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尔德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位十九世纪最令人眼花缭乱，最迷人，也是最离谱的文人身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理查德•艾尔曼找到了自己最引人瞩目的主角。

艾尔曼为撰写《奥斯卡•王尔德传》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跟他广受好评的《詹姆斯•乔伊斯传》一样，本书也将成为权威传记。这部书籍让人们产生了情绪上的共鸣，书中充满真实的风格和对话，其评论性阐述含义微妙，让传主的肖像就此获得耀眼的生命力，这位传主是个复杂人物，他还是万人迷，伟大的戏剧家，艺术至上信条的大胆拥趸。而且，我们始终感觉到，他是注定厄运的，正是由于那种杰出才智之特性，也由于王尔德式的调侃轻易就会转变成奚落，它刺激了传统势力，后者转而对他发出致命一击，而那恰逢他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之际，亦是他以最出色方式掌控观众之际（通过《不可儿戏》的成功上演）。

从都柏林童年——母亲是堂而皇之的怪人，诗人兼爱国者，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到有罗斯金和佩特任教的牛津大学，他在大学里把自己变成艺术家和令人迷惑的奇观，他注定会一举成名，遭人嘲笑，最后还会走向垮台，他昙花一现的生涯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圈子、他的作品、他的朋友、敌人和爱人。我们读到，不过二十多岁，他就在伦敦一举成名，成了唯美主义者的著名象征，对拉斐尔前派、惠斯勒（他那位残酷的宿敌，跟他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智力决斗）、莉莉•兰特里（他提升了她的档次）、吉伯特和沙利文（把他塑造成了他们的伯恩桑）来说皆如此……在热衷演讲的美国，他展开了巡回演讲，让纽约社交圈为之着迷，跟那些惊讶的莱德维尔矿工共饮，讨好了沃尔特•惠特曼，不明智地冒犯了亨利•詹姆斯。他征服了龚古尔和马拉美的巴黎，受到萨拉•伯恩哈特的欢迎，让普鲁斯特（和他的双亲）不知所措，在安德烈•纪德那位年轻的浮士德面前扮演了梅菲斯特的角色。

我们读到，他在男欢女爱之间摇摆——年仅三十二岁，跟崇拜他的康斯坦斯•劳埃德结婚不过三年（“我……高兴极了，简直失去了理智，”她在接受求婚后这么说），他第一次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他试图寻求一种激烈的爱，在漂亮的、被宠坏了的、反复无常的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身上找到了这种爱，他被这种爱摧毁了。他们的可怕关系的剧情被充分、有力地彰显于众——正如它的高潮，通过两场轰动的审判，通过王尔德的曝光自述，他所受的野蛮监禁，以及他四十六岁时不幸死于流放的事实。

王尔德在当时既身处名流圈子，也被归进了声名狼藉者的行列，别人和他自己都描述了这一切——通过出色的对话，通过激情、冲突、才气横溢的兵来将挡。立足于丰富的史实，其中很多资料还是初次问世，又依靠在《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不可儿戏》和其他作品中发现的传主新面目——艾尔曼揭示了一个更甚于传统形象的王尔德，更伟大也更感人，这个王尔德不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化身，甚至在今天，他也能以那种撩人的才智挑战我们的假设。“他的才智，”艾尔曼写道，“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这部书籍是传记作家之艺术的巅峰，通过它，以其独特且完整的形象，王尔德又回到了我们当中。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mann,1918—1987）

1918年，艾尔曼生于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他曾在耶鲁和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就学，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埃默里大学、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他担任戈德史密斯英国文学教授一职，还是新学院的研究员。在撰写《詹姆斯•乔伊斯传》（1959年国家图书奖获得者）之前，他还撰著了《叶芝：其人其面具》和《叶芝的身份》，出版乔伊斯传后，除了其他广获赞誉的书籍之外，他整理了两册乔伊斯书信，还撰著了《国家征用权》和《都柏林四杰》。1987年5月，《奥斯卡•王尔德传》杀青之际，艾尔曼在牛津去世，为了此书，他曾耗时二十年进行研究、调查和撰述。

致谢

引言

开 端

第一章 成长的烦恼

第二章 王尔德在牛津

第三章 罗马和希腊

第四章 走到中途的唯美主义者

发展阶段

第五章 启航

第六章 才华初露

第七章 教导美国

第八章 反文艺复兴

第九章 两种舞台

第十章 王尔德先生暨太太

意气昂扬

第十一章 从弟子到大师

第十二章 道林的时代

第十三章 对巴黎的希腊化 第十四章 一个好女人，及其他

第十五章 维多利亚末期的风流韵事

第十六章 逆风航行

羞 辱

第十七章 “我是这个案件的起诉人”

第十八章 延期的厄运

第十九章 本顿维尔、旺兹沃思和雷丁

第二十章 逃离雷丁

流 亡

第二十一章 狱外的囚犯

第二十二章 剩余的岁月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A

附录B

索引

译后记

引 言

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起他那些让人惊诧和愉悦的话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时代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尔德，他是那么辉煌、壮观、摇摇欲坠。

早在1881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时，直到1895年年中，他年届四十之际，这个来自都柏林（途经牛津）的可恶的爱尔兰人一直让伦敦文学圈感到局促不安，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还暗示自己是同性恋，与此同时，他对一切至理名言都坦率地加以嘲笑。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拒绝量入为出、行为检点、尊重前辈，或承认诸如自然和艺术这一类实体的传统形式。

他赢得了赞誉，招来了诋毁。关于他的传奇流传开来，也滋生了令人讨厌的谣言。人们指控他犯下罪行，从女里女气到文学剽窃。他是最友善的人，知道这一点的人却并不多。反之，当他正在撰写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当《不可儿戏》成为他的写作巅峰之际，被法律生动地称之为“鸡奸”的罪行也落到了他身上。他最终被宣判服苦役两年，罪名比“鸡奸”较轻一等，即跟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是这么大的羞辱。

牢狱生涯和随后在法国、意大利的流放是艰苦的，王尔德被摧毁了。挥金如土的人如今一贫如洗，还遭到昔日熟人的怠慢，他在释放后继续过着那种自己为之入狱的生活。他创作了《雷丁监狱之歌》，那之后，就再无作品问世了。1900年，他在一家无名的巴黎旅馆中过世，身后留下一份类似遗嘱的文字，即《来自深渊》，这篇文字以狱中书信的形式呈现，收信者是他的情人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它回避了忏悔，虽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法庭上提到的那些），但为自己的个体性作了辩护。在六十年的时间里，这封信的内容陆陆续续被出版，它再次引发旧友之间的争吵，有生之年，这些人继续为自己过去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争执不休。

同时代的其他人斥责王尔德是前罪犯，但是他们很乐于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许多无趣的编年记，就像许多无趣的餐桌，正是依靠这位花花公子，它们才在作者身后焕发出活力。至于广大读者，在英语国度，他们从未放弃对他的忠诚，而在外语国家，他的才赋也通过译本闪耀着光芒。

1878年，王尔德离开牛津时，他自诩是唯美主义的信徒，人们往往认为唯美主义是属于他的信条。然而，跟人们通常以为的不一样，他的主题并不是要把艺术和生活分开，而是要把艺术跟经验对艺术的不可避免的责难区分开来。他的创作几乎总是以揭露真相收尾。摆弄绿色康乃馨的手突然握住了提出告诫的手指。虽然王尔德文章的最根本优点是隐含不露的，不过，他的戏剧和故事的结局指出，必须摘下面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至少王尔德是渴望这么做的。尽管王尔德自诩愉悦之使徒，他创造的世界却充满了痛苦。他的思考方式在命运覆败之际才获得了充分的体现，而不是当它处于巅峰时。

本质上，王尔德一直在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彻底的反思。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够揭穿所有伪装。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与更多的同情。

他的语言是他最出色的成就。它们流畅自如，时而作出让步，时而表示拒绝。根据新观点和新原则，它们重塑了过去那些生硬的说法。充满朝气的固执己见骤然注入老一辈的宽慰滥调和令人厌倦的肯定性事物，它是一种受人关注的自负的无耻。我们愉快地既承认旧制度，又对它发动叛乱。我们叫嚷着，国王万岁，同时砍下他的头。

至于他的才智，它维持着一种平衡，其风险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虽然它自诩傲慢，其实是想取悦我们。在所有的作家中，王尔德也许是最好的同伴。他总是身处危险，他嘲笑自己的困境，在丧失一切的过程中，他打趣社会，认为跟自己相比，它粗陋得多，远不如自己那么优雅，吸引力也差得太远。当我们意识到他的魅力受到威胁，其目光紧盯那扇为愚昧法律敞开的大门，它就变得更加迷人了。

他的部分兴趣爱好源自他跟约翰逊博士共享的性格特征（还有两人的腰围）。就像他坚称的那样，他跟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关系”。他囊括了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xvii依靠那些不同寻常的观点统治着它们。有些作者随着世纪的流逝就不再具有关联性，他不属于这种人。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的才智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的艺术和人生都提出了问题，它们为他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真诚的特质，而这种真诚是他始终抵赖的。

在漫长和卓越的写作生涯中，作为学者、英国文学教师、评论家和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赢取了国际范围内的赞誉。他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权威传记广受好评，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作品。他的《奥斯卡•王尔德传》——艾尔曼最后也是盖棺论定的成就——已被利昂•埃德尔欣然接受，埃德尔认为这部书籍是“传记艺术之华”，说“这幅维多利亚时代最不幸人物的肖像超越了艾尔曼广受好评的乔伊斯传”。在英格兰，安东尼•伯吉斯称它是“伟大的书籍……他的第二部杰作……长期细致工作的成果，它也展示了艾尔曼的细腻批评意识、广泛和渊博的学识，以及深邃的人道精神。”同名传记电影即是以本书为原始资料。译者萧易此前译过《伍尔夫传》和《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她的译笔完美呈现了艾尔曼以及王尔德的语调。

第一章 成长的烦恼

灵魂生来是苍老的，但在成长中变得年轻。那是生活的喜剧。身体生来是年轻的，却在成长中衰老。那是生活的悲剧。

布拉克内尔夫人： 普丽丝姆！过来，普丽丝姆！普丽丝姆！那个小婴儿在哪儿？

序 曲

1868年，奥斯卡•王尔德给我们留下了最初的明确印象，当时他十三岁，从学校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波托拉皇家学校位于恩尼斯基伦（Enniskillen），它是一所好学校，负责为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输送学生，不过，校长和王尔德的母亲把它称作“爱尔兰的伊顿公学”，这就有点妄自尊大了。在后来的生涯中，王尔德对一位孜孜不倦的爱尔兰传记词典的编辑者D.J.奥多诺霍说过，他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他在那里待了七年，从九岁到十六岁。事实是可以随意扭曲的。一本英国年刊《传记》曾经刊登过长达六页的王尔德“生平”，而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在接受该年刊的采访时，王尔德说自己是在家中跟着私人教师受教育的。波托拉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似乎没上过学也比上过这样一所让人半天想不起来的学校要好一些。“我已经忘记了自己上学的年代，”在《理想丈夫》中，谢弗利夫人说，“我模糊记得那是一段让人讨厌的日子。”王尔德也一样，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想象力的诱惑，想要解构自己受过的教育，用奇思异想抹去所有那些算术题和词形变化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教育出奥斯卡•王尔德。然而，波托拉是有功劳的，它那里不但出了王尔德，还出了萨缪尔•贝克特，这所学校至今仍然发展良好。

王尔德从该校撰写的信件不幸只保留了片段，但是作为他青春期的象形符号，它还是有价值的：

1868年9月 波托拉学校

亲爱的妈妈，今天收到了大篮子，我从没有这么惊喜过，实在太感谢你送来了它，它简直出人意料。请别忘了给我寄《国家评论》……你送来的篮子里的两件法兰绒衬衫4都是威利的，我的衬衫一件是深红的，另一件是淡紫丁香色的，但是现在还太热，用不着穿它们。你一直都没跟我提到格拉斯哥的出版商，他说了些什么？你有没有用绿色的笺纸给沃伦姨妈写信？

信件的剩余部分谈的是一场跟正式团队之间展开的板球赛，他们赢了，还有“令人恐怖的赛艇会”。信中还附有一张草图，其说明文字是：“看到大篮子的男孩子的欢喜，和没有大篮子的男孩子的悲哀。”但这幅画如今已经遗失了。

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奥斯卡•王尔德在信中已经逐渐成形。他跟亲爱的母亲关系极好，或许是因为哥哥威利显然也在争夺母亲的注意力，王尔德很希望跟母亲能够拥有更好的关系。奥斯卡后来彻底把威利抛出了局。他对荒谬有一种早熟的感受力，所以他描绘了送篮子给孩子们带来的幸福和不幸场景。他对戏剧性表达的胃口变得更强烈。其他的偏好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板球有点兴趣，对划船则根本不屑一顾。这座学校位于厄恩河（Erne）畔，对赛艇会的反感想必是与潮流相悖逆的，属于他的个人选择。他喜欢板球，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后来他曾经嘲笑过他那位强壮的传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他假意说自己觉得参赛者的姿态是“不体面的”，“不符合希腊人的风格”。他最终抛弃了被他称作“板球和船”的这两种团体运动，他更喜欢的是骑马、射击和钓鱼。

信件揭示了他在十三岁时对衣服的品位，那是一种花花公子的品位，他对自己的深红色和淡紫色衬衫，还有威利的没有提及颜色的衬衫是区别对待的。（1890年，当共用一个“迈克尔•菲尔德”笔名的两个女人来看望他时，他身穿丁香色衬衫，扎着淡紫罗兰色领结。）他对深红色和相关颜色的偏爱跟他的母亲如出一辙，后者据称到了六十多岁还身穿深红色的衣服，一位都柏林的观察家拉思克里丹勋爵声称曾看到她花枝招展地扎着一条红围巾。在变换色彩和深浅时，他总是恋恋于“朱砂色”这个词。（另一方面，他对绛红色极端讨厌。）在《雷丁监狱之歌》中，罪犯所受到的最后侮辱是，他不能身穿自己的深红色外套走上绞架。有人向王尔德指出，这个人属于蓝衣队指皇家骑兵营，其制服是蓝色的。，他立刻把这段文字改写成：

他没有身穿自己的天蓝色外套

因为鲜血和酒都是蓝色的。

他之所以急着想要读到母亲发表在《国家评论》上的新诗，与其说是出于审美上的偏好，不如说是因为这首诗拥有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题目——《给爱尔兰》（To Ireland），它又一次呼吁人们吹响反叛的号角，这是王尔德夫人在年轻时就提出过的吁求。一位苏格兰出版商即将再次发行她的诗集，这首新诗将会取代1864年初版中的献辞，那段献辞是：

献给我的儿子威利和奥斯卡•王尔德

“我要他们清清楚楚地说出

国家这个词。我教育他们，毫无疑问，

在国家有需要时，人们应该为它而死”

她自己的诗句更多的是热情，而不是文体上的讲究。年轻的王尔德热衷于她的诗歌和政治。

他也喜欢母亲的恶作剧。信中的“沃伦姨妈”是王尔德夫人的姐姐艾米莉•托马恩，她比王尔德夫人年长很多，在1829年嫁给了塞缪尔•沃伦，后者当时是一位上尉，后来跟他的兄弟纳撒尼尔一样，成了英国的陆军中校。沃伦姨妈的统一党政见跟她的军人妻子身份很相配，她反对妹妹的见解，而妹妹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对她也不赞成。用绿信纸来烦扰沃伦姨妈，这是两人分享的一种颠覆性的喜悦。除了跟王尔德一家共同拥有某些财产之外，艾米莉•沃伦再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场景中。她的丈夫死于1850年前后，她自己死于1881年。跟哥哥一样（他在路易斯安那当上了法官），她和妹妹简之间保持着距离。然而，艾米莉•托马恩•沃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奥古斯塔•布拉克内尔姨妈的原型，后者丈夫的兄弟是一位将军，名字叫欧内斯特，比塞缪尔和纳撒尼尔这两个名字更加一本正经。布拉克内尔夫人下达的英国命令立刻就被爱尔兰精神否决了。

（简）•斯波兰萨•弗朗西斯卡•王尔德

所有的女人都变得跟她们的母亲一样。

这是她们的悲剧。男人却不会这样。

这个十三岁男孩写信的对象，那位母亲，可不是一个寻常人。王尔德夫人觉得自己注定是要一鸣惊人的，她还把这种感觉透露给了别人。她的儿子赞成这个观点，他对待她的态度是极为爱护和敬重的，简直好像他年长于她，而不是相反。在她收到这封学校来信的四年前，她丈夫被授予了爵位。这个头衔对她有所帮助，因为她总是不适应自己的名字——“简”（Jane），她还把自己的中间名改成了“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名字原本是“弗朗西丝”（Frances），她认为新名字鲜明地体现了埃尔吉家族的意大利起源——根据她所谓的一种家族传统——他们在那里被叫作阿尔吉耶蒂（Algiati）。从阿尔吉耶蒂到阿利吉耶里（Alighieri）只有一步之遥，但丁不免变成了简•埃尔吉的祖先。（她儿子相应地打算自称跟莎士比亚和尼禄相貌近似，而且还有着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使用哪个签名变成了一件复杂事情。对于商人或无关紧要的人，她的签名是“简•王尔德”，给她喜欢的人，她的签名是“弗朗西斯卡或J.弗朗西斯卡•王尔德”。但是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完全是她自己发明的。即“斯波兰萨”（Speranza）。她的笺纸上压印了一句格言——信任、希望、坚定（Fidanza, Speranza, Costanza）——其中就提到了它。她跟但丁的翻译者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有过通信关系，其信件署名就是“弗朗西斯卡•斯波兰萨•王尔德”。

她觉得自己的笔名很有幽默感，从一封她寄给爱尔兰小说家威廉•卡尔顿的安慰信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她写道：“我实在无法忍受你的失望——得不到承认的天才也许会列举自己的痛苦，它们是深刻且强烈的，但你不该如此……让圣斯波兰萨，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自诩圣徒的话，来施展令你焕然一新的奇迹，因为你的沮丧完全是一种虚构……”卡尔顿在答复中称赞她的灵魂“如大海一样浩瀚”。

汇聚成那片大海的河水是有迹可循的。她的祖先（如果不算但丁的话），从母系来说，包括了查尔斯•马图林牧师，这位牧师撰写过一部《漫游者梅尔莫斯》（Melmoth the Wanderer），其中的男主角是一个神秘的邪恶人物，司各特、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王尔德都被这部作品迷住了，巴尔扎克为它撰写了一个续篇，波德莱尔认为梅尔莫斯是他自己的另一个自我，王尔德有一天将会借用“梅尔莫斯”这个名字。王尔德夫人的母系曾祖父是金斯伯里医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师，还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朋友。她的父亲查尔斯•埃尔吉（1783—1821）从事法律行业，父亲的父亲约翰•埃尔吉（1753—1823）是爱尔兰圣公会的教区长和副主教。她的母亲萨拉也是神职人员的女儿，这位神职人员名叫托马斯•金斯伯里，他不但是基尔戴尔教区（Kildare）的牧师，还担任了破产事件调查员的世俗职位。继续追溯下去，王尔德夫人的父系曾祖父查尔斯•埃尔吉（1709—1787）是道宁郡的一位富裕农民；母系中的另一位祖先是一个英国砖匠（死于1805年），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他从达拉姆郡移民过来，因为当时的爱尔兰开始大兴土木。虽然有着这些无懈可击的先辈，王尔德夫人还是非要想象自己拥有托斯卡纳地区的血统。

跟儿子一样，她喜欢在真相上涂涂抹抹。她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她出生于1826年。如果有人追问，她就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没留下出生记录，当巨人还在地球上行走时，出生登记处简直是多此一举。能够驳倒她的教区登记处还没有成立呢。“事实上，”布拉克内尔夫人说，“女人不该对自己的年龄一丝不苟。这简直太费心机了。”虽然传记作家们徒劳地搜寻着王尔德夫人的出生日期，揭露她的真实年龄也许有点太失礼了，根据她在1888年11月向皇家文学基金会申请一笔奖金时的说法，她出生于1821年12月27日，比她自称的年龄只不过大了五岁而已，在那种场合，年长比年轻对她是更大的优势。她的儿子王尔德在这方面的表现毫不逊色： 他经常少说两岁，甚至在结婚证上也是如此；王尔德夫人也附和着这个年龄，她祝贺他在“仅仅二十二岁”时就赢得了纽迪盖奖，虽然明知他当时就要年满二十四了。

王尔德夫人不但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还把自己通过诗歌来体现民族主义的决心也传达给了她的儿子。关于她是怎样萌发了爱国主义精神，王尔德夫人自己的一个说法是，她偶然读到了一本理查德•多尔顿•威廉斯的书或小册子，威廉斯曾因叛国罪在1848年受到审判，不过被宣布无罪。估计这就是他那部以诗歌《民族的情人，给爱尔兰的女士们》（The Nation’s Valentine, To the Ladies of Ireland）起首的书籍。这首诗歌号召女人“现在，别为我们唱其他歌曲，除了关于祖国的歌曲”。她被感动了，她受到了鼓舞。“于是，我自发地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诗人。”她确实在设法效仿她那位老师的修辞笔法。不过，她对W.B.叶芝又说了一番不同的话。“她走在都柏林的某条街道上，遇到了一大群人，简直没法继续前进，”叶芝回忆她的说法。“她问一个店员，为什么街上来了这么多人？他说：‘那是托马斯•戴维斯的葬礼。’她回答，‘谁是托马斯•戴维斯？我从未听过这个人。’他说，‘他是一个诗人。’”[13]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哀悼一个诗人？这也是她决心成为诗人的理由。

托马斯•戴维斯的诗歌确实让很多人皈依了民族主义，包括叶芝的朋友约翰•奥利里。但是戴维斯的葬礼举行于1845年，那时，简•王尔德早已年满二十二，而不是十八，她不可能无知到没听说过青年爱尔兰运动的领导人戴维斯。威廉斯的诗歌和戴维斯的葬礼都激励了敏感的爱尔兰人的情绪，无论他们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这些人相信自己应该从事民族事业。简•埃尔吉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写诗，还为饥荒以及爱尔兰饥民的大迁徙写诗。她把这些诗歌寄给了《民族国家》（该报纸创办于1842年）的编辑查尔斯•加万•达菲，使用的笔名是“斯波兰萨”。它们被装在信封里，信上的签名是“约翰•范萧•埃利斯”，这个名字的三个起始字母跟“简•弗朗西斯卡•埃尔吉”的三个起始字母是一致的。加万•达菲喜欢这些爱国主义诗歌，发表了它们，她又寄来一些情歌，他对这些情歌的兴趣就没那么大了，于是没有发表。尽管如此，他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他邀请埃利斯来拜访他。埃利斯反过来8要他去利森街34号拜访自己。就在那儿，加万•达菲说，当他问及埃利斯先生时，一位微笑的女仆把他带进一间客厅，他在那里只见到了大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什么！我忠实的朋友，你就是那座煽动叛乱的新火山？”加万•达菲问道。史密斯离开了屋子，回来时“手臂间挽着个高个子姑娘，她有着庄重的仪态和身姿，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五官仿佛是在英雄的模具中铸成，跟此人的诗歌天赋或革命精神似乎是吻合的”。这种舞台安排完全符合她的特性。简•埃尔吉后来向数学家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承认，她喜欢“制造轰动效应”。加万•达菲写信给她说，有一天，她的“名声将会不亚于勃朗宁夫人”。

斯波兰萨的诗歌是煽动性的。《年轻的爱国领袖》（The Young Patriot Leader）描写的是托马斯•弗朗西斯•米格尔，1849年，米格尔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她出席了那次审判。不过，政府更关心的是刊登在《民族国家》上的散文。作为编辑和主笔，加万•达菲被送进了监狱，等待煽动叛乱罪的审判。他不在的时候，简•埃尔吉为报纸连续撰写了两期社论，加万•达菲曾经小心谨慎地表达过的意见，如今被直率地说了出来。在1848年7月22日的《命运的时刻》（The Hour of Destiny）中，她宣布，“跟英格兰之间长期未决的战争实际上已在进行中。”一周后，在《木已成舟》（Jacta Alea Est，即The Die is Cast）中，她激烈地呼吁：“喔！那十万杆在天堂的光芒中闪耀的滑膛枪。”不过，如果英国立刻就投降的话，她愿意允许君主制的“黄金纽带”继续把两个民族联合在一起。这些文章如果说没有刺激民众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刺激了政府，加万•达菲所受指控中又增添了撰写这些文章的罪名，虽然他当时身在监狱之中。艾萨克•巴特是负责为他辩护的大律师，他说他可以为其他罪名辩护，却没法为《木已成舟》辩护，简•埃尔吉找到副检察长，揭发自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并要求他们撤销针对加万•达菲的这个指控。她遭到了拒绝。“我觉得当我撰写自传时，这桩英雄事迹将会是一个好情节。”她向一位苏格兰朋友吹嘘道。[17]当公诉人向加万•达菲质问这些文章时，一个高个子女性在旁听席中站起来打断了他们。“我，才是那个罪犯，就我一个人，如果有罪犯的话。”法官敲响了木槌，让她坐下，但是公诉人放弃了这个问题。[18]加万•达菲受到了四次审判，陪审团都不愿意裁定他有罪，最后，他被释放了。在王尔德家族上演过的三出重要的法庭戏剧中，简•埃尔吉的干涉行动是最有效的。四十七年后，她想必还记着这件事，所以她坚持认为儿子奥斯卡不该逃避审判，她以为他也能获得一场轰动一时的胜利。

她的处世之道就是无节制。1848年12月，她写道，“我愿意一辈子愤怒下去——这种中规中矩的爬行生活对我来说太乏味了——噢，我那野蛮的、充满反叛精神的、雄心勃勃的天性啊。我希望政治事务能充分满足它的欲望，哪怕最后的结局是圣赫勒拿岛。” “凡是美德，就该具有积极的品质，”还有一次，她这样声称，“不存在所谓消极的美德。”如果当不成英雄，她至少可以施展一下蛮勇。1859年，她出席了爱尔兰总督在圣帕特里克节举办的舞会，她吹嘘自己当时身穿“三套白绸裙子，上面镶缀着白缎带，环绕着金色花朵和绿色三叶草”。在她的都柏林沙龙和后来的伦敦沙龙上，她越来越以服饰离奇的形象上位，头上缀满头饰，攒聚着特大号的怪诞珠宝。

她的话语配得上她的打扮。奥斯卡•王尔德后来会评论说，“不张扬就表达不了爱，没有爱就没有理解。”在较为平和的情形下，王尔德夫人的意识修辞会是颇为直率的，在一篇关于“女性之奴役”的文章中，她写道，“如今，我们已经追溯了女性的历史，从伊甸园直到十九世纪，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只能听到她们的脚镣发出的叮当声。”她儿子将在《无足轻重的女人》中彻底翻转这番意思：“女性的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暴政史。是弱者凌驾于强者之上的暴政。它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暴政。”他母亲对历史的看法却有所不同。她曾经打断女性主义者莫娜•凯尔德的话，说，“每个女人都会为男人付出，直到历史的终结。”

在交谈中，她喜欢颠覆旧习。有人请她接待一位年轻女人，说那个女人是“体面的”，她回答说，“永远别在这幢房子里使用这个词。只有商人才是体面的。我们是超越于体面之上的。”在《不可儿戏》中，当布拉克内尔夫人问道，“这位普丽丝姆小姐是否相貌可憎，几乎没受过教育？”卡农•蔡舒博回答说，“她是最有教养的女士，再体面不过。”“显然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布拉克内尔夫人答道。王尔德一度宣称，他和他母亲已经决定成立一个旨在抑制美德的社团，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想得出这个主意，这说明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王尔德夫人为爱尔兰社会贡献了她那种把小事化大的天赋。在她看来，诗歌是一种演讲术。科尔森•克纳汉说她曾经谴责过他的一个朋友，“你，还有其他诗人，满足于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那点小心思。我表达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心思。除此之外，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我，我是公认的代表所有爱尔兰人的诗歌喉舌。”丈夫死后，她搬到了英格兰，带着炫耀和沮丧抱怨说，“我习惯于着眼心灵，而不是形式。唉，如今我只觉得痛苦异常，失去了一切让生活值得一过的东西，我吟诵诗歌时的长袍被拖曳在伦敦的泥土中。”她自称她之所以长得像老鹰，是因为她前生就是一头鹰，她和青年叶芝交上了朋友，告诉他说，“我想生活在一片高地之上，樱草花山或海格特都行，因为我年轻时是一头鹰。”

然而，她并不打算像圣女贞德那样统率军队，只想作为“一个女牧师在自由的圣坛前”鼓舞军队。发动战争是男人的事。女人应该是自由的，其自由的最高形式是为了一项事业而受苦。她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不感兴趣。她会谴责乔治•艾略特让《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说出“上帝作证！”这样的话，原本使用“朱庇特作证！”就足够了。结婚后，照她的说法，“我那伟大的灵魂最终受制于女人的命运”，她的角色就是撰写那些夫唱妇随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