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因我困河中
大别山南麓，鄂豫交界地区。淮河水系竹竿河的一条支流，蜿蜒于崇山峻岭间。这条支流的源头起于湖北省大悟县北部的五岳山地区，小河一路歌唱着曲折前行，在东北方向的大胜关附近并入竹竿河主流，然后往北在河南息县入淮河。这是一处罕见的南水北流。
大胜关，位于湖北省大悟县历史名镇宣化店北侧，名字源于元太祖忽必烈。这里处在桐柏山至大别山一线天然屏障的低凹豁口处，是南水北流的唯一出口，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宋末，忽必烈在这里大胜宋朝军队，并挥师南下，得意之余，遂将这里命名为大胜关。
这一带的地理位置，有着很重要的军事意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唐朝末年的黄巢、元朝末年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以及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明朝末年的李自成、晚清的“太平天国”义军等，都曾在这一带活动。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带都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热点地区。
宣化店往西十五里，竹竿河那条支流的一个河湾处，有两个隔河相望的村子： 河东的村子名叫扬兵畈，河西的村子称为界兵冲。带“兵”字的村名来历，据传是朱元璋起势时期，曾在这里屯兵扩军。那时，元末乱世，顺帝无道，天下既有十八路反王，又有六十四路烟尘，义与不义者各自插旗造反，同时相互倾轧混战。大概是这儿较为偏安且具一定的兵源和粮草补给，朱元璋才来此屯兵扩军。家乡的人现在把扬兵畈的“扬”字写成“杨”字，完全是错误的，“扬兵”为起兵之意，而不是杨家之兵，所以应该写为“扬兵”。
河西村子界兵冲，坐西朝东，石板铺地，贫富人家共十几户，在当地属大村。村边有一口与村同宽的大水塘，村后有一条两山相夹的田冲，村前流淌着终年不息的河水。这条长百余里的山区河流，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时缓时急。河底及河滩，布满银白的沙砾和大大小小的卵石；河岸与边坡，长满家乡人称之为柳树和水之柳的乔木与灌丛；清澈的河水里，或快或慢地游动着小巧机灵的鱼虾。河水急速之处，岩石间跳跃起水花并发出朗笑般的声响；河水宽缓之处，沙砾卵石上滚动着层层波流并发出浅唱般柔声。岸边植物的根须和滩底的水草，旗帜般地在波流里飘荡；长着树丛及青草的河滩上，时有三五头黄牛或水牛悠然地寻草觅食，放牛的孩子则忙着用矛镰砍割能取皮搓绳的柳条……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1990年以后，界兵冲村里的中青年同其他地方的中青年一样，都已陆续离开故土，外出打工谋生，部分有老人和儿童留守的住户搬迁到河对面公路边盖房居住，原有的村子已经破败和拆除，我写此文时仅剩废墟。界兵冲本是一个古老的村子，至少在宋代就有人家。家乡的很多大小村子都很古老，每个古老的村子都是一本厚重的书，然而这些书还没被人好好阅读，就在无序的当代社会变异中消失了。村子前面秀丽的河道，也在近几十年里经人为损毁，泥沙淤积，加之上游不远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修建了水库和小水电站，也早已没有了清澈的水流与秀美的河滩……
如此破败和萧条的情形，已成为全国很多农村的普遍现象。现在有很多农家村子，人已走空，房屋被拆或倒塌，村子也从此消失。还有很多村子，虽然房子还在、还没倒，但人都走了，他们或举家进城入镇，或远赴外地打工，村里只剩三两个带着幼童的老人，成为“空心村”。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逼着农民“进城”，赶着农民“离土”，这是众多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和痛心的政策及做法。农民出于改变贫困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而背井离乡，实属无奈，也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手段之一，但这种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发展模式长期下去，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特色病”： 乡土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家庭生活、基本伦理、传统秩序、土地保持、农耕持续等，都将被人口现状所吞噬、所抛弃，中国传统农村赖以稳定和持续的根基也将就此垮塌，以农村、农民、农耕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必然因“空心”化而失守。这种情况已经证明，它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农民的土地，在城镇周边和其他开发征地之处，政府部门及一些官员用低价从农民手中收来，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或者与开发商进行幕后交易，以土地资源谋私；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及没有开发项目的地方，农民进城入镇后，土地很多就被抛弃了、荒废了，地方政府部门及官员对此并不心疼。从对土地的情感和保护来说，他们还不如旧社会的农民，也不如旧社会的地主。
再说曾经，村中十几户人家，多数姓毛。其中的毛姓地主，拥有着大量田园土地。土地是社会之根，是民生之本，没有土地的农民被迫向地主租田耕种，被称为佃户或佃农。一户赖姓佃农，在这里给地主种田二十余年，其兄弟分家后仍各自给地主种田。老大赖福本、老三赖福高租田的那户毛姓老地主已死，其遗孀陈寡妇接手土地继续出租；老二赖福云租种着另一地主毛之山的田。
1944年3月13日（农历甲申年二月十九日酉时），在村子南头的一间屋子里，一个后来名叫赖国清的我，啼哭着出生在老大赖福本这个贫苦的佃户之家。
家有贫富之别，人无贵贱之分。虽然家贫，孩子的出生同样会给全家带来极大的欢乐。当然，这欢乐是后来我听说的，也是自己感悟到的。
在离界兵冲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山窝窝中的古老小村，名叫新桥。新桥本无桥，史称干塘洼，近两百年来曾先后是蒋姓、华姓地主的地盘。只因在明代或者更早的唐宋时期，热心修桥补路以行善积德者，化缘集资，在离村半里外的山冲出口，兴建起两丈多高的滚水石坝并在坝上嵌立起一排碑式条石，俗称“钉子桥”。桥北高台上，还建起一座小庙。“新桥”之村名，缘于此桥。十余步的钉子桥，是我一生中走过次数最多的桥，这是后话。家乡这类古代修建的石砌建筑很多很多，后面再叙。
生于道光年间的高祖赖炳泰，住在西边姚畈乡陈家冲，兄弟三人分家后，他欲带五个儿子一同迁往江苏省溧水县，因为那里已住有先前迁去的本族人。但他的二儿子、我的曾祖父赖正华因妻子李氏不愿意走（她娘家是大户族，觉得住在本地不会受到外人欺负），就独自留了下来，开始定居新桥（旧时穷人迁徙定居，一般都是随着租种地主的田地而定）。我出生时，奶奶傅氏就住在新桥。四佬赖福成、五佬赖福臻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捉去当兵，四佬在打仗时负伤（左胳膊留有被子弹打穿的疤痕），逃回来后跟奶奶住在一起。五佬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跑到四川万县时，万县被共产党解放，他被改编到解放军队伍。1950年回到家乡后，他也跟奶奶住在一起。1953年奶奶去世，四佬、五佬便分开单过。
五佬福臻的“臻”字，为达到之意，如日臻完善。一个没有文化的穷人家庭，不知请谁起了这样一个富有寓意的名字。但人的命运并不完全随人所愿，四佬、五佬终身未娶。虽然曾有宣化店河西俞家店一位刘姓寡妇带着儿子俞龙根和一个漂亮女儿，约于1954年搬来与五佬一起生活，但性格内向、老实巴交的五佬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实质性夫妻生活，奴仆般地生活了一年左右，就让那位寡妇搬回原处了。
四佬性格活泼，爱玩爱热闹，虽单身生活，却也乐观，时常唱着山歌小调。二佬忠厚实在，发妻刘氏早丧，育有一女赖秀英。1956年左右续弦余氏，重组家庭。二佬喜好饭馆里的猪大肠汤，青壮年时曾在宣化店街上喝过几次，这点爱好竟被大家笑话了几十年。三佬是一个外表严肃但诚实能干、有威信的人，解放后多年担任乡干部和生产队队长。
我出生的消息，迅速传到新桥，已经六十四岁的奶奶立即迈动一双尖尖的小脚，赶往界兵冲。（封建时代，女性从一两岁开始，就必须裹足缠脚，形成一生的小尖脚，非常残酷。）由于过分激动，奶奶一路走得急切而踉跄，几次险些摔倒。当她走到界兵冲村前的河心时，再也挪不动脚了。浅浅的河水里，有一排用于过河的踩脚石，但奶奶激动得全身颤抖，无法踩石过河，被困在河中。于是，她只好冲着村子，不断地呼喊着父亲的乳名：“本，本——”喊声被人听见，父亲跑去把她背回家里。
奶奶如此激动，威严的父亲从未向我提及，只是母亲和别人后来一再对我说起。上溯曾祖父赖正华与曾祖母李氏，虽育有三子，但长子门下不旺，二子无传，只有三子（我爷爷）这门人丁较为兴旺。爷爷赖庆春与奶奶傅氏育有五子一女，出生于1907年的父亲赖福本是长子，承载着全家的重要责任，生男添丁也关系重大。在奶奶心中，我的出生，无疑是她潜意识中的重大期盼。
那时，一家人给毛姓、华姓地主种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不知何故，当时老百姓却纷纷逃难躲避，并将其称为“跑土地革命”。在这期间，爷爷也携带家人“跑反”逃难，跑到西边姚畈乡的陈家冲。1931年，他在陈家冲附近去世年仅五十三岁，叔叔们有的尚未成人。父亲作为长子，无疑是家中的顶梁柱。他除了给地主种田，农闲之余就给人当“脚夫”，长途挑运货物，挣点苦力钱补贴家用。能干而孝顺的父亲，深得奶奶的喜爱和众人的好评。
旧时农村婚俗，看重“亲上加亲”，奶奶傅氏的一位近门侄女，配嫁给了父亲。但那位生于1908年的傅姓妈妈，在生育一女后，即于1934年早逝。此后，父亲和奶奶带着那个母亲早逝的、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依旧艰难地苦度时光。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也许由于我们这里处在大别山腹地，行动不便，所以只差数十里之距，日本鬼子未曾进来。而在不远的北面，河南的信阳县、罗山县等地，都遭到日军的百般蹂躏。
我母亲张氏，1917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五里店凤凰台张家湾，解放后土改工作队给她起名张子清。她就曾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人，是一个鬼子站在那里端着刺刀，另两个鬼子架着扒光了衣服的中国人冲向刺刀，并反复如此，让中国人在惨叫中慢慢死去。
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被迫四处逃难。母亲与当时的余姓丈夫，住在河南省罗山县青山店东面的甘岗王家湾，房子被地方反动武装“小日本”烧光，常抽大烟（鸦片）的余姓丈夫将母亲及其一双儿女送到本县涩港一带乞讨，不久又将生于1934年冬的女儿送人做童养媳（后无下落），他自己则加入新四军后不幸牺牲。1942年秋，母亲带着不满五岁的儿子（后来我的同母异父哥哥赖海忠），一路向南逃难要饭，流落到我的家乡。经人撮合，与父亲结合为一家（像母亲这样南逃过来的河南妇女，在我们当地有很多）。父亲三十七岁的时候，有了我这个儿子。如此患难之家，如此生活背景，在奶奶看来，心爱的长子给她添得孙子，无疑就是天大的喜事。她内心无比激动，也就不难理解。
我的出生，可以说是奶奶的最大心愿。于是，奶奶未加思索，仅用一个“想”字，给我起了乳名。由于鄂北以及豫南一带的人习惯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带一个“毛”字的尾音，长辈们便叫我小名“想毛”。而在户族的文字记载里，则按族派写为“云享”，作为大名。这样，“想毛”也叫成“享毛”，一直叫到我成人之后才逐步改叫老师起的学名“国清”。只有父亲，直到他去世，都始终叫我小名。
到1961年小弟出生，父母身边共有八个子女，其中同父异母及同母异父均为七人，是一个典型的多子女家庭。另外，大弟痴呆，二弟聋哑，姐姐1950年就已出嫁，于是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了父母的沉重负担，注定了长期的贫困和艰难，这是后话。
奶奶特别疼爱我，我也喜欢奶奶。1953年她去世之前，我虽年幼，却经常去看她。这个时候，我家已经搬到离新桥一里多路的小村学堂榜。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跑到新桥，把拄着拐棍的小脚奶奶牵扶到家来。奶奶七十三岁去世时，九岁的我前去给奶奶守灵。晚上大人们全部离去，仅我一人守在油灯下的棺材旁，虽然十分害怕，但仍然虔诚地守着，觉得不这样就对不起奶奶。
小时候不懂事，也不完全懂得奶奶的爱；后来才理解奶奶的那种激动，并永远地铭记在心。一个颤抖在河心的奶奶，那时为自己的儿孙怀着怎样的喜悦和期望！曾经的不懂，慢慢地懂了，深深地理解了……
2008年8月19日（郑州，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