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中国古籍善本国际权威——美国亚洲艺术院资深院士沈津教授，任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18年，经眼两万余种善本，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顾廷龙年谱》《翁方纲年谱》等专业著述800万字。就中国古籍如何保存、整理及研究，远在美国的沈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不修大典，难出大师”。他写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种诠释。

将稀见的古籍善本供学界利用

辽宁日报：您曾师从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也曾在上海、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是什么使得您多年立志要写中文古籍善本书志？

沈津：我去年5月才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之前在几个图书馆里工作了58年，基本上都在和中国古籍打交道，从购书、整理、编目、鉴定、保管、服务读者、回答咨询、编辑出版、写作研究，我都做过。我有幸在中国内地、香港及美国等地图书馆看了不少古籍，尤其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及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藏有一些国内没有的却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图书，我想这些稀见的古籍善本，应该通过有效途径，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如扫描、影印等方法，回归国内，供学界利用。

辽宁日报：您所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收入的都是您认为难得的罕见之书，您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沈津：几十年中，我大约经眼了两万部左右的善本书，有不少是难得一见的本子，如稿本、抄本等。我认为，应该站在读者或研究者的立场上，将他们很难见到的书或版本加以揭示。在此前提下，我选书的标准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一部者我才写，这说明“物以稀为贵”，流传较多者我就割爱了。

辽宁日报：您在“哈佛燕京”工作18年，将其收藏的4000余种中文古籍善本写成书志，还发现并揭示了一批国内未收藏的善本图书，美国大概有多少种中国古籍？

沈津：我想先说明一点，我只将“哈佛燕京”的善本写了3000余种300多万字，另外将近1000种是我们请来的4位专家教授完成的。当然，这部书志曾获得了2011年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国家奖。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收藏的中文古籍大约在50万册以上，也有一些国内未收藏的古籍善本，如“哈佛燕京”的善本书中就有《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钦明大狱录》《明杨继盛弹劾严嵩奏疏草稿》《清宗室敬徵日记》《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等，大约有360部左右为国内各图书馆所没有著录的善本或版本。

辽宁日报：您认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的哪些珍稀独本让您印象深刻？

沈津：我印象深刻的珍稀独本，这很难回答。我曾应邀对宋元版本做过一次重新鉴定与评估，但我认为最好的不是这些宋元本，而是《永乐大典》41册，它的市场价值却较其他中国古籍善本为高，如今《大典》单册价格约为900万元人民币以上，那41册即相当于3.7亿元。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其最为珍贵的藏品为谷腾堡42行本《圣经》，现市价每部在2500万至3500万美元左右，就此可以推算出《大典》41册的价格，接近于两部《圣经》之价。

完成揭示善本书内涵的工程是一项成就

辽宁日报：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中，您介绍的多为明清的善本，为何之前收录的不多？ 

沈津：《书录》共收491部，其中宋刻本收了22种，元刻本收了11种，而明刻本竟达201种，稿本57种，抄本74部。藏书家最重宋本，因为其书之行式、字迹、纸质、墨色，多精雅古朴，迥非后世所及。我很少刻意去写宋元本，是因为这类宋元本多数是流传有序，前人不仅著录，而且详考有加，我若再写，也少有心得。所以我的着眼点是流传稀见的明刻本及那些未刻的稿本、抄本。

辽宁日报：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对宋刻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存疑，为何至今仍未能进一步研究？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版本鉴定现状？

沈津：《琬琰集》作宋本的依据不足，确有很多疑点。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我尚未完成的书中有一部是《古籍版本三十讲》，其中有一讲是写版本鉴定的，大约有7万字，写的都是我5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与实践。国内图书馆界古籍版本鉴定的人才早已呈现出青黄不接之势，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成名的中国版本目录学家早已凋零殆尽，如王重民、赵万里、瞿凤起、顾廷龙、潘景郑、冀淑英都先后驾鹤西归，今后也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上驷翘楚、高才巨匠。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在致力这方面人才的培养，由于师资力量匮乏，故还要待以时日。反之，民间藏书家中却有不少优秀者，他们的实践能力较强，有的还有研究成果，这是一股前进的力量。

辽宁日报：国内大馆如国家图书馆，省市馆如上海、南京、浙江以及重要的大专院校图书馆，目前都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您如何评价？

沈津：据我所知，这些重要的大馆目前都没有写作本馆善本书志的计划，大馆的特藏资源丰厚，人员也是兵强马壮，这是一般馆所不具备的优势。但若真的要进行这项工程，时间上很可能就是10年、15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为写好书志并不容易，要详细地揭示书的内容版本，尽可能精审确凿。所以，将来揭示善本书内涵的工程应是一项成就。就像图书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是处于永久的坐标，永存天壤的。它在学术上的影响、价值，不是得不得奖或得什么奖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几代人，这也是我们在哈佛秉持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体现。我认为，写作善本书志，不仅是将馆藏的各种善本及文献都能予以揭示、编辑、影印，以之嘉惠学林，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工程，来培养版本目录学这个领域中的人才。

辽宁日报：您熟悉国内外的典籍整理与保护，您对国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有何评价和建议？

沈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典籍整理与保护传统，由于多种原因，存藏过程中古籍文献受到不少损毁。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使得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首次全方位进到国家层面。其中，我们要加强我国中文古籍收集整理与保护，还应加强国内西文古籍的收藏与保护修复。最近六年，我作为特聘专家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目睹了他们在这方面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训练培养了不少西文图书修复人才，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新媒体编辑：李小杏

责任编辑：王晓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