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居住的政治”？
居住，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还构成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物质活动基础。住宅是人们赖以栖息和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实体”，在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实体中，住房可能是体积最大、价值最高、对于人的庇护性最强的实体，甚至可能陪伴人的终生。因而，住宅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展开生活、培育家庭、建设家园所必需的空间载体。
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每个人的存在都展现在两种生活领域中，一个是私人生活领域，另一个是公共生活领域。前者是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和由欲望所驱动的领域，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独有的、仅仅关涉到自己生活的事务都属于私人领域；后者则是通过追求公共福祉、维护公共利益而表现的公共行动领域。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点来展开，并构成主要的私人生活领域。但是这种私人生活领域本身也具有实现向公共领域转化的潜能。
通常而论，家庭生活是非政治的，公共生活则是政治的。政治就表现在公共性中。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通过公民行动而表现，这就是思、言、行。在公共领域中的思想、言说和行动表现了公民个人的公共精神。实际上，公共生活空间是每个人自我展示的空间，而自我展示的方式是通过公共的思想、言说和积极的行动来实现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理性的自由讨论和公开言说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条件和表征。
对于每个人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公共生活的长期熏陶和滋养，才使得他们的公民性（civility）获得发展和提升，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日常生活领地。这种日常生活领地通常也成为人们抵制体制“殖民化”的主要源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性化危机。在当代西方社会，惟有重建日常生活世界才能使现代社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就中国社会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权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力图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提供和管理。城市通过单位制度、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城乡社会的高度支配。这些表明在我们的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少有真正的私人生活领域。随着后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进一步政治化，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渲染和裹挟，到文化革命而至其极。那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即人们自组织的社会生活不复存在，政治话语渗透到家庭之最为隐秘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中国民间社会得以稍稍成长，居民自组织的日常生活才逐渐获得了较大的空间。然而，虽说这种生活空间是在市场化改革中由国家主动释放出来的，但国家却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它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不难发现，至少是在改革以后的城市基层结构，一方面显现出社会自我发育的某种迹象，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增强。这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充满和弥漫着国家权力的渗透、构造和把握，从而使得人们的日常居住生活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实，日常生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前后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治理形式和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从“直接治理向间接治理”转变的过程，并呈现为一种“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就城市基层社区而言，改革以来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要求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变。
在我们看来，转型期家庭生活的政治化及其演变呈现出多种表现，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城市新建居住小区正是一个重要类型，它集中代表了一种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转型。在这种新型公共空间里，业主自己组织起业主大会并推选出业主委员会，主动参与涉及他们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以及讨论场所的存在正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业主委员会的公民社会性质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在其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我们至少可以将其称为“住宅社区的公共领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新兴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与旧式单位大院的公共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服从的是单位政治的逻辑，在单位制度序列中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难逾越工作情境里那些约定俗成之规，而自由居住时代的购房者所挑选的小区性公共领域，则是布尔乔亚的公共乐园。当然，这种公共乐园并不意味着它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片完全净土，市场和国家治理之手仍会频频出现，并给业主们的公共生活带来重大变数和深刻影响。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根本特性问题。
当然，时至今日，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相反，随着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日趋频繁，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以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中央层面来看，《物权法》（2007）、《物业管理条例》（2003）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基层城市社区广阔的自治空间，让业主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进而实现自治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制度权利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常常会遭受到来自体制力量的严重挤压和宰制，而诸如“一票否决”、“零指标”等政绩考核指标的设置更成为悬在基层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将“维稳”作为其第一要务。这也就造成所谓的业主和居民的自主生活常常被笼罩在权力的监视和管控之下，甚至会频频遭遇权力的直接干预和打压。在此意义上，对于普通业主而言，所谓的日常居住生活就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个人事情，而是一种需要与国家权力不断打交道进而双方之间相互冲突、斗争和博弈的公共生活。换言之，这种日常居住生活已然构成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政治生活的独特形态。
当居住和生活变成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时，居住就因此而获具了政治的含义，也即“居住的政治”。这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虽然不同于正式的国家政治，但却又与国家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斯科切波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系统是一个自主的行动主体，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和偏好。国家的策略和行动不仅构成了居住政治的重要源泉，而且直接塑造了居住政治的表现形态。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城市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居住革命”。一时间，“居住改变中国，民主从社区开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那么，居住究竟如何改变和塑造人们的生活呢？从最为直观的层面来看，相较于改革之前的居住形态，无论是房屋的内部结构还是居住小区的外部环境都有了极大改观，人们的居住需求和居住品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居住物质性满足，也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品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种从个人物质生活向公共精神生活的转变，正是建立在居民成为住房主人这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住房成为一种私有财产时，实际上也就打开了通往公共生活之门。正如阿伦特所言：“占有财产意味着握有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人。……私人财富成为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在拥有了自己的财产之后，才可能形成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表达意识，才可能积极关心自身的利益并参与公共讨论。
同时应当看到，当居住空间从国家的紧密控制滑向市场的自由选择，它就成为私人的竞技对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公房截然不同的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建居住小区正是一种以私有财产为核心、以共有财产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这里既是平凡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心，也是各种利益、矛盾、冲突、斗争、博弈得以展开和进行的“战场”和“操练场”，个人会有意无意地卷入到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之中，从而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住房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居住功能，而是日渐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一块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