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姆庇之家
动荡称王，宙斯逊位。——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445—前368?，雅典喜剧作家）
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意。很明显的，这种情形并不新鲜，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常见的老故事，只不过最近又死灰复燃而已，它是人类试图寻找共存之道、免于彼此撕裂的行动失败之后，重演以撒（Isaac）与以实玛利（Ishmael）的冲突与决裂，各自再度退缩到自己洞穴中去的结果。
肯尼亚独立（1963年）后，国内政局因部落之间的紧张而陷于纷扰，掌权的基库尤族（Kikuyu）召集族人举行宣誓仪式，誓约：“誓死固守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姆庇”是基库尤人共同的母亲，姆庇之家即孕育基库尤人的子宫与养育基库尤人的家园。族人以此宣誓效忠部族，并以此为最大的责任。事实上，不止是在肯尼亚，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过去到外面世界另寻出路的人回流了，仍然留在外面追求广天阔地的也停了下来，何去何从正拿不定主意。四面八方，许多已经趋于分崩离析的姆庇之家又在新的地方重建，而新的政治压迫蓄意鼓动、挑起群体分裂，造成匮乏与恐惧，也迫使人们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但是，族群的各个洞穴之间，今天却是声光联机的。人类登陆月球的现场画面，通过电视的荧光，打在各个姆庇之家的墙上，呈现在10亿人的眼前。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无从逃逸于天地之间，彼此间不相往来的族群虽然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互动却越来越频繁；对于自己的存在与抗争，每个族群都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以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对于自己的生存与活命，每个族群都争相抓住世界的眼睛与耳朵，企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来，当今人类社会裂解与再裂解的过程，不仅在每天的新闻里面历历如绘，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复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南非、南棉兰老岛（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吕宋或南新泽西，北爱尔兰、阿拉斯加或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比利时、比夫拉（Biafra）或苏格兰，以色列、威尔士或苏丹、乌干达，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面岛屿，1960年独立）或马来西亚，圭亚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语国家）或基辅，还是克里夫兰、孟买、贝尔法斯特。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的都是斗争与冲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册，甚至犹有过之。拜现代进步科技所赐，族群之间的屠杀不发生则已，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速度与范围也都史无前例。清单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互相屠杀；在尼日利亚、刚果、乍得、苏丹，部落之间内战不已；在阿萨姆（Assam）的东北部，印度人杀那加人（Nagas）；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杀华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东部一小国），图西人（Tutsis）杀胡图人（Hutus）；在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与北爱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互杀；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在伊拉克，则是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Papuans）对抗印度尼西亚人；在中东，有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anganas）与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宾，有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说是罄竹难书。
1945到1967年之间，这类“种族或文化的杀戮”，一一数算下来，“重大的”共有34次，小规模的多达数百次，死亡人数估计有748万。
到了1974年，据保守估计，死亡总数确定已经超过1000万人。1970年，美国与南越军队攻入高棉，高棉人杀害数十万越南人。1967到1970年，比夫拉内战，将近200万人死亡。1971年，在孟加拉国内战中，浅肤色的伊斯兰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与帕坦人（Pathans）——均为巴基斯坦人——杀害近50万深肤色的伊斯兰族群东孟加拉人。1972到1973年，估计有10多万胡图人在布隆迪遭到杀害。1973到1974年，在乌干达，阿明（Amin）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族人的政权，有9万人据称遭到枉死。撇开公然为之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屠杀不论，因种族或文化冲突而不时发生的炸弹事件、暴动或其他暴力事件，为数同样惊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图中，族群之间的紧张与拉锯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多到难以计数。因为，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各大洲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
这种权力与族群关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来说，是全球性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大的组合曾经试图以一个优势族群或族群整合进行控制，把分裂的各个族群维系成一个整体，但这些权力体系却都先后式微。这些体系曾经运用本身的向心力，营造出某种程度的秩序，使内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滥，而所谓的向心力，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戏规则融入信仰与行为的神话与迷思——亦即文化与种族优秀或低劣的主张——将之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都视为当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维持其运转。这种体系运转一段时间后，为统治者及其从较低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制造了经济上的特权，有时候甚至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其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记录显示，这类体系各有不同长度的寿命，没落可能费时极久，崩溃可能拖延漫长，但一律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在外在或内部的压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权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战，引发战争、失序与革命，权力体系随之瓦解。这一类的例子，本质各异，如奥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与罗曼洛夫（Romanov）等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中欧、东欧、西亚，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时间长达500余年；又如一些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建立的帝国，曾经控制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有的为期不到1个世纪，有的则长达300年。
奥斯曼的统治，始自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于1918年寿终正寝，统治的巅峰时期，幅员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从西地中海到红海，以俗称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为中心，包括今天所谓“中东”（Middle East）的全部。统治期间，自阿尔及利亚到伊朗的边界，无数的部落、民族与种族均在其管辖之下；欧洲部分的幅员则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西岸，横跨希腊、巴尔干、匈牙利，直逼维也纳。
奥斯曼的欧洲领域，后来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之手。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巅峰时期，统治范围内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Slovaks）、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Bosn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下数十种——如果数不及百的话——较小但绝不相同的其他族群或次族群（subgroups）。
哈布斯堡之东、奥斯曼之北则是俄罗斯帝国，在将近400年的发展中，它的幅员向西与西南进入欧洲，并逐渐向东扩及亚洲。同样是在关键性的1918年之前，这个帝国至少统治20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小的族群更是不计其数。苏联（Soviet Union）继起之后，号称自己是一个拥有“百个民族”的邦联，根据1920年代的资料，总数达到189个。
同一时期，历史的潮汛另有出路，西欧挟贸易与军事的力量进入亚洲与非洲。根据格罗弗•克拉克（Grover Clark）1936年的研究，在他的《太阳大地》（A Place in the Sun）地图上所列举出来的，欧洲人1492年统治地球的9%，到了1801年，增加到1/3，1880年又增加了1/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再增加近1/5，到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达到了85%。当时，世界上70%的人口是在西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单单英国就占有世界1/4的土地，统治地球1/4的子民，总人数超过当时的中国，也比俄罗斯、美国、法国与日本加起来的人数还多；1820年代之前，西班牙占有南美洲；19世纪末期到1918年短短的期间内，德国也在亚洲与非洲分一杯羹。但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帝国之外，还有荷兰之于东印度群岛，美国之于菲律宾群岛，比利时之于刚果，法国之于东南亚，以及英国与葡萄牙之于非洲。欧洲人对世界这种大规模的占领，幅员之广或许只有蒙古人的征服差堪比拟，但在影响上前者远远地超过了后者。
就像远古时代希腊人与罗马人建立的大帝国，这些强权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统治方式，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欧洲君主与贵族的遗风虽然大都消散了，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西班牙人与天主教对于拉丁美洲的影响，却是难以磨灭地存留了下来。在存有多语言的印度，英国人留下了大量的语言遗产；同样的，在非洲，英国人与法国人也不遑多让。在以色列，政治与行政模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先驱从东欧原封不动搬过来的。而标榜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政权，在国内，宗教权威的地位居然凌驾于大部分内政事务，很明显也是奥斯曼教区体制（Millet system）的遗绪，是英国在后奥斯曼的过渡时期中所保留下来的。因此，大批所谓“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从奥斯曼与阿拉伯继承过来的遗产，又与来自欧洲的遗产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么多亚洲与非洲文化的重塑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但是，现代欧洲的印记深印其上却是不容否认的。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它所造成的冲击，使得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回头再去重塑自己的过去了。
1918年之后与1945年之后，这些权力体系先后崩溃或消失，使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陷入了政治的离心状态而各自运转。帝国没落之后，没有较大的整合力量有效取代其地位，剩下的则是新兴的核子强权，但直到目前为止，新的强权却又无法建立并维持相互间的平衡，以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各行其是的民族进行平衡的控制。总之，新的整合力量丝毫无能为力。代表欧洲资本主义赢家的《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固然虚有其表，其基础扩大后所组成的联合国，也沦为主要强权——事实上只有两个——之间权力斗争的政治场域，面对数量大增的小国之间的冲突，照样束手无策，而小国内部与外部的摩擦与冲突，其症结正在于民族的、种族的、部落的与宗教的歧义。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苏维埃与美利坚集团，之所以脆弱不稳，真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自主与自尊的要求势不可挡。像旧帝国那样能够让附庸国服服帖帖听话的局面，两个集团尽管手操核子武力，却也是力有未逮。
相反的，不论是在内政或外交的竞技场上，超级强权追求国家与战略的利益时，面对人类此起彼落要求分家的大趋势，如果不能勉为其难或礼让三分地予以尊重，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不得不抛下白种人的优越感，苏联则必须收起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集体恐怖的极端血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两个集团都发现，整个地球已经失控，必须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它们大可以在太空中展开竞争，也可以设法限制彼此不断升级的武器竞赛，以避免造成相互之间的灾难。但是，拿19世纪的规则大玩20世纪的权力游戏，它们却不可能取得19世纪的成果。两大集团的舰队在各大洋上横冲直撞，互别苗头，火力之大足以毁掉100个阿加迪尔（Agadir），但它们却也必须紧张地竖起电子眼睛与耳朵，提防更致命的冲突发生。诉诸有限的“传统”武力，不论是俄罗斯式的短暂“奏效”（如在捷克与匈牙利），或美国式的长期消耗（如在越南与高棉），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隐身在小冲突（如越战、阿以战争、印巴战争，以及塞浦路斯局势等）的背后，两大强权的巨大影响力都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
没有稳定的势力范围，没有听话的附庸或任人摆布的工具，没有永远处于被动的牺牲者——在东欧没有，在古巴没有，在埃及没有，在印度没有，在中国或北越尤其没有；在西欧没有，在日本没有，甚至在小小的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也没有，在南越尤其没有。而手执新月弯刀的阿拉伯国家，以足可造成经济瘫痪的高价石油对抗西方核子强权，更与19世纪的权力互动关系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很明显的，人类社会新一波的呐喊太过高涨，任何事务都已经不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即使只是几十年——更不用说回到过去那种强权与征服、屈服与温驯的老模式了。
1945年出现的两极化权力体系，不出几年就卷入了新的态势，既有始料未及的三角问题，又有扭曲变形的四角关系。西欧从失落的帝国中复原，德国与日本也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自灰烬中再生，而中国有如一座长期熄灭的火山醒了过来，或者应该这样说，久未听到的雷声已在对岸隆隆响起。19世纪艰难的岁月中，那种持久不变的结盟已经是明日黄花，20世纪呢？整个世界无非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本质性的动荡把大部分的时日塞得满满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形仍将如此。重建新的世界强权体系，即使只是在半个地球或1/4个世界上，或许还是可以产生新而较大的整合。然而，就整个情况来看，就算拥有强大的核子武力，那显然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指望。
新的结构架设在赤裸裸的武力上，如果不被看好，那么要寄望于当前主要的政治或信仰体系，大概也是缘木求鱼了。以所谓中东地区（亦即西亚、西南亚与北非一带）过去数十年的情形来看，伊斯兰教的整合力量显然太弱，不足以把任何政治组合或结盟长期维系起来；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与穆斯林族群，无法组成长久的联盟，即使在对抗共同敌人以色列时也是如此。阿拉伯人一贯的政治风格，以及历历在目的事迹—例如西巴基斯坦（West Pakistan）对东孟加拉国（East Bengalis）的残酷攻击 ——在在显示其与基督教一样，可以在某时某地把别人——即使这个人是同一族群——当成兄弟，但绝不会是在此时此地。就世事的脉络来看，由基督教信仰所创造出来的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就在不久之前还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机构，但在诸多现成的事例中，它却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显示再怎么大规模的整合也已经无力聚零为整，甚至维持其信仰体系的完整。至于俗世的梦想，例如马克思所怀抱的新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半个世纪下来，也已经完全落空。这个梦想曾经被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破，在1914年的大战危机中，民主的欧洲分裂成一块块碎片，于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再度唤起这个梦想。但是，当摩擦布尔什维克这盏“神灯”时，跑出来的却是一个新瓶旧酒的精灵—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结果，梦又碎了。最后，社会主义解放的残梦终于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与牢狱之中。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以及日本在亚洲，也都曾经妄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整合加诸世界，但都旋起旋灭，徒然造就了它们所挑战的强权体系。最后只剩下美国式的大整合模式，但今天同样被证明无效。相较于其他模式，美国式的整合虽然大不相同，也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但1945年之后，它才进入最严酷的考验阶段，而考验正在进行中。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银河系里爆裂出来，每个星球都以离心的自转离开，同时也都紧紧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转而被甩离。这幅景象，就算我们图文并茂地凸显其中较大的特征，想要看得清楚，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殖民时代：1945年以来，已经成为过去的帝国，在亚洲与非洲被切割成80个左右的国家，大的如印度，小的如阿曼（Oman），最小的如瑙鲁（Nauru），最新的如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新国家之所以有如雨后春笋，原因不外是外来政权已经无以为继，被统治者再也不甘屈居人下。在少数几个地方，如国大党（Congress）领导的印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北越，撑着民族主义的大旗，争取独立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十年。在更多的地方，例如非洲部分地区，则是帝国主义仓皇离去的结果（如刚果）；有些地方—法属非洲多属此例—甚至是外来统治者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即使游戏不改，名字也该换一个了。在英属非洲，例如加纳（Ghana）、肯尼亚与其他几个地方，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早已存在；但是，那些1957年之后在非洲新兴国家中具分量的政党或团体，大部分在1948年之后才出现。在葡属非洲，则是经过另一个10年的民族主义游击战争才获得独立，并迫使最早也是最小的帝国—葡萄牙—最后一个撤离非洲。在亚洲，西方帝国只保留了香港与澳门诸岛，原因无他，过去一向吃瘪的中国不想动它们而已。
亚洲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胜利，姑且不论其来龙去脉，都来得太迟了。民族国家作为一项政治工具，过去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都有其贡献，但在当时，其能量早已消耗殆尽。摆脱外来统治者的负轭—或者说它是自行脱落的—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殖民地人民重获自尊自信的强烈需求。就这一点来说，新的民族主义者也只是用一批本土的无赖取代了外来的坏蛋，并将帝国主义最恶名昭彰的象征与核心迷思—外来文化与种族的优越—扫地出门。在这个他们从未出力打造的世界，他们甚至别无所图，就只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已。但是，这些民族一旦脱离了外来的统治，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排山倒海而来的问题时，新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机会又是最有限的。
在亚洲与非洲，民族主义所用的说词充满了浪漫色彩，不脱前一个世纪欧洲民族主义那一套崇尚自由之说。但是，新的自由并未带来新的平等，更不幸的是，甚至没有带来同胞之爱。在黎明的曙光中，新的日子是灰暗的。这些新的国家，过去从未以个别的国家形式存在过，也从未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过；几乎所有的国界都不是从远古继承下来，而是从殖民时代沿袭下来；国界划定时，住在那儿的是些什么民族，根本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天大部分的非洲国界，完全是殖民列强擅自做主划定的，例如在1884年欧洲的柏林会议。殖民地只是一个政治或行政单位，居住其间的民族通常多达十余、数十甚至数以百计，而这些民族之间，因地域、种族、宗教、语言、部落的不同，原本都互有区隔，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种固有的区隔，从殖民地转型成主权国家时，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两个，其余的全是多元混杂，不仅成为这些新国家数十年来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制造了不断的冲突。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圣杯，到了后殖民时代，变成了族群冲突、分裂、叛变与压迫的毒药。
同一时代中，以不同方式受到西方列强影响的国家，倒是有少数几个能免于这种情况。日本并未被殖民过，虽然也有少数民族，但族群的同构型基本上极高。另一方面，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却有相当复杂的“民族问题”，整个边疆地区，沿南部的山区，经过西藏、新疆到内蒙古，世居的非汉人少数民族，论面积，约占中国领土之半；论人口，约为总人口数的1/10弱。这些少数民族，无论对中共、国民党政府或之前的清王朝，都是内政上极大的困扰，以后也仍将是汉民族的中国统治者得伤脑筋的问题；以目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来看，北部与西部的压力尤其大，甚至可能成为外交上的危机因素。
总之，绝大多数的前殖民国家都是多种族群的混合，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各种可能的状况都有，相互之间或是相持不下，或是不对等的多元。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矛盾。
印度—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好例子。一开始，印度的多数族群印度教教徒（Hindu）与少数族群穆斯林就已经是壁垒分明，1947到1948年发生大规模屠杀与逃亡潮，终于使双方决裂分家，此后又发生过3次战争。除了仍然留在印度的4500万穆斯林，印度境内还有其他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包括锡克教教徒（Sikhs）、耆那教教徒（Jains）与基督徒，此外还有一些更小的族群，在内部所造成的紧张、分裂与冲突更深更大，其中包括约12个顽强的地方主义团体、15个主要的以及50个较小的语言族群、数十个主要的种姓（caste）及数千个次等种姓（subcaste），种姓体系之外更有为数8000万的贱民（untouchable）。再谈到西巴基斯坦，其内部已有旁遮普人、帕坦人、信德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紧张与宿怨，又对东巴基斯坦的自己人大肆屠杀，结果以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收场。为了隔离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它不惜血流成河与印度分治；为了割裂穆斯林兄弟，它也照样不惜血流成河。
类似的情况，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几乎没完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多年之间，可以说是暴力充斥，包括内战、叛乱、镇压、灭族式的政变与反政变等。在这些冲突中，绝大部分浮上表面的嫌隙，早在前殖民时代即已存在，全都是根深蒂固的宿仇与旧怨。
当然，有些冲突是殖民时代的移民造成的。移民，包括自愿的、诱骗的或强迫的，例如大量非洲人沦为奴隶；契约劳工潮，尤其是来自印度的；以及来自中国、印度与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新旧移民，大量移往东南亚、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诸岛。移民潮带来新的混合族群，例如锡兰的僧伽罗人（Sinhalese）与泰米尔人（Tamil）；拉丁美洲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与欧洲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Malay）、华人与印度人；在圭亚那、特立尼达、牙买加，印度人——有时候是华人——与非洲人混合，在斐济与大洋洲其他地方又与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或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混居；另外在东南亚，华人有为数庞大的移民，在加勒比海地区也有，但规模小得多。此外还有比这些更边缘的族群，例如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s）、英裔缅甸人（Anglo-Burmans）与其他欧裔亚洲人（Eurasians），以及大部分的欧裔非洲人（Eurafricans），弃民般屈居于高度阶层化的殖民社会中。这些族群，包括生意人与劳工，例如东南亚的华人、缅甸与东非的印度人，在后殖民时代各国独立后，于当地社会的族群紧张中，经常成为孤立无援的斗争对象或替罪羔羊。然而，有时候由于人数众多，虽然仍属少数，却非任人宰割，例如在马来西亚，占总人口数40％的华人，就能与强势的马来人维持一种微妙而不安定的平衡；又如在圭亚那，实际上属于多数的印度人，与非洲裔圭亚那人也处于类似的关系。在这两个国家，此种情形导致群众暴力与流血事件不断重演，也始终是后殖民时代重大的权力难题。
总之，在这些体质脆弱的新国家中，掌权的新人为了确立新国家的主权，不得不面对新国家的认同问题，在设法自卫、免于强大反对势力的打击之外，又要发展经济，克服严重的贫穷与落后，最后，更必须设法消弭内部族群之间长期的敌对与分裂，以营造一个长远的整合社会。
后帝国时代：西欧一向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自其地向东，而有近东、中东、远东之分；格林威治是时间与经度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预言、帝国主义者也一直担心的崩溃与革命，到了后帝国时代并没有发生。相反的，欧洲人发现，卸除了白种人的负担，其实是一种解脱而非灾难。战后，在美国人的协助下，欧洲人发现，自己大可另起炉灶，英国的表现虽然比不上法国、比利时或荷兰，但也不差，所有这些国家，加上以惊人速度从灰烬中站起来的德国，比起旧欧洲丝毫不逊色。事实显示，纵使没有坚船利炮踵其后，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好几年下来，法国在印度支那（Indochina，包括今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国）与阿尔及利亚，继续为它的伟大奋斗—比对抗纳粹更卖力也更锲而不舍—戴高乐也始终念兹在兹，有如杜莎夫人蜡像馆（Tussaud）中的一尊蜡像。英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稳住国内，马上又得清理帝国留在苏伊士以东与地中海的几个烂摊子。失去了世界强权的舞台布景，在世界权力的竞争中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欧洲人必须图存；换句话说，在欧洲西边那块巴掌大的半岛上，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彼此的关系，一些小国开始推动“新欧洲”诞生，想要整合其间活力十足的民族分离，并使之理性化。尽管这股风潮弥漫，不论将会弄出什么样的整合，放眼未来，合的力量仍将弱于分。
更重要的是，就欧洲来说，“分”的情况比过去更为显著。帝国与强权的没落，对欧洲人来说，形成了一种始料未及的发展，亦即欧洲社会中某些次民族（subnation）族群，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安于被动附庸的地位—或者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满—如今这个由准许、同意或臣服所构成的结构体却开始松动，以致阴魂不散的分离主义（seperatism）重新浮现；新的“民族”运动或风潮再度抬头，基于地域、语言或政治的理由，争取失落已久的自治（autonomy）；有些则是激进的新文化复兴运动，虽然不是来势汹汹，但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同面向与强度的摩擦：在大不列颠，有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甚至马恩岛人（Manx），在阿尔斯特有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重启争端；在比利时，有佛兰德人（Flemish）与瓦龙人（Walloon）的冲突；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Basques）的骚动；在法国，有布里多尼人（Breton）与其他的地域族群；瑞士则有汝拉人（Jurasians），并且扩及北美洲，在加拿大有魁北克民族主义。
后帝国经验的另一个结果，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生的后代大量移入他们的母国，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与西印度人移往大不列颠，阿尔及利亚人移往法国，印度尼西亚的欧裔亚洲人与安汶人（Amboinese）移往荷兰。在过去，这一类人都是由殖民体系挑选出来、送往母国接受教育、准备予以吸收的少数精英；如今却大不相同，这些为数众多的移民，几乎全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不得已踏上黄金之路的劳动人口。由于旧的权威关系已经瓦解，这些教育水准不高的人，明白自己属于新来的阶级，是要来落地生根的异乡人，而不是别人可以忍受的过客，加上人数众多，以致形成新的内部紧张、冲突与街头暴力。过去出于自负而包容种族差异的态度因此也有了转变，在法国尤其明显。这些文明较盛、文化较高、过去大肆向外扩张的国家，因为这种经验产生了新的问题，对于本身的社会特质以及多元主义的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质疑。
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承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新秩序，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民族主义对抗所导致的战争。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所承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全国的100多个民族，有些享有领土的独立，但全部都享有文化与语言的自主，同时又能在中央权力机构享有某些代表权。但是，所有这些承诺都破灭了，而问题正好就出在“民族问题”上。民族问题，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始终是个中心议题，在共产党的政策里也始终是个棘手的议题。
苏联会变成一个民族的共产主义政权（national-Communist power），开始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到了斯大林的手上，则是出于故意。基于自己的民族战略目标与政策，苏联甚至出卖了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这在德国、中国、西班牙与法国所造成的后果尤其重大；在1920到1940年之间，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介入而能走自己的道路，可能早已大幅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段历史，后来又直接导致苏联民族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共产主义的决裂—今天在苏联，“黄祸”之说言之凿凿，其威胁远甚昔日之美国或霍亨索伦日耳曼（Hohenzollen Germany）。
在苏联国内，共产主义承诺的新秩序同样是空话一句。共产主义在苏联一党专政了60年，在东欧也有将近30年的历史，无论是国家内部或集团内部的政策，大部分仍然是围绕着古已有之的对抗在打转，组成这些国家的数十个民族之间，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各自分立的共和国是建立了，处理民族问题的相关机构也成立了，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民族自主玩得有模有样，但是，理论上尊重民族与文化的那条线，仍然与中央集权那条威权主义的线纠缠不清，不论在哪一方面，都落入一套设计好的环节，不是配合权力行使的需要，就是迎合当权者的基本教义。民族问题不仅在苏联未能解决，甚至斯大林长达30年的统治也无能为力—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Georgian），也是“民族问题”理论专家—在他当权期间，一声令下，有的民族整个遭到连根拔除与放逐，被处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另一方面，1945年掌握东欧与东南欧以来，帝国权力所能达到的民族，苏联同样无法有效控制。至于各个附庸国政权，对内部的民族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在捷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仍然闹得不可开交；苏联1968年挥军入侵这个国家时，就是充分利用了这种内部的矛盾。在南斯拉夫，年老的铁托（Tito）迟暮之年仍然费尽心思，防堵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Montenegrin）、波斯尼亚人以及其他寻求分家的民族把这个国家撕裂。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之间，仍然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争缠不休，双方都利用对方的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马其顿人、匈牙利人或其他族群—作武器，从外部施压或进行反制。这种模式不仅见于俄国的西缘，同样也出现在东边。
不论诉诸空泛的信念、或大规模的工业化与都市化、或世代交替、或高度中央集权、或集体压迫、或精致的理论、或体系完备的规划，在苏联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许许多多民族或族群的分离倾向，不仅至今不息而且根深蒂固，显然无法遏阻。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基督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仍然只是被现实嘲笑的一个虚幻神话。反大俄罗斯（或大捷克、大塞尔维亚、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的情结仍然在点燃冲突的火种，跟共产主义当权之前的各个世代比起来，行为模式也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后幻想时代：在美国，1945年之后，随着白人的世界霸权体系崩溃，对美国社会所抱持的幻想也一个接着一个像气球般被刺破，有关“美国人”的认同问题，也以新的方式与新的尺度升温，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中所有的族群关系都处于剧烈的改变中，每个族群内部也面临同样剧烈的自我反思。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美国黑人长期争取民权（civil right）的努力在最高法院终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另一个因素则是世界局势所带来的压力。总之，事实摆在眼前，对于旧的游戏规则，美国黑人不再接受也不再让步，而社会的脚步显然已经准备改变，于是，就这样动起来了。过去一直忽视黑人而活在幻想中的美国社会，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民间鼓吹自由思想的黑人与白人，经过50年的奋斗，总算赢得最后胜利，将名义上对全民开放、实际上却把黑人排除在外的公民权从法律上扭转过来。接下来，对于自己长期忍气吞声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黑人继续提出挑战，对习惯成自然的歧视高墙展开冲撞，对长期以来使他们在社会上与经济上寸步难行的障碍进行跨越。但是，最痛苦也最困惑的，可能是他们必须重新发现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这个过程引导一些美国黑人去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希望能够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发现一些东西，不仅认同自己是“黑人”，并且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于是，他们又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1945年之后终于开放、开始包容长期以来完全或部分被排除的族群的美国社会，是否会开放得更宽更阔，以过去接纳其他族群—天主教教徒、犹太人、华人、日本人，等等—的相同基础包容黑人，让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地位与机会？
“黑人”与“美国人”的认同危机，本身又足以成为另一种危机。在这些年中，它所产生的效应对社会上其他的族群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就像在沿路不同的车站，有的族群“进”，有的则是“出”。对于某些一向被其他族群视为“进”的“族群”，这种效应不仅改变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例如信奉基督新教（Protestants）、系出北欧的白人，一直被视为社会上优势的多数“族群”，如今却变成一盘散沙，被贴上带有贬义的标签“黄蜂”（Wasp，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至于其他大多数的非白人族群—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语族群、华裔美国人与日裔美国人—却有一点类似黑人的模式，开始有样学样，以激进边缘族群的姿态站出来，对全体居民普遍存在、深有同感的感受做出响应，并且随时表达出来，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本身的印象都随之改变。
白人里面自成一格的次族群（subgroupings）间，这种倾向却比较不明显，反应通常在两可之间，因此变动所引发的效应也是多重的。然而，在美国此一趋势与环境的重大转变中，“进”得最深的却是一个白人的次族群—爱尔兰天主教教徒（Irish Catholics）。1960年，一位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当选美国总统，对爱尔兰裔美国人与反天主教情结而言，都是历史的一座分水岭。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变、神职人员内心的挣扎、天主教的教育，以及天主教教徒在信仰上的坚持与实践，天主教会逐渐采取开放态度，这对爱尔兰裔美国人及所有的天主教教徒来说，都是眼界上了不起的重大改变。
至于犹太人，虽然不可能那么快就入主白宫，但早在1945年左右，他们已经跨越了一直高高竖立在他们面前的障碍。新的包容经验使某些犹太人担心他们的姆庇之家难以保存，在圈内他们经常告诫以及非常努力地维持犹太人的团结。但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团结的士气，不久却出现了明显的阻力；过去数十年在民权运动上一直携手合作的黑人，这时与犹太人产生了裂痕，黑人好战的激进派以及某些温和派转变成了死硬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其情况与1960年代所谓新左派（New Left）反犹太复国运动及反以色列的立场极为类似，对于那些过去自认是“老”左派，以及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支持自由运动的犹太人来说，此一发展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排斥作用。1967年之后，尤其是1973年的十月战争（the October War）之后，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各方面都出现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政府的政策上如此，在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等宗教团体方面亦复如此。因此，在1960与1970年代，对许多犹太人而言，不确定感再度袭来，不安全感则突然浮现，对于既为“犹太人”又是“美国人”那种再清楚不过的认知，再度出现了困惑，很难想象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所谴责的“归属的不确定”又阴魂不散地回来了。总之，在美国这一波改变的过程中，跟所有其他族群一样，犹太人也发现，他们的认同其实是美国本身的认同尚未成型的一部分。
由欧洲天主教移民的第二代及第三代所构成的美国白人族群，在这一波冲击中所受到的影响仍然看不太出来。这些过去被称为“白种人”（white ethnics）的族群，占美国“中产”与“蓝领”阶级的极大部分。关于这些族群的不满，很多已经见诸文字，其中尤以1960年代黑人在东北部工业大城对工作与社区点燃新一波的攻势，亦即所谓的反扑（backlash），最令他们感到害怕；这些选民的诉求，在1968与1972年的全国性政治活动中，也促成了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参选。这些族群的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仍然是他们原来的民族，他们的父祖辈都是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以及其他近30年来的移民族群。在黑人新一波高姿态的气焰刺激之下，强调族群（ethnic）的文章与言论也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大部分这类作品，不是出自对族群深信不疑的老一辈，就是出自那些被黑色爆炸逼退到角落的新一代种族狂热分子。在这些年里，这些高度分歧的族群，深受经济与社会压力之苦，在他们的情绪与感受中，人种因素到底占多大的分量，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还很难说得准。但很明显的，就像其他的族群一样，他们当时暴露在新的环境中，同样感受到美国社会并不如他们以前所想的那样融洽，什么是“美国人”这个问题，并不如他们以前所认知的那样清楚，其他人所面对的重新定位，他们同样也面对着。
对某些人来说，这是认同的危机，如同黑人的例子，或者至少是认同的问题，如同许多其他的族群。但就整体而言，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生活中一系列的矛盾与危机，而且在同一时间都达到了某个顶点。持续的贫穷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堕落的贫民区及封闭的中心都市、毒品、污染的环境，以及突然发现工业时代有其限度，不是每样从工厂烟囱里出来的东西都是进步的，所有这类的困惑都跟这些矛盾和危机脱不了干系。它们也与越战深创巨痛的经验有关，这场战争使人们对平常深信不疑的终极价值产生疑问，更甭说美国在世界上使用武力是否正当的问题了。在水门丑闻中，面对弹劾的压力，一个总统破天荒地辞职下台，也让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被打上了问号。20年之间，在美国生活的主要领域中，所有这些乱象纷陈的事件，使许多昔日的幻想为之破灭，或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幻想包括：美国是一个“熔炉”；美国制度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尤其是在对待非白人的少数族群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价值；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扮演角色的虚拟价值。身为“美国人”的意义何在？在过去，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再明白不过—或者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知道—如今却茫然以对，或者越来越抓不到头绪。这种情形普遍见于各个年龄层，但在1960年代末期，一股不满的情绪，却在最激进、最不爽的年轻人中间，以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开来，利刃般朝所有的人切割下去，既深且广。
如果许多人、许多族群都开始认为，真正的安全，只有在部落族人紧紧围成的圈子中才能找到，只有在自己美国式的姆庇之家才能找到，那么，在我们为美国新多元主义追寻新定义与新形式的路上，我们跌倒了，那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意外或惊奇的。
种种情势引发了新的问题，也提高了新问题的层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讨，并要求我们重探以前匆忙走过的来路，重探过去我们以为是阳关大道的旧途。由于空间那样辽阔，样貌那样繁多，其间不免物换星移，地球上，与人类每个族群有关的空间已经有所变动，人类看自己或看别人，光线、角度、阴影与映像也都不复从前或正在改变。所有的姿势与风格都已经有别于旧态，也或多或少地改头换面。由于旧权力体系崩溃，新的体系又脆弱不稳，所有的族群关系都陷入动荡不安，于是乎，新的巨大的困扰乃在我们周遭升起。为此，我们牢牢抓住过去某个比较安全的残迹，寻找那些不知为什么会在某个地方丢失的东西，一头栽回到部落的洞穴，栽回到姆庇之家。重回可以满足某些需求的环境，退回再度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高墙后面，这种冲动如此强烈，在他们的心里，仿佛真有那样一个地方，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在那儿，只要能与同类相聚相守，就能够在肉体上与精神上重拾某种程度的安全。
正因为如此，在安排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我们正在把自己再度割裂，把自己再度部落化，而且动作之快，超过我们追求更有人性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人类应该何去何从，可以何去何从，现在还没有答案。因为，实在很难描绘一个超级巴尔干化（super-Balkanized）的世界如何能够解决这个地球上最迫在眉睫的任何问题；除非有某个更大的新整合出现，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后核子时代的一片安静可能是一种方式，到那个时候，什么都解决了。或是回到过去，亦即出现一个新的集权体制，用武力去贯彻与维持整合；反正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总之，相当可能的是，目前这种大分裂的发作或许会引导新的多元主义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能够让人在新的环境中满足以前的需求。
如果我们还有任何机会朝这个方向行动，依我看，就得先问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人类大部分共同的需求都只能在他们最褊狭的族群中得到充分满足，在其他更广阔的—不用说什么如同手足般的—政治体系或团体中就难以甚至无法满足？200多年来，西方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相信，凭着科学的进步、知识的增长、对自然的控制，理性将获胜，而人类早期所有的落伍都会一去不回。所谓落伍，包括各种迷信—其中包括许多宗教—以及那些阻碍人类精神扩充并使人类存在无法更人性化的部落格局。科学进步了，知识增长了，自然受到了控制，但是，理性并未胜利，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未消失。这就好像奥斯卡•哈默斯泰因（Oscar Hammerstein）的暹罗国王（King of Siam）所说的，是“一个谜”。最糟的是，当前的再部落化显示，连幻想都已经破灭。从最好的一面来看，目前各种事物所呈现的乱象，无非是出于人类各个族群的要求，亦即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该享有受人尊重以及自我尊重的地位。问题是，而且这一直都是个问题，除了我们随时随地都要维持非常态的恐怖平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使族群之间互相尊重。
为了更明白我们的艰难处境，对于基本群体认同（basic group identity）的核心本质与功能，有必要做一个新的审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