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是哲学家张申府先生的精选集：收入了先生1919—1985年间发表的政论杂著、学术译述、散文随笔；囊括了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北平新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建国后回忆周恩来、蔡元培、李大钊、章士钊、罗素等人的文章和他的学术生活小传。

本书由作者的女儿张燕妮选编，分为“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我的哲学中心点——具体相对论”“实与理性”“论中国化”“我们为什么革命”“我的教育、职业、活动”六个专题，精选他在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生方面的代表文章。同时，书中收录了多幅作品手稿及历史照片，系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较全面地呈现了张申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生历程，堪称其一生论著的精要读本。

张申府（1893—1986）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哲学家。

20世纪初，他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委，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新思想、新科学的文章。

1920年，他参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入党介绍人。

他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23年底回国后，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是中共从事军事工作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参加社会活动之外，他积极引介新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率先将罗曼·罗兰、罗素等西方著名思想家译介到中国。

他一生发表了大量关于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的文章，这不仅对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人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序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革新

兴三利

危险思想

自由与秩序

知识阶段

就来的三自由

打破现状才有进步

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

……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

我的哲学中心点——具体相对论

纯客观法

客观与唯物

现代哲学的主潮

读书： 怎样读？读什么？

非科学的思想

唯物论的重要

我自己的哲学

我的哲学中心点——具体相对论

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论什么是哲学

哲学与哲学家

实与理性

说实话

说实

再说实

诉于理性

理性的必要

说实话 （一）

实！

实与理性

教实

说实话 （二）

“实”“活”“中”

论中国化

第三文化之建设

革命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

抗战建国文化的建立发端

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

启蒙运动的过去与现在

……

中国与西洋——世界文化的再检讨

我们为什么革命

我们为什么革命

人生的哲学

一二· 九

我相信中国

……

青年往何处去？

论中国的出路

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

知识分子们， 人民在需要你！

发扬爱国主义

发扬 “五四” 的精神：放

我的教育、 职业、 活动

我的教育、 职业、 活动

家世和幼年生活

进入新式学堂

回想北大当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筹办黄埔军校点滴

在清华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七七” 后的零散回忆

我对 “一二· 九” 运动的回忆

我与陶行知先生

忆守常

纪念蔡元培先生

纪念邓演达同志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

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段相处

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

后记

序

方克立

《我相信中国》是曾经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的一本文集， 他的女儿张燕妮同志选编， 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 85篇文章， 真实地反映了他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主要的哲学、 政治、 社会、 文化和人生思想。书名突出了这本书的爱国主义主题， 它也是这个大起大落的传奇性人物一切思考和言行的出发点， 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申府先生名崧年， 生于 1893年， 卒于 1986年， 享年 93岁。他是河北省献县小垛庄 （现属沧县杜生镇） 人， 出身于传统书香世家， 早年在家乡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1906年到北京， 1908年入读顺天中学堂。1914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 后转数学系。1917年毕业， 留校教预科的数学和逻辑。在北大与李大钊、 陈独秀等人有较多接触和交往， 是 《新青年》 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之一， 后为编委。1918年冬又与陈独秀、 李大钊共同创办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 并参与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活动。在 “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 他受李大钊、 陈独秀的影响， 积极学习、 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 很快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明确表示：“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 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

1920年 4月，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一行到北京， 最先与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谈建党问题。同年 8月， 已经转移到上海的陈独秀在致张申府的信中说：“建党的事情在北京只有守常和你两个人可以谈”， 并就党的名称问题与二人商议。李大钊和张申府建议叫 “共产党”， 并得到魏金斯基同意， 陈独秀遂将党的名称定为 “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月就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 《新青年》 编辑部成立。10月， 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 李大钊、 张申府、张国焘是三个最早的成员。在此期间， 张申府还曾去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罗素， 住在陈独秀家里， 两人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详谈， 回京后他把上海方面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详细介绍。也就是说，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在 “南陈北李” 之间还起了奔走串联的桥梁作用。

1920年底， 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并受陈独秀、 李大钊委托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党组织， 先后吸收刘清扬、 周恩来入党。1922年又在德国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张申府于 1923年底回国， 过年后去广州， 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是中共从事军事工作最早的党员之一。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他又力荐周恩来等十多位优秀共产党员到该校任职和任教。在中共建党时期， 张申府发表了不少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 解释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的文章。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 是劳动阶级的先驱， 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 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 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 在 1922年发表于 《少年》第二期的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一文中， 他还特别强调 “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 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 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 此其重要点之一”。这些文章在建党过程中起了正确的思想导向作用。

1925年 1月， 中共 “四大” 在上海召开， 在讨论党的纲领时， 张申府因不赞成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坚持党的独立性原则而与一些代表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和会后， 他不顾周恩来、 李大钊等人的劝阻而执意退出了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才意识到，这种 “宁折不弯”、“合则留， 不合则去” 的知识分子脾性， 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张申府虽然负气退党， 但他还是心向着党的。在此后 20多年里， 他一直遵守对李大钊作出的 “在党外帮助党” 的承诺， 积极支持与配合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爱国统一战线， 成为一个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一个始终与党保持着友谊关系的老朋友。

1931年， 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九·一八” 事变后， 他经常利用课堂、 讲坛和报刊宣传爱国主义， 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1935年， 他发起成立 “文化劳动者同盟”， 并与姚依林等人一起担任 “一二·九” 爱国运动的总指挥， 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 2月， 他与刘清扬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后， 不久清华大学也迫于压力将他解聘。他仍矢志不渝地推动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 平津文化

职业者协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 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七七” 事变后， 张申府先后到武汉、 重庆等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创办 《战时文化》 半月刊， 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 “宪政座谈会”。他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1946年 1月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的所有这些奋斗经历，都是作为党的朋友， 密切配合党的工作， 力图对党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有所帮助。

张申府虽然退出了共产党， 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并没有改变， 所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 他也能够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 成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积极响应和支持了陈伯达、 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 成为党外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的一员主将。新启蒙运动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爱国知识分子， 共同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张申府在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一文中说： 所谓启蒙就是 “打破欺蒙， 扫除蒙蔽， 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 反武断， 反盲从， 反权威， 反传统。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尤其在于反封建”。作为哲学家的张先生特别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精神是 “实” 与 “理性”。“在救亡上， 尤其特别需要的， 就是实， 就是切实， 就是脚踏实地， 就是实干， 就是下实力， 作实工夫。” 他还强调：“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理性的要义则在对于事物不只从一方面着想， 不只作一方面的认识”， 反对 “笼统幻想， 任凭感情冲动”。“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 客观， 辩证， 解析， 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 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在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 一文中， 张申府还指出， 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继承， 而且更应该是一种扬弃。比如他提出 “打倒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 的口号， 就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扬弃， 一种超越。以 “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 的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姿态出现的新启蒙运动， 其目的不但是要 “破”， 而且要“立”， 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张申府强调它是一个真正 “新” 的 “综合” 的文化运动， 其 “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 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 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 而拒斥西洋文化； 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这种辩证综合的新文化，“庶几可以接受那因自然科学的发达与辩证唯物论的开展而产生的一种最新潮流， 就是科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里， 人们已不难看到从中透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

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申府先生， 他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是有着明确的理论与科学思想作为指导的， 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又是为改造中国的现实目的和需要服务的， 他是那个时代思想视野最宽阔的中国人之一。他在 “五四” 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此后对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始终坚信不疑； 同时他又终生保持着对罗素的敬意和研究兴趣， 认为西方的逻辑与科学法对改造中国人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非常有益； 而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他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和生命根处的深情。这三个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是互相牴牾、 互不相容的思想体系， 而在张申府看来， 它们的思想精华是相通互补的， 完全可以熔为一炉创造出一个更高形态的新文化。他在 1932年 10月就提出了 “百提 （罗素）， 伊里奇 （列宁）， 仲尼 （孔子）， 三流合一” 的思想， 在写于 1941—1942年间的 《家常话》 中， 他又说：“我始终相信， 孔子、 列宁、 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 合孔子、 列宁、 罗素而一之。”“三者之间， 不但并无敌对冲突； 三者之间， 而且正

待相补相充。”“合孔子、 罗素、 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 新象征”。在他看来， 孔子、 罗素、 列宁分别是中、 西、 马三种文化传统的代表。在现代中国， 中、 西、 马 “三流合一” 何以可能呢？他是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原理来加以说明的。比如他把逻辑解析方法看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补充， 二者的 “合一” 就形成了一种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 的新哲学形态； 他从辩证唯物论的理论视角出发， 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概括为 “实”、“活”、“中” 三个字， 认为 “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 他对 “仁” 与 “科学法” 的论述， 则体现了中西哲学互补的精神。众所周知， 如何处理中、 西、 马三 “学”（三种文化资源、 三大知识体系）的关系， 是 “五四” 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之争的关键问题。在人们往往只看到三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一面的时候， 张申府先生却看到了 “三流合一” 的可能性， 他是第一个主张将中、 西、 马三者的思想精华辩证综合、 熔为一炉的思想家， 并且坚信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定是中、 西、 马 “三流合一”、 综合创新的产物。“五四” 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 等文化道路在中国都行不通，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建设 “马魂、 中体、 西用”有机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才在现当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实际上这就是张申府先生当年倡导的中、 西、 马 “三流合一”、 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极富前瞻性地提出 “三流合一” 的思想是张申府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这一思想后来又被他的胞弟、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发展为系统、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综合创新” 文化观， 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在 “相反而相成， 矛盾之谐和” 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 张申府在哲学上还有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新思考、 新创获、 新表述， 除了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 被孙道昇当作新唯物论中的重要一派， 肯定这种 “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 的哲学是最值得注意、 最有发展前途的之外， 他试图唯物辩证地解决主客关系问题的 “大客观” 思想， 欲达辩证解析之极致的 “具体相对论” 的真理论， 以 “实”、“活”、“中”、“仁”、“生”、“易”、“通” 为核心范畴的中国哲学精髓论， 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具体化、 大众化的探索等等， 都是可以而且应该载入20世纪中国哲学史册的。

1948年 10月在 《观察》 杂志上发表不合时宜的 《呼吁和平》 一文， 是张申府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他再次为自己不识大局、 自以为是、率性而为的知识分子脾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后果是使他从此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成为一个早年轰轰烈烈、 蜚声士林， 晚年孤寂遗世、默默无闻的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中国革命史、 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著作中都很少见到张申府的身影， 连他为中共建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亦语焉不详。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的 “三流合一” 思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甚至被有些人指责为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张申府先生在新启蒙运动中呼唤的 “实” 与 “理性” 精神， 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理性地总结过去， 才能满怀信心地开创未来。所幸的是， 以 2011年河北师范大学成立 “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 2013年 6月为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 120周年召开的 “张申府与 20世纪中国” 学术研讨会为契机， 上述情况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张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他在哲学、 政治、 社会、 文化和人生方面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 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广大干部、 群众和青年也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位先贤，《我相信中国》 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 正好满足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

十年前，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燕妮同志编辑的 《张申府文集》 四卷本， 至今仍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张申府生平与学术思想最基本的资料。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 张先生发表于解放前各报刊而未收入文集的文字陆续被发现， 包括一些 “零金碎玉” 式的短论， 有的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比如今天人们十分重视的 “三流合一” 思想， 就是最早出现于 1932年 10月 22日他主编的天津 《大公报·世界思潮》 副刊的一则 “编余” 中。在 2013年召开的 “张申府与 20世纪中国” 学术研讨会上， 不少学者都认为有编辑出版搜罗齐全、 校勘精审的 《张申府全集》 之必要， 为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保存一份完整的学术资料。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就张申府这个历史人物来说， 在已有四卷本文集的基础上， 方面选编出版更精要的普及本 《我相信中国》，一方面推动全集的编辑工作早日提上日程， 这两项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共同把对他的研究和历史定位推向一个新阶段。

2015年 5月

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申府先生， 他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是有着明确的理论与科学思想作为指导的， 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又是为改造中国的现实目的和需要服务的， 他是那个时代思想视野最宽阔的中国人之一。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这些年来中国有一个最要不得的风气，便是己国的轻视。至少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总把中国的文明看得一钱不值。只一提起“中国的”来，他便表示不屑的样子……

我是相信中国的。我有时简直迷信中国。我并不说中国一切都是好的。但我相信中国有其过人的长处。我相信对于文化，中国有其特殊的贡献。我更相信，中国有其可以立国处，有其特别值得立国处。

——张申府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父亲提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

80多年前，父亲提出：“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以前对于世界文明或文化，是有过极大贡献的，对于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更有更大的贡献，以跻人类于天人谐和之域。”

70多年前，父亲提出：“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

——张燕妮

1.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之兄，同为著名哲学家的张申府先生的一生文集精选。

文集由张燕妮女士选编张先生于1919—1985年间所写的八十多篇文章汇编而成 。书中收录先生早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北平新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作品，建国后回忆周恩来、蔡元培、李大钊、章士钊、罗素等人的文章，以及他的学术生活小传。这些文章有独特的思想内涵，除此之外，还具有文献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2.民国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当今学界新发掘的文化遗珠之一。

他治学撰文，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委，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新思想、新科学的文章；国内引介罗素第一人。民国时期致力哲思探究，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罗素思想的学者。书中完整记录作者自己的学术思想轨迹。

3. 求学、介入政治的经历典型而奇特，烙有民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印记。

书中他切实记录了自己的求学、职业生活。经历奇特，大开大合，带过民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轨迹：

早年他求学读书，先入北大预科班，后改名提前报考哲学系，最后又转入哲学，与众多文化名人往来，李大钊、章士钊、陈独秀等。北大数学系—巴黎求学—回国执教……

4.中共创党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抗战时期著名的爱国人士。

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治学的同时，以社会政治运动和爱国救国为抱负。

5.著名哲学学者方克立先生将为本书撰写序言，向学界推广本书。

回想北大当年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Q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义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人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0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0 1 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1 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4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1日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1日人不废，丽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M.Cugau,1854—1888）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曩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搂。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北大红楼

我认识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我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文章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人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参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科》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我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每个人讲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右起：右二为黄日葵，右三为李大钊，右七为张申府，右九为邓中夏。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很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 9 1 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一至七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八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五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 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备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沦联络办法，

8月1 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厂《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沦，得到正式通过。《改造联合宣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以后《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我在北大毕业，留校三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这期间，学校从教育部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四个教员、四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四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我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 1月下旬，我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