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述国家建设背景下的中美两国城市化进程，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两国历史上城市化战略的变化，都是为了回应国家建设中的某一个核心问题，城市化的战略及实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
在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美国政府首先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和扩大国内统一市场，用市场的力量来推进城市化进程。而全国整体城市化的实现，又改变了国家建设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基础。既有的国家体系和制度框架不再适应城市化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因此，保护社会以遏制市场过度扩张的负面后果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美国城市化变更了轨道。在福利国家建设背景下，一系列保卫社会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得美国郊区化急速发展。郊区的蔓延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扩大了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然而，这种国家支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期，国家无力担纲其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之后，随着尼克松新联邦主义改革措施的出台，联邦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收缩自己对地方城市发展政策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新的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产业的大分工使得陷入危机的经济社会遇上复苏的春风，新自由主义适逢其时。里根总统上台后，对福利国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保罗•皮尔逊，2007），美国开始了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大都市和社区经济的发展开始引领美国20年跨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相对于美国200多年的城市社会发展历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得十分短暂，但又是惊人的快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0%左右。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7%左右。而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突破50%。用30年的时间，中国走完了美国12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其中实现的人口大流动史无前例。在这短短的6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也有着根本的转换和变更。而这种转换和变更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采取的发展战略是改造和重建城市社会结构。通过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上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各城市的统治。“一五”计划实施后，在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下，通过统筹城乡物资调配和户籍管理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在城市，人们被安排进一套单位化的制度体系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在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初期，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做法截然相反。美国当时的建国者极力保护美国东北部的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遵从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变革模式，而中国走的是先社会改造，后经济发展的模式，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国家建设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能国家建设。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小城镇建设；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崛起。而以浦东模式为标志，我国也开启了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进程。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是在“规模论”思想争议下展开的，中央对于城市发展的具体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城市规模认知上的变化。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20世纪90年代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再到2002年十六大报告所确立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的城市化方针，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和发展方针所经历的几次调整，客观上反映了改革以来政府对城市化工作的干预以调控规模为抓手（吴家浩等，2011），而忽视了对城市化内涵和质量的监控，一些与城市发展相悖的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制度设计没能及时加以调整改善，如户籍制度，人口与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等。这种重规模调控轻内涵发展的粗放型城市化道路导致我国有“城”无“市”的现象特别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抑制了我国的内需动力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乏力，国家开始意识到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城镇化战略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突出城市化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强调小城镇建设对缩减城乡差距的作用。这体现了党中央对过去“规模论”思想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同时也预示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始注重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城市发展的科学性和城市建设的质量。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战略遵从这样一条基本的历史逻辑或路径： 首先，先改造城市社会结构，为新生国家建设奠定社会结构基础；在城市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全能型国家发展到极致。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逐步解体，全能型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瓦解，国家建设走向发展主义，城市化的发展则日渐进入快速膨胀与结构高度分化的阶段。最后，在发展主义的国家建设背景下，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两极分化，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城市化战略又开始成为弥合城乡差距，建设国内统一市场和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至此，中国城市化试图走出一条与美国城市化殊途同归的历史道路。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