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旁观者之痛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记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在那个流浪狗咖啡馆。一群俄国青年常聚集于此，他们声称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创造一种美学与思想标准，曼德尔施塔姆是他们的领袖之一。
沿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散步时，这句话意外地冒出来。这两座城市颇有些类似。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突然被强加来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圣彼得堡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复制物，然后让它努力地模仿西欧的风格。维也纳则在19 世纪后半叶突然冒出来，歌剧院、议会大厦、帝国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交替出现，维也纳就像是一座主题公园，过分用力地想变成豪斯曼的巴黎。
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
如今想来，再没有比“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更能表达我的朦胧感受了。茨威格的维也纳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开放、自由，继承又打破传统，对各种新尝试难以餍足。它也正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让我从一个匮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但我从未了解这个更丰富的世界。那一串闪耀的名字与作品，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感到困窘，一种旁观者的困窘。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发生着各种动荡、变革、转型，但所有的事件却没有构成那种“真正的历史”。我们似乎在回应各种外来的潮流——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审美标准。这回应让我们慌乱不堪、疲于奔命。
这状况正在改变吗？历史正在向中国倾斜吗？相比于博物馆式的维也纳，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馆，杂乱的堆砌正在进行。它正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于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代表历史的新潮流。而这财富与权力是催生出新的创造力，还是反而腐蚀与摧毁了创造力。你分明感到这潮流的巨大力量，但同时感到其中新的封闭性，它过分执着于表达受挫的自尊，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这样的潮流可能制造出足够多喧嚣，却没有真正的创造与影响。
我能感到内心的焦灼。这旁观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对世界文化更广阔的理解与雄心，才能真正治愈。
许知远 vs. 周锡瑞：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
我自己对农民很有感情，我做过不少这个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农民做口述史，农民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义和团的资料，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1960 年代山东大学作的调查，有些调查记录我看了，参考了这些记录，记录里没有说问题是什么，但可以根据回答倒推出问题是什么。比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不，天主教不见得都是富农、地主。”“不，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这就可以看出，问的是：“天主教都是地主是不是？”“义和团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就说“不”。后来，我逐渐发现离城市比较近且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些村子，就说“对”，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越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越给你保持着客观。
从义和团到共和国的山东农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过程。他们经过了抗战，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很多政治教育。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比较大的村，1980 年我到那儿去，知道已经不可能找到参加过、看过义和团的农民了，但是我主要想看村和村组织是什么样的，和义和团的结构有什么联系。当时是大队干部陪我去，召集五六个人（五十多岁），都给我讲一大堆教科书上的东西。后来休息时我说这个村比较大，人口有一千多人，应该有七十多岁、八十岁的老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说有是有，不过脑筋不清楚。我说脑筋不清楚也无所谓，我的脑筋也不见得清楚。你给我找来，看怎么样。这个干部说他们在割麦子不方便。我说他都能割麦子，脑子不见得不清楚。到了周末休息时，他回来了，把一位87岁的老人找来，脑筋可清楚了。我问他义和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南村来的，义和团是北村来的，搞乱的、闹事的。”这个村子分南北村，有不同家族、不同习惯，北边有练拳的。这件事说明，年轻一些的农民、干部召集的，比较听话，年纪大的想说真话，不听干部的指挥，他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林姗姗：九号院的年轻人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那就像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后响起的沉闷尾音。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二十三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三天，留下一段失败农民起义的行迹。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 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地标式的称呼更像一种仪式，总是透露着人们对它的感情。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它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九十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李娟：遥远的葵花地
葵花苗躲过了沙尘暴，却没能躲过鹅喉羚。刚长出十公分就惨遭袭击，一夜之间给啃得干干净净。我妈只好又买来种子补种了一遍。第二茬青苗很快出头。长到十公分时，又在一夜之间被啃光了。
又补种了第三遍。很快，第三茬种子重复了前两茬的命运。我妈伤心透顶，不知找谁喊冤。很快，她听说野生动物归林业局管。便跑到城里找县林业局告状。林业局的倒很爽快，满口答应给补偿。但是——“你们取证了吗？”我妈懵了：“取证？啥意思？”那人微笑着说：“拍照啊，当它正啃苗时，拍张照片。”
我妈大怒！种地的顶多随身扛把铁锨，谁见过揣照相机的！？再说，那些小东西警觉非凡，又长着四条腿，一有动静撒开蹄子就跑到天边了，拍“正在啃”的照片？恐怕得用天文望远镜拍吧！
总之，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播下了第四遍种子。本来7月中旬就可以回家的，这下至少得等到9月了。这是我妈后来给我说的事。
说起来，鹅喉羚也是很可怜的，大旱之年，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野生动物们只好向北面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然后被愤怒的农人开车追逐、撞毙……死不瞑目。但人的日子又好到哪里去呢？春天完全过去了，万亩土地仍空空荡荡。
无论如何，第四遍种子的命运好了很多。似乎一进入6月，鹅喉羚们就熬过了一个难关。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去了哪里？哪里水草丰美？哪里暗藏秘境？这片坦阔的大地对我们隐瞒了什么？第四茬种子长出地面，因一无所知而格外蓬勃。毕竟它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