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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这是袁凌向死者偿还的债务,替我们所有人”
ISBN: 9787563387236

出版时间:2014-07-01

定  价:39.80

作  者:袁凌 著

责  编:罗丹妮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纪实文学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文学、纪实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字数: 260 (千字)

页数: 396
图书简介

本书以记录死亡为主题,作者从对生命关注出发,忠实平等地纪念了人生中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为人、动物或植物留下遗言。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全书以简洁忠实的语言,尽量真切地传达面对死亡的直接体验,努力使这一陌生的经验能够容纳和安放人性,体现在世的艰辛与慰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不止是九十九位逝者的死亡记录,还是还原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的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史。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让沉默之物发声》等作品二百余万字。

长期在财经、凤凰周刊、新京报等媒体任职,现任《博客天下》资深主笔。曾发表《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等有影响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关于高华的特稿获腾讯网2012年度特稿奖励暨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致敬。2013年4月发表反映女子劳教所生态的特稿引起国内外重大反响,获得腾讯网2013年度特稿奖励暨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致敬。在网易真话频道、百度百家、共识网等媒体发表系列非虚构作品,代表作有《无家可归的娜拉》《不便与不能——重谈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困惑》《掌声献给齐奥塞斯库》等。

此外,曾在《小说界》《作家》《天涯》《中国作家》《书屋》《新世纪》等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图书目录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序:请留下遗言

红死

敌敌畏和肺

何干爷

打核桃的年轻人

家婆的丧鼓

马桑莓

不善于死的熊

煤炭的耳朵

私娃子

姨爹床上的鬼

发疯的狗

观音土和叫花碗

三个舅舅

牛尾巴炸药包

司命皮

婆婆和拐子树

“羊人”

草地上解剖的姑娘

殉情

安爷爷

大姨和姨爹

王医生

莲花潭的七个小伙子

反革命

粪池婴儿

藤椅里的男人

老王老师

神秘的黄玫瑰

病人的魂

车祸

剧团街的疯

跳楼的书记员

被枪毙的小偷

自杀的嫖客

公路上的脑浆

新房对门的上吊者

预感

火灾中的妻子

失踪者

棚屋里的幼女

回乡的骨灰

水边的王德江

幺姑父出走

两个同学

工程师

母亲回门

灯台树枯死

大学生

教授遇害

路遥

雨夜凶杀案

出租车上的女鬼

硝洞子

山洪中的少女

修车的人

外婆掐死的孩子

“共产党员”

山口的坟

弹匠的命

粪池里的普法青年

三峡好人

和尚坟

灶屋的“死”气

霸占

凤凰尖

外婆嘴里的橘子

公路塌方

“地质队”

豆腐客

胡河清之死

傅雷

林昭

晏红

女娲山女教师

樊姐的坟

“工程师”

谋杀

一只脑子的死亡

斑点 青苔 报纸

校花失踪

卖报者和保安

羊的哭声

狼狗追杀的村民

9•11

野店被杀的父子

南滨路死去的大树

红卫兵陵

大桥洞里烧死的叫化

大路下的骨头

隐身的长辈

生魂掐鸡子

卖酒人

南非死去的少女

三舅娘的年

水潭

边界

没有人

序言/前言/后记

序:请留下遗言

几年前,我初次参加一种在北京白领圈子里流行的游戏,叫做“天黑请闭眼”。明亮的灯光之下,围坐在桌旁的人们闭上眼睛,示意天黑了,有人在黑暗中被杀害,头两个死者可以留下遗言,讲述对于自己遇害的想法。到了第三个死者,主持人宣布“没有遗言”。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那是在重庆两路口和菜园坝火车站之间山坡的棚户区,炎热的阳光下,她坐在一辆板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浮肿了,已经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车上。从火车站捡来她收养的母亲是擦鞋的,父亲是骑三轮车清理垃圾的工人,都要清早出门讨生活,只能把她留在这辆板车上。

周围的人说,以前养父白天托两位老年邻居照顾她,结果两个老头和一个棒棒(注:重庆特有的一种体力劳动者,以一根木棒肩挑货物谋生)下了黑手,用些糖果之类诱奸她,小女孩只有八岁,下身都弄坏了,去妇幼保健站检查,说她子宫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好的了,没有钱治,拉回来等死。

我见到了那个老人,他辩白说天地良心,自己拿她当孙女, 哪会对这么小的女娃下手。在另一间依斜坡搭建的棚屋里,又找到了那个棒棒,他的屋里有一个女人,另外只有一口半边土灶, 似乎连着山坡的生青潮气。他赤裸着晒成古铜色的上身,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两个肩头受力的位置,各长有一撮浑圆黑亮的汗毛, 向上竖起,像专门修剪过的盆栽一样整齐。他指着那个女人对我说,你看,我不缺女人。话说回来,实在没有女人,我还可以去找“棒棒鸡”,也就十块钱一回儿。啷个得弄小女娃子哟!

没有什么能证明他们说谎,我回头找到了那个小女孩。她已经被闻讯赶回家的父亲抱回了家,坐在棚屋门口的一个小板凳上, 靠着木板,她只能这么靠着墙壁坐一会。我在她面前蹲下来,问她那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害了她,她不出声,似乎对我含有敌意。

一股情绪涌上我的脑门,我定定看着她的眼睛,加重语气问:

“你想不想活?”

她吃惊地抬起眼睛看我。我又加上一句:

“想活就说实话,我来帮你。不然,就没人能救你了。”

她看着我,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过了一下,开口说:

“我想活。”

她开始给我讲事情的经过,但她的记忆已经含混不清。她叫那个老头“爷爷”,喊那个棒棒“叔叔”,语气像是他们完全没有伤害过她,但忽然间会非常不耐烦,现出无法表达的、超出了孩子年龄的敌意,就像刚才她面对我的沉默。

两天后,她死在了自家的棚屋里。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我的眼睛,留下了遗言:“我想活。”

没有遗言的死者总是更多。小时候,我在核桃树下见到了第一个死人,是一个高高长长的小伙子,他是队上打核桃时从最高的树梢摔下来的,脸上青一道黄一道的,染着青皮核桃的气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一头摔死了。以后队办煤矿出了事故,七个大人躺在炭洞门口的煤渣上,头枕着一堆坑木,耳朵像是坑木长出的木耳。他们也全都不说话,尽管平时是家长。我对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感到恐惧。

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通常每家都会丢孩子,出天花、汤火关、落树、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只有那些躲过了筛眼,留在了筛子里面的孩子们能够存活。丢的孩子们消失了,留下来的孩子们, 往往也在身上带有筛齿的伤痕:我本人的手臂至今留有惊心的“汤火关”(注:俗语,指小孩子容易遭遇烫伤和烧伤,以“关”形容其凶险和不易避免)伤疤,小学和初中班上的好几个男女同学, 火伤疤盖住了半张脸,或者夺去了一大块头发。在上学过程中, 还有同学加入消失的行列,譬如一个得癌症的、功课拔尖的女生和一个只用辣酱下饭呛伤了肺、在出生的土屋里死去的男生。他们也许留下了遗言,也许没有。

成年之后,以前同桌或是同班的伙伴,大部分离开课堂,走上打工、下矿、种地,或者是当发廊妹的轨迹,从童年开始的筛选过程并未终止,更多的人从命运的筛眼中漏下。一次矿难就可以夺去几十条性命,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我曾经提着一个矿工表弟的骨灰走在羊坊店通往北京西站的街上,也看到过一个被人贩运到非洲卖淫染艾滋病身亡的少女的初中毕业照。我的小学同学们有多少列入了亡故名单,对于过早离开乡村的我来说是个谜,只有几个腰身瘫痪或者患上尘肺的人作为见证。

在外面,我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大人物,也有不名一文的叫花子,有思想家,也有脑瘫的儿童。前者或许有机会留下遗嘱,后者却没有人听他说话,或许失去了说话能力。命运既公正又势利,让死亡本身千差万别,却又用巨大的连成一体的沉默覆盖了这种差别,甚至消灭了凶手和被害人的区别。不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死者说过的话,就像在游戏中那样,“相信死者”。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言,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

在衡阳大火后的殡仪馆外面,遇难消防官兵化作的油烟落到了我的头脸和衣服上,腻腻的一层,使我几天失去了对任何肉食的胃口。这或许是他们需要的致敬。在一座政府办公楼的地面, 一个残疾人抱住没收他残摩(注:残疾人的摩托车)的副区长自焚跳楼,留下了褐色斑点。他的空房子里半床《潇湘晨报》像稻草一样腐烂,床脚长出了青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见识的死亡多于常人。在我赶到的时候,现场往往已经清理完毕,只能从残迹中寻找他们的遗言,还原遇难的内情。

进入不惑之年前后,我感到以前处在身边两侧,以及在身后撂下的死亡,渐渐地出现在人生的前方。死亡从有些隔膜的祖辈坟头推进到了父母一代。长辈们的日渐凋零,以及同龄人的“英年早逝”,使我不能不想到,我们在这代也终有一死,我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比童年时就掉队的伙伴们走得更远几步。

一代人的逝去才能给历史留出位置,让后来者开辟他们的领地,而不是像游戏一样可以重新开始,永远是同一拨人。命运的圆桌旁,没有人能“自信人生二百年”,再好的冰棺也不能保鲜灵魂。

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

到最后,我将留下遗言,自行记录,作为死亡档案的开篇, 人世纪念册的封底。

名家推荐

一代人的逝去才能给历史留出位置,让后来者开辟他们的领地,而不是像游戏一样可以重新开始,永远是同一拨人。命运的圆桌旁,没有人能“自信人生二百年”,再好的冰棺也不能保鲜灵魂。

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

到最后,我将留下遗言,自行记录,作为死亡档案的开篇,人世纪念册的封底。

——袁凌

前段私下里聊天,我说读完陈丹青的《鲁迅与死亡》,一直想写一本书,就是这三十多年里自己一路目睹的死亡。袁凌兄说,我已经写了亲历的九十九起死亡。心一惊,这该是多么负重的一串记忆?!

新闻是一个风险很高、回报畸低的职业,经常是有才华的人被遗忘在路边,而那些庸才却抢足了风头,很难解释这种随机与无奈。现在,我只想以自己的信誉为路标,为您指引一座未被发现的人文金矿。

 ——罗昌平

写作即拯救,至诚则无惧死亡。袁凌对死亡的凝视,不仅是庄子式的敲骨诘问,还透着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的沉思。这是写作者更广大的视野,死亡将以复活重现,受难也在唤醒悲悯和善。这是袁凌向死者偿还的债务,替我们所有人。

——叶匡政

编辑推荐

1. 文字世界的手艺人,国内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国内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袁凌,历十三年,先后写下自己亲历的九十九篇“死亡档案”。从儿时眼见小伙伴父亲的“红死”,到不惑之年默默送走的三舅爹。

2. 一部向普通人致敬的生命之书:《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袁凌关心的是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他们看似是一些离我们平时生活很遥远的“陌生人”,但并非天然与我们无关,而是淹没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是我们随手失落、不再注意到的手边之物,并在时间中变得沉重。而作者不辞辛劳一次次弯腰拾起,提醒我们逝者的分量。

3. 一部让人感知生命分量的死亡之书:《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国内第一本以非虚构写作严肃记录死亡的书稿。袁凌平实、克制地为我们记录了普通的生命个体经历的死亡过程,还原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捡拾被忽略的寻常细节,替没有遗言的死者发声。“我们需要记住死者说过的话,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

精彩预览

斑点 青苔 报纸

在那家医院的对面,我意外看到了传说中的回雁峰。

一座小土坡,前面有一座假山雕塑。土坡是这么不起眼,似乎假山才是真实的它。假山顶周围,绕着几只被钢筋固定的水泥大雁,出自大雁南飞到此折回的典故。

它看起来和“南岳七十二峰之首”毫无关联,甚至没有对面五层楼的衡阳地区医院显眼。

在这座医院的病房区走廊里,我忐忑不安地转了几个来回,为了找到被烧伤的副区长。据说他和家属都已被隔离起来。不过隔离和这座老式的大楼做派一样似乎并不严格,我找到了家属住的病房。走廊尽头设置的一扇屏风,反倒标识出了某种特殊。

我站在屏风外边,听到里边轻声说话。一个护士出来时,我踅了进去。她似乎对我熟视无睹。或许这几天来看的人太多。

门缝里,我看到几张寻常的男女面孔,似乎说不清他们是副区长还是火腿的家属。

早上,我在雁塔区办公楼前的地面上,看到了暗褐色的斑点。

一个干部带我到二楼的副区长办公室前,隔窗望进去是平静的办公桌。汽油忽然点燃,一个主持交通整顿的官员和一个摩的被查封的残疾人扭在一起,短暂打破彼此的界限,亲密拥抱又像抵死抗拒,变成一个烧透大火球的经过。似乎没有发生过。但窗框上新旧间杂的纹路,看得出最近经过了装修。闪着微光的宽大办公桌,也没有像一般区领导桌上那样插着小国旗。

两人的痕迹,分别留在楼前和楼后院坝的水泥地面。虽然经过清扫,却像有意留下了遗存。楼前的褐色的斑点属于火腿,难以想象拄拐的他,怎样越过了走廊栏杆纵身跳下,似乎火苗给了他一瞬间治愈先天残疾的力量;楼后一片细小的碎玻璃片属于副区长,他冲破了自己办公室的窗户跳下,仿佛旧电影中一个躲避敌人抓捕的地下工作者。火苗灼透的时刻,刚才扭在一起的人放过了彼此,各自跳下,在极大的疼痛之后,终于消释了仇恨。眼下他们分别躺在医院的两间病房里,等待生死的前景。

病房里有两三个陪护,一个神情忧郁的女人坐在病床边上,是

副区长的妻子。我跟她聊了几句。她说,自家只是普通的家庭,丈夫是辛辛苦苦提升上来的,根不像网上传的什么大官;更没有提出人去世了授予什么烈士,只是要求全力抢救;可是现在她们感觉,政府不愿意在丈夫身上花钱,说是用最好的药,并没有做到,譬如一种据说很有效的进口药,要九百块一支,医院就说没有。

让她想不通的是,政府还对外宣传说要给丈夫和凶手用同样的药治疗。一个是因公受伤,一个是纵火的凶手,怎么能一样的待遇呢?丈夫生前尽职尽责,遭到报复,可他的命似乎和一个残疾人差不多。这使她感到炎凉。

她的脸上并无眼泪,却有隐约的纹路,或许是因为太疲劳而枯竭了。我不知回答她什么,只好离开,去寻找她说的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这是一个近两年我在突发事件中熟悉起来的词。

ICU病房在上一层楼的中段,门虚掩着,开着一条缝。这使我感到意外,印象中似乎ICU是应该无菌的,而我这样推门窥视也可能带来风险。病房里并无护士,但终究和一般病房不同,似乎是蓝色的,这是一种联系到消毒的色调。房间很宽大,一架屏风隔开了两张病床,奇怪的是,只有一张床上有人。

从门口远远望过去,病人完全包裹在白色的绷带里,体型显得胖大,有种平和的感觉。没有呻吟,似乎这个人只是在睡着。几条管子插进白色的绷带,提示着真实的情形。我克制着自己,没有走进病房去看清他。

伤者的被单下伸出了两条腿,看来是区长。那么火腿并不在这间病房里,尽管据说他的伤势更严重。看来两人得到的治疗或许并不一样。

我最终没有在医院里找到火腿。

回雁峰的后坡,在一排题名“船山书院”的仿古建筑后面,保留着几间老房子,围着一带竹林。在一块说明牌上,我得知这里是王夫之读书处。在他踏上颠沛流离的故国岁月之前,青年的隐秘被这一带竹林保守着。

似乎只是在这个地点,触到失踪历史的萧索气息,而非呛人的烟火味。大半年之前,我由于一次更大的火灾,来过衡阳一次,完全无法把这座城市,和潇湘源头或屈子诗意联系起来。

我到达时已近傍晚,那座拉着警戒线的楼房废墟黯淡地冒着烟。一些消防战士仍在手持水龙喷洒,似乎哪里还潜藏着可能冒出的明火。封锁之下没有人清楚,逝去的十九条消防员性命中埋有怎样的秘密,除非这座废墟开口说话,解释消防员们为何会在居民全部撤离后仍旧进入楼房内部,而不是任它倒塌,似乎它的性命胜过了活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真正的废墟,面如死灰,再也没有剩下任何生气或恶意,十九条年轻的性命终究餍足了它。

第二天在殡仪馆外边,九具消防员的尸体在一个上午火化,据说是天气太热难以保存。殡仪馆不像废墟现场封锁森严,似乎一夜之后秘密已经封存得更紧,而覆盖在国旗下的死者不会再开口说话。

他们年轻却僵直的身体只是在同一面国旗下轮流躺了一会,就送入了就近的炉口。

炉口的两扇大铁门关闭着,战士头朝里被送到路门口。直到这一刻,他仍然是在告别台上打扮整齐的模样,戴着军帽,身上是绿色的新军服,面容经过专门的化妆,带着一点淡淡的腮红。但下一刻炉扇一开,里面烈火熊熊闪烁,像昨晚末日的景象,向沉睡的人世打开了一瞬,战士被有条不紊地向里推入,可以看到他绿色的军帽连同头发轰地燃烧起来,然后是整个身体,炉膛里的火焰得到了新的燃料,像摆脱了束缚陡然腾高,同时炉扇沉重地闭上,把炽烈的情形强行封闭。我和周围的人一样说不出话来,却不禁想到,对于一个窥见了炉膛中地狱情景的人来说,刚才精心布置的告别仪式是否有意义呢。

走出殡仪馆,看到锅炉房顶的烟囱粗重地冒着黑烟,来不及升到很高的空中就落下来。空中有细小的灰末飘散,我的衣服和手背上都落着了。但走远了之后发现,难以除去的是飘落的油烟,油烟味留在我的衣服和手脸上,我的头发里,有一种腻腻的感觉。天气很热,在这个11月的日子竟然达到20度,似乎炉膛里的温度扩散了出来。

我感到自己就要中暑,要呕吐出什么。领导觉得我们的稿子方向是探究消防体制,而非穷究现场细节,因此我没有去追问废墟上的那个秘密。如果我可以,我想呕吐出这个秘密。现在我只能带着衣服和头发里的油烟,在远离真相的地方奔波,算是一种些许的致敬。

火腿的房子在湘江另一岸。这里似乎完全是按另外一种规划设计出来的,内地城市现成的贫民区,成色既不欠缺也不过分,火腿天生就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在一片低矮的房子路口,一处搭棚子的盒饭馆在路旁架着大炉子,火舌往外直喷,师傅熟练地炒着抖着菜,把一勺热油呛过的菜饭抖得很高,看上去永远比高档的馆子红火。生意的间隙听到我问路,老板兼大师傅郁闷地停下勺子,说“火腿还欠我二百六十块钱呢,八十多个盒饭”。

火腿一直在他这里包饭吃,一天两个盒饭,开始是一盒两块,今年涨到三块。两个月以前,火腿的摩的被扣了,就开始赊账。他有一百三十块的低保,可是不够一天两顿饭钱,还要看报纸。赊赊还还,欠账就一盒盒累起来。火腿去了民政局和区政府几次,说是车子能要回来,却一直没回来。十天以前他又去了一次,车子还是没要到。盒饭老板因为是长期熟客,没有办法还是赊给他,一直到前几天。以为他真是没钱了,谁知他剩的钱攒着买汽油了。早知道这样,他一定逼着火腿掏钱买饭吃,这样他也没钱买汽油,账也清了。现在火腿出事了,他欠的二百六十块钱没处要,相当于自己白干了好几天。他真是后悔坏了。

“火腿的家里人不替他还么。”

“他家里人根本不管他,长年分开过起的,哪个得认这个账。

再说连条子都没打一个,就是我在作业本上一顿饭记一次。我拿本子给你看嘛。”

他进屋拿了作业本给我看,果然是铅笔写的一个一个“3”字,像是小学生抄写数学作业,一共有好几排。最后有一个看来是事后加上去的数:“260”。“我还给他免了一块”,他说。他看着我,似乎我能帮他确认这个本子的凭据功能。我不出声地还给了他。

火腿的屋是一排四间的水泥平房,只起了一层,似乎再也没有机会起第二层了。屋前面有点上坡路,长着青苔,似乎已经很久无人回来。

住在靠首房子里的女房东赶过来,说是火腿还欠三个月房租。“虽说我们这里租不起价,一个月三搭四十块钱,好歹也是个钱唦。”她说,自己吃亏在心善,实在不忍心问火腿要,也不好赶他走。“他到区政府去的早上,对我说三天没吃饭了。我还给他吃了一个包子。”

她领我去看火腿的租屋。一间四壁没有刷涂料的水泥房,房中牵着一条绳子,搭着火腿剩下的所有衣物,黑色的衣物挡住了光线。地面反而接受了屋门下半截投入的光线,有一层微光。这层微光里透出一种莫名的气息,半天明白过来是看不出的暗青色,似乎屋外的青苔延伸入户。

除了这一排衣服,屋里唯一的陈设是一张床,床上显眼的不是缩成一团的被褥,倒是覆盖了大半个床面的报纸,全是小开版的潇湘晨报。它们像是全部过期了很久,新闻和油彩一起褪去,现出烂稻草的气色,回归了本来质地。相比起绳子上晾晒的纯黑色衣物,

这张腐殖质的床像是有某种温情。如果把衣物取下来放在床头,它们很快会像报纸一样浸透时光,长出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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