，则必定要迁都，与中原的平民社会相结合以对抗军事贵族。海陵王在历史上的奇怪名声因此也可以获得解释，他一方面被描述为残暴狂傲，淫恶不堪；一方面又鼓励农业，整顿吏政，厉行革新，完善财制。两种矛盾的表现集于一身，这两方面很可能都是真的，只是因其面对着不同的对象。面对其极力要压制的宗室、军事贵族，海陵王自然会表现得残暴狂傲；而他需要从平民方向获得统治基础，故而又必会有励精图治推动改革之举，包括恢复登闻检院，使得民间获得与朝廷就政事进行交流的通道，都是其与民间结盟之策。而要获得人数最多的中原平民社会的支持，则非汉化不可，因此海陵王在迁都北京后，曾想要进一步迁都开封。他还领兵继续南下，规划着要征服南宋一统天下，实现所谓“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宏愿，南宋局势已危在旦夕。但倘若此举能够成功，则海陵王对于国内的专制能力将彻底无人能敌，故而女真军事贵族最终无法再容忍他，发动政变，支持时任东京（今辽阳）留守的完颜雍上台；海陵王则被兵变士兵杀死于长江边，并被金世宗完颜雍夺去帝号。
金世宗完颜雍号称“小尧舜”，尽管他的汉学修为也非常高，但放弃了南下的战略考虑，也否定了军事贵族所提出的还都黑龙江上京的建议，仍都北京，皇权与军事贵族终于大致达成一种均衡。这种内政均衡也决定了其外部能力，大金无力再南下进攻，遂签和约，南宋终于得保半壁江山。
金朝已经深度汉化，女真高层则忧虑其塞外传统的丧失或将导致帝国败亡。所以，在金代汉学修为水准最高的章宗一朝，却规定在拜礼中，“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也就是说，在穿着公服，官员呈现其帝国公共面相的时候，不论什么民族皆要依汉礼；在穿着便服，官员呈现其私人面相的时候，不论什么民族皆要依女真拜礼。虽然极力做了这样一种安排，但金朝草原视野的丧失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直接的证据便是，它将长城一直修建到大兴安岭北部，将蒙古高原隔离在外，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姿态。
这种姿态，使得金朝重蹈了类似唐玄宗的覆辙，丧失了理解草原的能力，最终为蒙古帝国所灭。

本文摘录自《枢纽：三千年前的中国》一书，施展著，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