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1日晚,在罗振宇跨年演讲现场,他发布了2018年度图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随后,这本由青年历史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历时8年所著的新书,上线不到48小时,便已销售逾5万册,成为2018年第一本现象级图书。
中国需要说清“自己是谁”
在一个思考未来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两个问题:未来究竟有没有机会?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 而要推想未来,首先要摆脱关于自我的一种“深刻的焦虑”,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这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而施展推出的最新著作《枢纽》,正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一背景下,通过对3000年中国历史的回望,不断还原“中国究竟是谁”,试图对如下几个问题给出内在连贯统一的解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在古代的形成;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和平崛起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施展认为,贯通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逻辑,是中国的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它作为一个古老且未中断的文明所带来的历史记忆,二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效应。
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只有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才能摆脱身份焦虑,看懂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一致性,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
“枢纽”是现代中国的世界角色
正如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所言,过去40年,我们是一个勤奋的追赶者;但当中国的公司挤入全球10强,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经赶上了全美国的人口总量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必须寻找我们的世界角色。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中国在这个世界独自狂奔,中国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也是路由器,是资源、信息、资本、秩序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
而《枢纽》这本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融汇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博弈论等诸多学科,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定义了中国3000年来一直承担的世界角色——枢纽。
施展认为,中国,从对内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的体系;从对外的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海陆秩序之间的枢纽。在历史的不断运动过程中,东亚世界的中原、草原、绿洲、高原、海洋等多种亚区域,不断地互相塑造、共同演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一统的多元复合帝国,为现代中国奠定根基;现代中国又正因为这种多元复合性,才能够担纲起其外在的海陆枢纽的身份;中国的超大规模则为它赋予了足够的动能,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它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后,进入了更大的空间结构,与整个世界之间进入到一种深刻的相互塑造、共同演化,将人类历史真正发展为世界历史。
超大规模性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变量
在新著中,施展提出,对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理解,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它首先体现在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和中原的连片农耕地区的超大规模上,在古代,这就构成中华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的重要区别。这种超大规模,使得王朝时代的帝国朝廷能够低成本获取庞大的财政资源,在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便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反抗力量,所以中国较早地建立了大一统。在宋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状态,这与欧洲、中东等地的政治分裂状态构成鲜明对比。大一统的政治,又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有力的论证,文化与政治互相促进,于是中国成为唯一未中断、持续发展至今的古文明。
还是超大规模性,在中国的现代转型当中再次成为一个关键变量。超大规模人口导致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会跌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一旦中国加入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则会变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要想真正释放出来,前提却是中国先要完成政治整合,而不能简单地贸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无法像中小规模国家那样,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把中国整体性地拉入现代化;中国只能是沿海部分地区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进而会导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生严重的经济撕裂和社会撕裂,这样一种撕裂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把所有的发展成果也都消耗掉。中国只有完成政治整合,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的优势才真的能够释放出来。
传统政治已经无力实现中国所需的政治整合,所以,革命就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中国堪称史诗般的革命史历程,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逐渐摸索到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就是这个国家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中国以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就此获得充分释放,结合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遂成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正是要把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完全展开,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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