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儿童眼中的三重景观
周明刚/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叙利亚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恐怕只是“中东”、“伊斯兰”、“小国家”等刻板而粗糙的形象,耳闻目睹最近的报道后又会加上“战乱”、“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标签。对于这块世界古老文明之一的发源地, 我们所知甚少,可供阅读的作品也并不很多。在这样的语境下,德国作家拉菲克·沙米的小说《手中都是星星》以异域儿童眼中的多维景观,打开了一个展现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世界的窗口,为中国读者尤其是孩子们提供了了解当地生活、文化与儿童样貌的机会。
一个中东地区的孩子如何生活?和中国孩子一样吗?这是小读者最先想要知道的。作家凝聚笔力书写叙利亚儿童的生活,展示中东文化背景和特殊地缘政治中的儿童生活景观。
作者从纵横两方面来构成该景观,纵向主要从空间上呈现:大马士革老城中儿童的嬉戏;黎巴嫩修道院内刻板压抑的生活;面包店艰苦的工作;学校里冲突与趣味并存的学习;在咖啡馆、报社、书店、电影院乃至夜总会的工作与游历;送葬路上的反抗与斗争……这些空间生活连缀起来,组成了一幅斑斓的拼图,让小读者得以窥见异域儿童的生活状态。
横向则按时间发展顺序,呈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三年半的时间横跨了少年14岁到近18岁的人生。作者对这个时间横截面的选取有着精心的考量,因为这段时间恰恰是一个人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三观和人生目标的关键时期,最适宜表现各种戏剧化冲突,挖掘个体成长的动力源。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三个关键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我”, 促成了“我”的转折性变化:沙林伯伯妙趣横生的故事和对 世界的独特理解促使“我”孕育出志向的种子,卡提布老师诱发和浇灌着“我”写作的幼芽,而记者哈比比则促成了“我” 对写作真谛和生活真意的领悟。沙林伯伯予“我”智慧、卡提布予“我”志趣,哈比比予“我”勇气。同时,朋友剧本被盗、出版诗集、失学-出走计划以及“良师”去世和“益友” 被捕等关键事件也磨砺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经验、锻炼了“我”的心态,使一棵小树得以倔强地展开枝丫。
在纵横交错中,作家将“我”的人生定位在当代叙利亚的时空坐标中,主人公所浸润其中的宗教、政治、文化是中国孩子不曾了解的,因而也独具吸引力——由陌生感产生的好奇心是儿童阅读的第一推动力。但不管怎样,当我们深入 阅读下去,于异域生活表象下触摸到的仍然是一颗普天下同样纯真、善良、顽皮和懵懂的童心,小读者既获得了阅读趣味和新鲜的体验,也在儿童天性的维度上与“我”产生了共鸣。也正是这颗童心,让出身底层的“我”在屡遭坎坷和挫折之后,仍能保持自尊、自强与不屈的正义感,不放弃对贫穷与动荡中的祖国和民族的希望。
如果说第一重景观是“我”的故事,第二重景观则是“我”与“我的世界”的故事。虽然主人公曾经在黎巴嫩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的世界”仍然主要局限于被称为“天国 里的城市”的大马士革,它拥有独特的人文风情和美妙的自然环境,人们传说:“真主宠爱谁,就把谁安顿在大马士革。”不过在作者笔下的大马士革,我们看不到多少美景和富饶。文学中所有的风景都是“人的风景”,“我”生活的圈子是城市贫民阶层,因而读者看到的也主要是大马士革城市贫民的生活一隅。大马士革的世俗生活场景在小说中铺展开来, 从理发店到蔬果店、从广场到集市、从咖啡馆到电影院……这些普普通通的叙利亚人乐观善良、风趣幽默,待人真挚热情,街坊吵架转身就已忘却,重又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喝茶。
“我”陪妈妈在集市上买布料的那一段描写尤为精彩,在讨价还价的“拉锯战”中,买卖双方的心理被不露痕迹地刻画出来,他们的对白极为精练生动、幽默风趣。小说有着浓重的自传色彩。作者移民德国前曾在叙利亚居住多年,是一位面包师的儿子,对当地贫民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他在小说中擅长用白描的方式,以精 练的语言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笔下的普通叙利亚人大多可爱而善良,但又不乏小市民的一些缺点,显得真实可信、血肉饱满。总体来看,这些片段式的情节大多像风情速写,但也在局部着力布墨、刻画入微、善抓特点,浓淡交错中读来趣味十足。
如果说作者对叙利亚世俗生活饱含感情,对宗教和政治生活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作者对宗教往往持保留态度,但这并非作者对宗教不敬,而是出于对现实中某些团体借宗教之名行私利之实的愤怒:“清真寺是用大理石盖成的,而我们的小屋却破破烂烂的,泥土还会掉到头上。阳光照耀在清真寺的广场,人们却闷死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疯子让学者闭嘴”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某些狭隘宗教思维的不屑,“真可惜他们没有跟着那疯子走出去!”作者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慨叹,也在疯狂与清醒的对比中暗藏嘲讽,今时今日看来依然意味深长。
而作者对叙利亚政治生活的相关描写,也不乏对政府腐败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讥讽,但更多的是对国家和普通人命运的忧思,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抗议和对言论自由被钳制的机智应对。多数情况下,作品中叙利亚的政治生态是通过成人的谈论、媒体的报道来虚写的,呈现上层与底层之间的阶层冲突。直到“我”执意成为记者,意欲表达真实的叙利亚,政治才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我”的生活中,阶层冲突也转换为真实与虚伪、崇高与卑劣之间的冲突。
宗教和政治是一道无处不在的暗影,影响着叙利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人生选择。
最后是包容着“我”和“我的世界”的文化多元景观。叙利亚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具有极为多元的民族与文化。小说中“我”破译疯子纸条的情节是耐人寻味的,帮助“我”翻译纸条上内容的人有希腊裔汽车修理工、波斯裔香料商人、犹太蔬果贩、西班牙小提琴制作商、意大利裔糕点师傅、两家库尔德族人以及亚述人教堂里的牧师。多元民族及相应的七种文字映射出叙利亚的文化根基,巧妙地写出叙利亚的多元与多彩。读完这一节,读者也不禁会感慨:“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里住着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
另一方面,它隐含着作者的看法:如此博学智慧的人在叙利亚现实中沦为疯人和乞丐,社会的不合理是不言而喻的。而疯人的种种疯言疯行进一步揭露出现实的疯癫,仿佛鲁迅 笔下的“狂人”,以自身的“疯”烛照出现实所谓的“正常” 之悖谬。作者借疯子之手写下“彩虹鸟”的故事,似乎为叙利亚乃至整个世界指出一条摆脱动荡与冲突的路:挣脱物欲的枷锁,建构多元、自由、和谐共生的世界——而对作家来说,多种文字建构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巴别塔”与“理想国”。
日记体小说作为儿童文学的常见样式,已经被作家们使用得相当成熟。它非常适于表现琐碎的生活化图景,达到记录社会景观、袒露人物内心活动和加强作品真实性与亲切感的目的。但在这部作品中,它还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沙林伯伯所言:“如果我学会写字,就能留住青山、田野、山谷,还有玫瑰茎上的每一根刺。”一个少年三年半的日记在历史与 现实面前也许微不足道,但却是一段时间与空间的真实缩影, 使“我”所经历的事物经由书写走向“不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中都是星星》超越了一般日记体儿童小说的局限, 将触角伸向社会与文化景观,宣示更为丰富和广阔的世界, 为当代叙利亚和人类社会书写了一段不会朽坏的记忆。这样的写作野心使作品具有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文化基础, 使对儿童生活世界的文学表达更加坚实与合理,从而为童年叙事开拓了新的写作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