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
疾步走过暑期中依然是熙熙攘攘的校园大道，几乎目不斜视，只注意到一个白发清癯的黑人手持一本旧圣经，对着不重视他的大众讲道。我也无暇重视他，因为我正赶赴一个约会。
步上两旁有石狮的东亚语系正面石阶，推开厚重的玻璃门。从阳光灿烂的外界骤入阴幽的走廊，眼前忽一阵暗暝，随即缓行犹豫，决定先到休息室。这是系办公楼中唯一的休息室。我一直潜意识地认为应称其为教员休息室，在台湾的大学，理当如此称呼吧，但此地往往学生在内时较诸教员为多。三年前在此客座教学时，我自己倒是经常利用这里作为两堂课之间休息之用。有沙发椅，有冷热水，可供自行泡茶袋或咖啡，如果喧嚣的学生不多，尚可享受十分钟的清静。
如今，室内空无一人。壁上的时钟，距下午两点尚有八分钟。很多人以为我性格优缓，其实是因为性急，才造成相反的印象。和J. L.相约在下午两点钟见面，一点半出门已很充裕了，但我怕万一找不到停车位，乃提早十分钟出发，而停车场上意外地顺利找到空位置，所以早到了。
我在空无一人的这间休息室等待三年前教过的学生J. L. 。窗外是加州特有的蓝天绿茵，室内却是阴凉清静。木桌、木椅、沙发都相当老旧。白墙也因为久未修护而黯淡且有些剥落。近年来美国政府预算拮据，教育方面的经费显然不充足。就在一面黯淡微微发黄的侧里墙上悬挂着十多张相片。应该是对这个学校这个学系有贡献的学者们吧。我认出其中三位：赵元任先生、陈世骧先生和柏芝先生。前面二位已作古，柏芝教授退休了。赵先生毕生献身中国语言学，为学界所共知。陈世骧先生去台大演讲比较文学时，我初执教鞭，曾在文学院二十三教室聆听过他精彩的学说。与柏芝教授曾多次相会于台湾学界所举办的研讨会上。前些时偶遇于中国餐馆时，看来苍老多了，退休的消息是他亲口告知的。
以前在这个休息室喝茶或冲咖啡，匆匆坐十分钟便赶赴教室上课，并未特别注意这十余帧照片；今天因为等待稍稍迟到的学生，得以走近一一端详。他们都是杰出有贡献的学者，皓首穷经，令人肃然起敬。这个学校、这个学系以他们为荣，所以将他们的照片排列出来，他们的著述在图书馆内、在出版社里、在许多教授和学生的案前。
十几张大小不十分一致的相片排列得并不十分整齐，而且显然都有些灰尘。反正J. L. 尚未到，我走过去把那些特别歪斜的几张整理扶正；索性又从皮包内取出纸巾擦拭玻璃框架上面的灰，但也只能整理擦拭下面两排。
我退回沙发上再端详。仿佛正有一种莫名的寂寞涌上心头时，J. L. 跨进了休息室来。
她把头发修剪得齐耳短，穿一袭淡蓝衣衫，黑色半旧的皮袋背在后头，像最流行的学生模样。
“林老师，你好！”想不到她用国语向我招呼。
“你好。你像是胖了一点，也许是头发变短了。”
“是胖了。大概是东岸的生活太 boring。”
其实，剪短了头发的J. L. 看来较明朗活泼些。
三年前，我就注意到她一双慧黠的眼神里，有些与众不同的什么资质。她是应届毕业生之中最优秀的一名学生，系主任希望我能利用课余谈话劝住她留在本校攻读研究所。但那时候的她，一心向往东部的汉学研究风气，留不住她。
而第二年，我自己也因不同原因，辞谢了系所的挽留，离开了这所大学。若非六月中突然在信箱里看到厚厚的一只牛皮纸袋，我可能不会再想起J. L. 的事情了吧？生活中充满琐碎繁复的事情，令我退休后的日子依旧忙碌不已。
袋中是一叠二十多页的论文及一张信。信中言及J. L. 已在东岸极负名望的大学研究所修完了博士课程，那一份论文稿是某一科目的讨论报告。她特别央求：“没有你的审阅意见，我不敢贸然交卷。”
我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仔细审阅那份论稿。J. L. 使用的英文十分精致，有好几个词汇须得翻查字典才能看懂。我逐页逐行地列举论文中有疑难处，并建议修改的意见，以及应当参考的书籍。由于信上以及信封上面都没有住址和电话，我只得以快递径寄她的学校信箱；又恐暑期中信件疏误，预先存放另一份意见书的影本。那意见书有八页。
信寄出两星期之中，我每回从信箱取邮件时都十分注意J. L. 是否有回信。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甚至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半月也过去了，音讯全无。我想，J. L. 可能暑期间出游，或者是那信袋竟寄丢了。最后，我自己也由于别的事情忙忙碌碌而把此事淡忘。
八月下旬，不经意间却在众多邮件和广告内发现夹着一个J. L. 寄自东岸的信封。内容表示对我意见书的谢忱，并征求月底是否可能与她会面？
J. L. 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她提议到校门口的一家咖啡店内谈话。我和她又走过喧嚣杂乱的校园大道。那个讲道的黑人已不见，几个年轻男孩子在摆设着乐器，大概艳阳之下即将有一场露天打击音乐表演的样子。包容多样的自由表达方式，本来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大学的立国、立校精神。J. L. 虽然诞生在台湾，但幼年随父母来美，除了外貌，她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是属于这个土地的，而她的中国话虽然堪称流利，有时仍不免带着英语式的文法。
买了两杯冰茶，在咖啡馆内明亮的角落对面而坐。
J. L. 显得有些腼腆，面孔微微泛红。毕竟是她主动约我出来谈话，我并未知悉其意向何在？但她大概一时不知如何开始话端，径自凝视着我微笑。被她看得十分不自在，我只好问她近年来在东部著名大学的读书生活如何？
“我不喜欢××大学。”这倒是出乎意外的答复。我想起三年前，她毅然舍弃母校研究所挽留，一心向往那所大学的情景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快快修完博士课程的原因。我想快点离开那里。我在那里很孤独，没有人了解我。”话题有了端绪之后，犹如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J. L. 的声音虽然细弱，时则被邻座两名年轻的男学生高亢的音调掩盖，但她忽而激越忽而忧郁的叙述，传达了她这三年来的生活概况。
我静静聆听，尽量不去阻扰她的叙述。在她的言谈告一个段落之后问：
“那么O. W. 教授对你的研究方向有什么意见？”
“我很少跟他谈到这些。”
“怎么可能？他是你的论文指导教授吧。”
“是的。只是，每次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结果到办公室，见到他，又觉得那些话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不说什么，坐在桌子后面抽他的烟。……我觉得很孤独，我的兴趣和想法，没有人可以相谈。”
“你那篇谈论谢灵运‘赏心’的文章写得不错，虽然有些地方还需要补充和修改，整篇文章的大方向是对的。”
我指的是她两个月前寄来的那篇英文论稿。这一提，又引发了她滔滔的雄辩，许多意见是文章未涉及的。如此雄辩的J. L. ，为我所从未见过。她年轻姣好的脸庞因为急于表达不可遏制似的意见而涨红。
我让她尽情表达意见，偶尔为她做一些补充与纠正。看得出三年的深造，使她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西方理论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仍有不少颇重要的书籍仍须广泛涉猎。我为她一一列出书名，她坐在小几对面仔细观看。
我们又继续谈话，主要的内容仍围绕着她即将着手的博士论文。J. L. 忽然问：
“我可以请你将来做论文的 first reader 吗？”
“可是我已经退休，我甚至也不再在美国做客座教授了。这样子，恐怕对O. W. 教授也不好吧。”
“那没有关系，没有你帮助，我实在很不放心。”
我原则上答应。J. L. 显得十分高兴。
她约略谈及自己的生长背景和志向。父亲是一位医生，原本希望J. L. 会继承他的衣钵从医，但J. L. 在大二时便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大概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更为浓厚。
“说实在的，三年前上了你的课，我才更坚定志向。但是在东部的时候，读得越多，我越害怕。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适合走这一条路下去？”
“我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学医或学文学都没有问题。但是，既然选定了方向，就应该坚定努力走下去。”
也许是夕阳斜照直接从窗口射J. L. 的脸庞，忽然有什么晶莹的东西在她的双眸中。她继续说话之际，那晶莹便自眼眶中溢出，变成了两行泪水沿颊下流。我为此感到颇为讶异。
“你在流泪吗？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话令你难过？”
“不不。我不是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actually, l’m glad，我想我是很高兴的。很久都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心里的话了。”眼泪索性就更放任地下流。“对不起。真是奇怪，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在别人面前流眼泪过。”J. L. 尴尬地用手背拭擦仿佛不受控制的泪水。
但我是曾经有过若干次类似的经验。在台北和平东路那个如今已不存在的书房一隅，有一个小沙发椅。沙发椅上曾经有过几个学生坐在那里倾诉他们的心事，多半都是研究所的学生，为着写论文碰到难解的瓶颈；偶尔也有少数几个人为着个别不同的问题。他们坐在那张椅子上，从开始的忸怩犹豫，到放心倾谈，最后往往哭泣流泪而感觉舒散回复信心。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只是让他们畅所欲言，甚至尽情流泪。学生们大概是在那个书房一隅的椅上自己纾解抑郁，克服困难，寻回信心的吧。
J. L. 终于停止流泪。她腼腆地说：
“我要像你这样，将来做一位学者。我好羡慕你，你好像很轻松就把事情做得很好。”
“做一位学者？那要一辈子的努力。你会有很长一段辛苦的路，可也是快乐的路要走。我并不是轻易就做好事情的，我只是没有到处去宣扬自己的辛苦而已。没有人能够轻易做好事情的。”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脑际闪现方才在学校的休息室看到的那十余帧相片。每一张令人敬佩的容颜，都印证他们毕生对学术的努力追求。也许，多年之后，眼前这位泪痕未干的女孩子的相片，或有可能参与其间也说不定。
J. L. 不知道我的心事。夕阳照在她流泪过的面庞上。
一九九七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