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序《不可不信缘》（王道）
据说晚年的张充和尤其信缘，无论是对于自身的经历，还是对于前来采访者，她总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巧合点，似乎冥冥之中，有些事是注定的。这或许源于她的戏曲之路的影响，或是对命运不可捉摸之处的联想。不过，对着眼前这一堆张充和的早期作品，我似乎有很多种解释，但最能获得自己肯定的还是缘分。
第一次是摸索着找到九如巷张家，后来，一次次进入张家“听课”，成为“旁听生”。有一次，就着茶点，不经意间听周孝华奶奶说起张家姐妹的生活往事：一天，允和得意地宣布，她的文章上《中央日报》了。在这之前，允和很多文章已经刊登在《苏州明报》上了。她的性格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都表现在外面。说到这里，周孝华奶奶说，其实四姐充和也写了很多文章，老早报纸上也用过不少，但充和似乎不大在乎，不大宣扬的。周孝华奶奶说，充和的文章她是读过一些的，写得很朴实，有点小哲理，可惜现在都很难找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说，如果能收集齐了出个集子就太好了，心里却很忐忑，到哪里去找呢？连张家都找不到了。周奶奶给的一条线索提醒了我，说50年代初，卞之琳来苏州时借住张家，当时就是她安排卞之琳住在张充和原来房间的，考虑的原因不言而喻了。当时，卞之琳在房间里找到了张充和的一些旧稿，后来带去美国给了张充和。卞之琳所带去的是否有张充和旧时的文学作品，不得而知，从后来看，他的确收集了不少张充和早期发表的文章，还手抄给了张充和。这在黄裳的回忆文章《珠还记幸》，以及《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木令耆主编）里都有佐证。
1982年6月9日，张充和从海外给黄裳回信一封，其中提到：“前几日（一周前）之琳寄来您手抄《黑》。这个笔名再也想不出如何起的，内容似曾相识，可值不得您家亲为手抄。之琳真是好事之徒……”
此前的1982年12月11日，卞之琳曾给黄裳来信，叙及当年9月香港《八方》杂志刊登了张充和两篇“少作”，是他手抄后转去的。“1937年秋冬间我刚到成都，从大学图书馆的旧报副刊上，抄录下她这样的散文二三十篇，她是知道的。去年在她家里谈起，我回国后找找，只仅存这两篇，纸破字残……她当年在靳以编的《文丛》第一期上还有一篇《黑》，忘记了署名什么，你如能在上海什么图书馆找到此刊，把这篇短文复制一份寄给我看看，就非常感谢了。”（黄裳《珠还记幸》）
就这个线索，我找到了1937年的《文丛》，还真找到了那篇《黑》，与巴金的《家》、萧乾的《梦之谷》、何其芳的《七日诗抄》等编辑在一起，署名为“陆敏”。张充和的母亲叫陆英，其笔名想必是随母姓，至于敏字，也可能是就手取的。后来这篇《黑》还被收录在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里，提供者正是卞之琳，为此主编木令耆还对卞表达谢意。
“历久不衰的钟情，珍惜对方的文字留痕，千方百计地搜寻并张罗印出；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漏出来了。”这是黄裳对于卞之琳收集和发表张充和早期旧作的点评，寥寥几句写尽了两人的关系。
这个情节的背后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章）靳以先生，黄裳最早是通过靳以向张充和求几个字的，时在1949年。靳以与张充和的关系，周孝华奶奶也略知一二，说这位先生有才，人也很好，性格也好，有一次来苏州看四姐充和演昆曲，看着看着就哭了。这事后来张充和也有小文记之，感慨万千。
“小东，你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我姨妈，我和你爸爸是非常近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2004年秋，靳以女儿章小东第一次见到张充和时，张充和对她说。这话让我想起周孝华奶奶扯的“闲篇”：当初那么多人追求四姐充和，要我看呀，最有可能应该是靳以，论才气、爱好还是性格，希望都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靳以没有动作。
后来，张寰和（张充和五弟）先生又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他在编辑苏州教育志时曾在档案部门查资料，发现了张家创办的乐益女中办有一份《乐益文艺》，其中就收录有四姐张充和的几篇文章。就此，我查到了三篇，分别为《别》、《梁石言先生略传》、《我的幼年》。接着又在《水》上找到《二姐同我》。再接下去，寻找的路径开始顺当起来，当我拿着打印出来的几十篇目录和十几个笔名向周孝华奶奶汇报时，她很是惊讶：“怎么这么多？”一旁的张寰和爷爷则生疑起来：“不会弄错吧，怎么能确定是四姐的文章呢？”老人家一辈子认认真真，尤其在著作权上，更是谨慎，心情可想而知。
2012年10月14日，我读到了陈子善先生一篇文章《张充和的“贡献”》，当时正是《张充和手钞昆曲谱》出版宣传之时，其中提到书中的“张充和大事记”（“1936年、1937年至南京任《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编辑，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说当时张充和才二十四岁。但是陈子善先生粗查《贡献》，却未发现有张充和的文章，“张充和似未以本名在《贡献》发表作品”，并说“《贡献》不发小说，诗歌偶尔出现，‘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之说，不知所据为何。当然，她不可能不为之撰文，需从该刊众多笔名中考证”。陈子善先生是研究民国文学的大名家，虽然对充和的文章史料并不清楚，但他不愧为名家之处在于“需从该刊众多笔名中考证”，我正是这样一步步考证出了张充和先生的众多笔名。
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充和考入北京大学时的名字：“张旋”。于是在系统里搜寻，查到了很多篇，其中有“张旋”翻译的长篇小说《达夫尼斯与克罗》，连载多期。从未听说张充和翻译作品，且看文笔也不像。再查到《手》、《她》等发表在《贡献》上的作品，细读内容及笔法，必是张充和无疑，其中的细节和环境、背景都与张充和早期在合肥的生活相符，尤其不少文章提到了养祖母（即李鸿章侄女识修），还提到了一起出入佛门净地场景。
再就是从张充和的字上动脑筋，合肥四姐妹各有字，大姐元和伯元，二姐允和仲允，三姐兆和叔兆，充和为季充。然后是“字”加“别名”，如“季旋”，结果一下子在搜索系统里找到了《箫》、《崂山记游》、《海》、《钟声》等多篇。然后再带着这些目录按图索骥，当然有时也会有个别篇目“吃空”。
“季旋”、“真如”、“茹”、“如旋”、“充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晓雾》，写的是一个女孩从江北回到江南家中过了一段时间，在回归的时候，母亲与她同乘黄包车赶往火车站，在晨间浓浓的雾色里，分明带着几许亲情离愁，母亲为她拭去额头发间的露水，也为自己拭去了泪水。车站在城北，正是苏州，张充和吃奶的时候就被养祖母从上海抱回合肥生活，间隔着回苏州家中小住，在张充和的内心里，母亲是一个纠结而复杂的称呼，她觉得很近，但分明很远。
当一篇署名为“真如”的《我们的庭院》摆在眼前时，我细读几遍，发现这正是常去“听课”的苏州九如巷张宅。
“从堂屋门前的阶台下是一条碎石子路，直通到大门前。我们嫌太简单，假使大门一开就可以看到中堂里面了，在长方院子的三分之二处，扎一道竹篱笆，篱内成正方形。篱外剩下一口井，四弟还预备在井的对面一块地上种一畦菜。
“姊姊是爱花草的，她栽两棵牡丹在阶台的两旁，她爱富丽，所以两边种牡丹，以壮观瞻。两旁开两个花畦，种各种花草。
“四弟只有十二岁，他已有志愿将来学农，读各种植物学同农科的书，他收集许多种子，这正是他实习的机会。……”
当我拿着这篇文章与周孝华奶奶在原址上察看地形时，周奶奶如数家珍地指出了具体方位，一口古井还在，周奶奶常用它烧水洗菜，张充和每次回国回家来都会亲手提上一桶水来。张充和有五个弟弟，四弟张宇和是一位农学家，曾任中科院江苏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果树、花卉类著作颇丰，参与论证了众多景区的规划，成为一代名家。他所培育的香椿，曾被带到四姐充和美国家中种植，每年收获时，都会让四姐想起这位四弟，当然也会想起四弟年少时在九如巷院里为蔬菜和桃子、石榴除虫的场景。
人物可能会有巧合，但情节不会撒谎。周孝华奶奶看多了张充和的文章后，说四姐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是她的，她说话的方式还是有些“乡音”的，合肥乡音，或者是“张氏乡音”。总之，在核对文章方面，我们“宁缺不错”，只要吃不准的，坚决撤下来，因此还是留下了一批美文，期待有机会再慢慢梳理、甄别。
对于张充和女史的书法和昆曲才情，因是外行，不敢妄谈。而她的文学方面，诗词的瑰丽、别致和意境也是不缺方家评论的。
木令耆（刘年玲）先生的文学造诣已不需赘述，先生多年致力整理海外华人作家文学，多有建树，她对张充和的文章有几句点评，颇具有总结意义，说其境遇为“险将遗落的珍珠”，将之与凌叔华齐比五四运动之后崛起的作家。“张充和在文字、语法上较近中国散文传统，可是她那出奇丰富的幻想形象，却是来自五四运动后的思想解放。”并说“张充和也是早期用白话文写作的散文小说家；她和（凌）叔华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卫作家”。
“张充和属于中国传统淑女中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她的幻想是如此离奇纤细，如梦幻，如神虚，如形影。她的描叙不落陈套。读她的作品，使人感到隔着一层细纱幕观戏，有那似真似假模糊雾迷的情景。本来散文便是采用意识流的技术，张充和却将她这天然的长处升华到虚无缥缈间去，给读者飘飘欲飞的感觉。她的散文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有浓厚的戏剧性，好似舞台上演戏，情折事曲。她的文字结构紧密，如一出精彩的戏曲。她是昆曲家，精通古典音律，文字作品也表现戏曲的节奏。”（木令耆编《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
木令耆先生的点评专业而中肯，虽然我对她将张充和与五四运动思潮联系在一起表示商榷，但对她就作品本身的解析表示赞同，如果木令耆能够多读一些张充和的文章，相信会有更全面和彻底的解析。张充和的文风的确有一股戏剧性，她的文章都不长，多在千余字，但都会像一出戏，有起点、伏笔、高潮、冲突和尾声，所以很好看。还有她的写法，“她的散文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无论是散文、小说还是杂文，都无法定性是纯粹的某一文体，比较模糊，而且看上去写法随意，但用词又很讲究，有的典故可上溯千余年，再细读又都是眼下的新事，有机地打通了古今的联系。
再一个特点是“禅意”，细读张充和的早期文章，总能获得一些小哲理，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从业也好，她都会给出一个明澈的见解，供你参考，且不拘泥于常理。这应该与张充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养祖母识修出身大族，但身家孤零，与张充和相依为命，其一心向佛，多做善事，常带着张充和出入佛门，在张充和的作品里时常能见到类似场景，甚至结交了小尼为友。小充和衣食无忧，还有专门的私塾先生教课，但没有小伙伴的童年注定是孤独，甚至可能是孤僻的，这也练就了张充和慎独和忍受寂寞的性格。可用一个古词“静女”形容。但这样的际遇，也成就了她承接中国传统文化衣钵的天机。诚如学者余英时所说：“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张充和诗书画选》序言，张充和作，白谦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余英时先生曾读过张充和的早期作品《张大千画展一瞥》，就文章本身他以为：“充和与古典艺术精神已融化为一，无论在创作或评论中随时都会流露出来。”
“笔下流动着无限的诗思和极高的品格。……大千先生的艺术是法于古而不泥于古，有现实而不崇现实，有古人尤其是有自己。”（张充和原文）
“充和此评完全立足于中国艺术的独特系统之内，所运用的观点也都自传统中来。如‘诗思’即是说‘画中有诗’。‘品格’也是传统谈艺者所特别强调的。艺术创作的‘品格’和艺术家本人的‘品格’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常常碰见的一个论题；至于如何相关，则历来说法不同，这里不必深究。无论如何，这是从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余英时先生这一点评正中肯綮，张充和的早期文章总是“从‘人’出发”，她不厌传统，但也并不急于接受现实，她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例如，当别人开始接触新文学、新事物、新思潮时，她却偏安在拙政园破落一角，对着一个残碑上的几个字研读大半天。当她踏入佛堂后，人家说在心里按照左右脚进门起，数罗汉数到自己的年龄数，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而她偏要质疑：“现在仍然有那股傻劲，向罗汉堂中找自己。却更有一股傻劲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也许是自己太糊涂，也许太囫囵，连自己都找不到了。找到的自己，总不是理想的自己。”（《罗汉》）
最能体现张充和“从‘人’出发”文风的是《隔》：一个仆人的小儿子，成为充和在大族院落成长的伙伴，两小无猜，淳朴干净，忽然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再回到充和家时，眼睛、鼻子、嘴巴、笑涡都还在，但不再开口说话，不再敢高声地笑，也不敢攀爬滑溜溜的大柱子，最受不了的是他还向她跪下磕头。“为什么他不再拉着我的手去后园摘黄瓜，摘扁豆？为什么他不采一大束诸葛菜的紫花来装饰我一头一身？”“你这么恭敬叫我冷，你这么胆怯叫我怕，而你又这么稳重端庄是在叫我老了。”……
记得金安平女士的《合肥四姊妹》里曾引用过这一情节，当时也说这佣人的孩子是充和的小时玩伴，或许这根本是充和的“虚晃一枪”，她笔下总是充满着真实的虚幻，让人不经意间陷入其中，久久走不出她那短短的迷局。
最后说明一点，对于张充和女史的原文，尽可能不做修改，因此个别地方可能读起来不大通畅。此次选出来的，还有个别字看不清楚，一律留出空格，确保原汁原味呈现。
2013年10月10日 一水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