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有言:“今天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头,我们看得见胜利,又看得见崩溃;看得见复兴,又看得见衰落;看得见生长,又看得见毁灭;看得见光明,又看得见黑暗。……我们,中国民主同盟,今天愿大声疾呼,唤醒国人,舍弃险恶的道路,争取光明的道路。”
也许永远都回不到完全的历史现场,却不妨尽可能离它近一点。
一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性并不热衷政治,大多素以教育兴国、文化传承、乡村改造、扶助弱民为安心立命之地。无奈国运艰危,民生离乱,烽火连天,没有安放书桌的地方。他们走出书斋,抱团成势,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继而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靠武装、不图政权、不占地盘,只凭文化和思想力量参与中国政治,活跃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可圈可点的政治风景。
一向“群而不党”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就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文人组织,为民主信念、政治主张大声疾呼,直斥独裁,有时豁出身家,不怕坐牢,不惜性命……
民盟以最初动议创建人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为代表,名家云集,大师成群。他们立德、立言、立功,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方向、民生出路、文化前途而上下求索的过程。《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在零碎史料中渐渐聚拢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呈现这一中国知识分子集团政治主张全貌的形成过程。
精彩、渊博、厚重、亲切的先生们,排成了星汉灿烂的人物长廊。
张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苏。知青五年。七七级四年。有社科研究、编辑、记者、公务员经历。长期就职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做费孝通教授助手。先后主持宣传部和参政议政部工作。民盟中央委员。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瞭望》、《读书》、《东方》、《随笔》、《温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荀子素描》、《费孝通传》、《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纸年轮——民国以来百年中国私人读本》、《晴耕雨读》、《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等。
【代序】 民主思想之写真(梁晓声)
【代序】 生活的历史与历史的生活(王赟)
【上编】 筚路蓝缕(1939—1943)
> [1-1历史现场]
> [1-2先生之风]
> [1-3历史文献]
【中编】 设置议程 (1944—1947)
> [2-1历史现场]
> [2-2先生之风]
> [2-3历史文献]
【下编】 风雨如晦(1948—1950)
> [3-1历史现场]
> [3-2先生之风]
> [3-3历史文献]
【外编】 回望先生
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
“民盟之父”梁漱溟
“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史学大家左舜生
史册新一页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打捞历史碎片(张冠生)
梁晓声序言《民主思想之写真》
我认为,这本《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为中国民主同盟整理了一部“简史”。
虽言其“简”,在我看来,却很有分量。该书做的是去琐求精之事。这使我联想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凡“简史”,大抵是精粹之史。
而凡史,一俟精粹,认识价值便大起来。
因为,若视域不够大,则不知该怎样来“简”。
只有以独到之眼从大视域的环睹过程来“简”,方能使最有价值的印象得以突显,才算“简”得精粹。
而凡精粹的,意义必然特殊。故在我看来,认识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
我入民盟已二十余年了,关于我们民盟的史性书籍,看得也多了。
冠生此书与众不同。他不是以司空见惯的方法为我们民盟编了一部年表,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梳理出了一部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简史。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者以及主要人物的传记,至今差不多出齐了。在他们各自的传记中,与民盟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是政治色彩强烈的一章。他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都是热衷于政治的人。
起初的他们,虽忧国忧民,却几乎都不认为唯有参与了政治的组织,跻身于政治的舞台,才能践行为国家为民众服务的使命。他们中,大多是准备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育兴国、文化传承、改造乡村、扶助弱民的事业的。他们的思想后来统一在民盟这一政治组织之中的过程,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之方向、民生之出路而上下求索的过程。他们每一个人头脑中当年产生出来的政治思想,必然是民盟这一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主张的部分体现。只有将他们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梳理清楚,才能梳理清楚民盟当年政治主张形成的过程。而若不能呈现这一过程,民盟的思想简史便无从谈起。
这一点,冠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呈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根有据。
这是难能可贵的。
依我看来,此前关于民盟的史性书籍,几乎都是在“藩篱”之内成书的——因而只见思想的昭告,难见思想的形成过程。
当年一些并不热衷于政治,甚而远离政治、一向拒绝加入党派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居然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立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组织,并且肯为一至为坚定的政治主张一个个大声疾呼,有时豁出去了,不惜坐牢,不顾性命,怎么会是没有过程的现象呢?而此过程之诸多细节,在1949年后渐成限制文字、限制回忆,被政治的“藩篱”所罩蔽,于是在盟史中讳莫如深。
其实,抹掉那一过程,“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仿佛便只不过成了意气相投之事,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1980年代以降,那过程才逐渐一点点公之于世。然而,并没有谁将散碎的文字加以整理、组合。
现在,冠生将之排序、整理、组合在一起了,于是当年一批民盟人士的思想面貌更加清晰,民盟这一政治组织的思想脉络和肌理也轮廓完整了。
读《从前的先生》书稿,我获得的感想如下:
一、若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国家之事由政治人物担当解决,民生之事由政府部门尽职办理;文化、教育、艺术、医疗各界学优守则,民间百业相安而做,无妒心,不眼气,想要登上政治舞台发表宣言传播主张者不是很多,而是极少……那么其时代肯定是个好时代了。
反之——教师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愤怒抗议;诗人成为斗士,学者发表檄文;而百姓们心头堆积对官吏与富人的憎恨……那么,时代肯定出了大问题。或换种说法:问题大了!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那么一个糟糕的时代。
二、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大抵不是成了政治人物才值得世人尊敬的。他们此前便是在教育、新闻、文化、社会学及艺术各界成就斐然、立名垂范者。他们之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是看准了“时势造英雄”、“舍我其谁”之类,而是因为时代风云凶险,乱象丛生,急国之所急,民之所急,不忍袖手旁观,迎难而上,冒险而上式地过问政治。这一种涉政选择,与自家人生利弊之考虑和掂量完全无关——民盟的精神传统,正在这一点上,乃是民盟思想史的灵魂。
三、今日之民盟同志的参政议政,与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当年需有大勇,但所要达成之目的明确、单一 ——促和谈,止内战,实现民主。而今日之参政议政,从政体改革到经济、科技、司法、教育、文化、艺术、农村建设、环境治理、青年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医患矛盾、社会治安……方方面面,百千问题。其中诸多问题,属中国深水区改革难关,犬牙交错,棘手之极。故,不论民盟人士,或其他一概参政议政人士,虽不需冒自我牺牲之险,但却需有费孝通先生进行社会调查那般的深入民间的执着精神。
倘昔者无畏,今人执着,那么我认为——所谓民盟精神,便由今人所继承了。《从前的先生》作者的良苦用心,便已起到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前的先生》中涉及民盟先辈诸位,他们每一个,又都是故事多多,逸事多多,具传奇色彩之人。
冠生笔不斜出,专辑他们当年的思想,这是需要成书定力的,也的的确确是去功利心的。
谨致敬意!
2014年3月15日于北京
梁漱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张 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张。
闻一多——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
张申府——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
潘光旦——近代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忏悔。
罗隆基——民主同盟是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没有政权的政团。他完全用民主的信仰以促进中国的民主。
费孝通——老和尚在古庙里暮色沉沉中撞着铜绿色的晚钟,他怎能梦想有少女们在红日初升晨曦缭乱里放声高歌?
冯友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檄,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1、中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型作家梁晓声“谨致敬意”之书,并专门撰写序言——“我入民盟已二十余年了,关于我们民盟的史性书籍,看得也多了”,“我认为,这本《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为中国民主同盟整理了一部‘简史’。虽言其‘简’,在我看来,却很有分量。该书做的是去琐求精之事。这使我联想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2、中国民主同盟,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组织——从1939年同志会到民盟成立的第一时间里,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江问渔、冷御秋、李璜、等先期登台,开创民盟历史。后来有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李公朴、闻一多、邹韬奋、史良、沈兹九……聚在同一面民主旗下。创始前辈引来更多同道。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初,民盟成员或近万数,多为知识界精英。
3、多年奔走国事,中国“老牌理想主义者”的历史现场——“平民代言人”梁晓声评价《从前的先生》,“不是以司空见惯的方法为我们民盟编了一部年表,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梳理出了一部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简史”,“此前关于民盟的史性书籍,几乎都是在‘藩篱’之内成书的——因而只见思想的昭告,难见思想的形成过程。”
【上编】 筚路蓝缕(1939—1943)
一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盟前身。
民盟历史,须从这个机构说起。
民盟创建者之一张君劢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
他说的梁先生是梁漱溟。
民盟历史,可从“民盟之父”读起。
一个机构,一个人——民盟历史由此开篇。
二
了解民盟成立的背景、初衷和当时影响,有几份文献可作参考。
一是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社论,说了组成民盟的是什么样的人。
二是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列出了前辈希望为国家做的事情。
三是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基本评价。
四是梁漱溟回忆民盟成立详细过程的文字记录,有细节,很好看。
五是张澜所写《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直言民盟的基本主张。
三
还有些文献,读一读,对民盟成立的意义会理解得深一点。
例如邵力子在政协会议(1946 年1 月12 日)所作关于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
该报告说:“周恩来先生已说明,从抗战以来中共一向承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第一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政府方面,更是从抗战那一天起就决定要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承认中共参加抗战的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发生不幸的事情,蒋主席仍是一贯的决定,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曾屡次向全国国民宣告这一个决定,一到抗战结束,更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来到重庆以后,蒋主席和毛先生有几次谈话,谈得很坦白,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的会谈就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的。”
这类文字,在以“斗争”为线索的历史叙述中不大容易见到,对了解真实历史有益。
四
民盟之立,非为“斗”,是为“和”。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会谈,“要说的话全都说了”,足证国共两党可以谈,亦可和。
张澜曾申明:“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梁漱溟曾自白:“只做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中编】 设置议程 (1944—1947)
一
1944 年到1947 年,或是民盟的社会影响在现代中国党派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时期。
组织发展方面,解除“政团”限制后,大批进步知名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形成团队效应。
费孝通在其《学历自述》中说:“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5 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从此,他的学术工作和学者身份就必然具有了政治功能。“民主教授”一词应时流传。
民盟旗帜下,费孝通这种心情的知识分子当时有三千之众。
二
闻一多曾长期远离党派政治,全身心沉浸于美术、诗歌、中国典籍故纸堆中。
他加入民盟的时间比费孝通还早。《闻一多年谱长编》记录下他这样一段话——
“从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锻炼……也是很好的。”
三
民盟参与国家政治,从事民主实践,有明确的主张和主题。
1945 年2 月26 日,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中说得清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遂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张”。
1946 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留下的文献证明,民盟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成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无不言及的中心话题。几十年后由媒体传播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的“设置议程”,早在民盟当年的政治参与中已有充分体现。
积极主动地为中国民主所需的政治协商设置议程——或可概括民盟前辈的当年志业。
四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描述现代民主内涵的理论概念,被国际学界确认于1980 年代。
到1990 年代后期,协商民主引起更多学者的广泛讨论,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民主理论的转向,在实践上被视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
西方政治学者因此把探索“非竞争性政党关系”的实现条件作为前沿课题。而在中国现代政党发展历史上,事实上的非竞争性政党关系至少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现有民主党派自成立之初,就没有进行党际竞争的心态与制度设计。民盟的成立,更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定位于促进协商,并直接促成了当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五
民盟在1944 年至1947 年这段历史中的影响力,体现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陶行知、费孝通、吴晗等等盟内著名民主人士的广泛社会影响,也体现在民盟对于中国国是政治协商的促进、促成及其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体现于当年政治协商会议核心议题的聚焦,也体现于这项议题在中国历史进步道路上的任重道远。
本编中,一处处历史现场,都是领略民盟先贤天下为公高远情怀的所在。
【下编】 风雨如晦(1948—1950)
一
民盟前辈中,许多人有过“昆明时期”的经历。
所谓昆明时期,又以学术、教育、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西南联大”为中心。
灿若群星的教授,求知若渴的学子,创造了烽烟炮火中弦歌不绝的文化奇迹。
有学者因此以“西南联大的民盟成员”为题目,作出专门研究。昆明时期,成立起民盟的第一个支部——昆明支部;创办了民盟地方组织第一份刊物——《民主周刊》……
闻一多对比国共两党作为,作出政治选择,在昆明加入民盟。
受恩师潘光旦、好友闻一多等人感召,费孝通在其昆明时期加入民盟。
二
作为民主教授,费孝通既争民主,也当教授,为国家的日后复兴坚持学术研究。
多年后,费孝通回忆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
跨过抗战艰险,经历内战涂炭,民盟志士内心的鲜红辉映开国旗帜。
来自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段胶片,记录了开国大典上民盟旗帜的飘飞。若要配音,当年张申府的一句话特别合适——“看啊,看看我们!”
三
从源头看,“我们”来自当年的“三党三派”。多个党派的聚合,带来了自身的广泛性、包容性,也带来了立场、观点、主张乃至利益上可能的分歧。
在所谓旧政协会议上,青年党、国社党脱离了民盟,但其思想影响或有延续。再说,建国初期的民盟组织发展曾有明确倡导:欢迎其他党派的成员加入民盟。
战争远去了,和平实现了,新政权建立了,有官可做了,于是,内部矛盾来了。
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于1949 年11 月15 日至12 月20 日召开,因会上矛盾严重,导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会帮助缓和、疏导以求平复。
四
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于新政权建立之初。仅从时间节点上看,便知对民盟的历史定位和盟内风气影响深远。
从官方迄今编辑出版的盟史类读物中,似乎找不到足以令我们意外的任何现场信息。
幸有其他史料可略作佐证。
潘光旦先生1949 年12 月10 日、12 月13 日日记中,有“表老躬自讲话……坦率指斥……义正词严,得曾未有……总部空气巨变……对阿私垄断之辈转形有利,势位移人”等记录,留下史料。
稍后,毛泽东在1952 年10 月19 日《对李维汉关于民盟工作近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语》中也说到民盟的“人事纠纷”。
这是后话。
【外编】 回望先生
一
这本零札涉及的是民盟最初十多年间人和事。时间不算长,内容不算少。
对一个政治组织作基本判断,有多个角度。留意其中有些什么样的人,是个方便法门。
从同志会到民盟成立的第一时间里,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江问渔、冷御秋、李璜、林可玑、杨庚陶、罗隆基、章伯钧、丘哲、张澜等先期登台,开创民盟历史。后来有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李公朴、闻一多、邹韬奋、史良、沈兹九、陶行知、周新民、潘大逵、沙千里、曾琦、周鲸文、柳亚子、彭泽民、范朴斋、楚图南、潘光旦、吴晗、费孝通、储安平、唐筱蓂、曾昭抡、王赣愚、尚钺、陆钦墀、夏康农、朱驭欧、李文宜、辛志超、冯素陶、李敷仁、吴征镒……聚在同一面民主旗下。
二
民盟历史人物长廊中,开场人物足够排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创始前辈引来更多同道。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初,民盟成员或近万数,多为知识界精英。
万人之阵,头顶有民主旗帜,脚下是共和国基石。民盟同仁新的历史起点,来自当年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在张家住所那次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聚议。
他们“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的担当,十年间,引来万数同志。
最初的担当,是缓和国共矛盾,促成和平谈判,实施政治协商;后续的担当,是反对独裁统治,携手中共合作,建立民主政权;更为重大的担当,是秉持民主追求,参与多党合作,建设新立国家。
三
1930 年代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烽火中,费孝通想到了历史下一页——“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费孝通的心志,代表了民盟众多同仁的心志。
1949 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更严重的问题”需要民盟更重大的担当。
站在时代变局中,不由回望前贤——回到他们当年聚议成立民盟的历史现场,又一次领略他们的家国襟抱,又一次默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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