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 / 禤福辉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国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撰述计划中的“人民政府篇”面世；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政府篇”却始终没有出现。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政府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
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最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最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2011年12月12日于加州湾区寓所
编者简介
禤福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剑桥大学研究。纽约文化工作者，近年从事抗战史研究，现任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著有《地狱证言：抗战时期被强掳赴日中国劳工的血泪口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
[代序言] 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逝世两周年之际，远流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他的《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几位同仁，协助该公司编辑整理唐教授的书稿，我也借此机会再次重读唐教授的这部民国史及其他史学著作。《段祺瑞政权》付梓在即，我们口述史学会的会长禤福辉写了编者序介绍本书的整理过程，并命我也写一短文，谈谈我阅读唐德刚史学著作的体会。
唐德刚教授生前便文名远播海内外，他的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广受欢迎，拥有众多的读者；他逝世之后，他的著作成为海内外华文世界的宝贵人文财富。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识者论之。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在海内外华文世界长盛不衰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最简单的回答，是唐教授写得好。好书自然有人读。如果我们接着问，唐德刚教授的史书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不是三言两语便讲得清楚的。我愿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浅陋，谈谈我对唐德刚教授史学魅力的认识和体会，求教于喜读唐氏作品的读者朋友们。
我是专业历史工作者，喜欢读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读再读。综合多年的阅读体会，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领，将个人兴趣、当代显学、大众经验及心理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写出既有卓越见识、又让一般读者读来倍感亲切的历史著作。
唐德刚教授治史的个人兴趣是中国近现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数十年“曲不离口”地讨论中国的“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本是当代显学；而唐教授反复申述的中国“转型”的长期性、“一转百转”的复杂性，经他老人家那支健笔深入浅出地阐释描绘，则表现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有具体真实的人物故事可供参证、回味、思考。试问当代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转型期”酸甜苦辣百味杂陈的体验和观感？当代中国，变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沧海变良田之慨。在此“一转百转”、越转越快的“转型期”，常被转得晕头转向、有满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国人，抽空坐下来翻一翻唐教授的历史书，读他那些对中国转型特殊经验独具卓识的历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浓厚中国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种亲切。
“转型”学成为当代显学，原是人类经验的自然反映：欧洲、美洲，中国，以至全世界，由“前现代”“转型”到“现代”，自然有无穷的问题要研究，于是有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唐德刚教授生于1920年，在祖国度过青少年，亲身经历过中国的“转型”，目睹了中国人的奋斗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学、研究所的专业是历史学，受教于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对中国“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也有真切的认识和体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唐教授在当时的美国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更是广泛研读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各国之“转型”，有所比较；他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之“转型”，并将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融入于历史分析，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终于成为独树一帜的史学大师。
唐德刚教授没有创立任何“转型”理论，但他却将中国的“转型”历史写得精彩万分，因为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同时又极清醒地避免各种门户之见。唐教授是一位虚心而又自信的学者。他在念博士期间，虚心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由衷赞叹西方现代历史学引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唯其虚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现代化”及“转型”的许多理论、方法，注重人类经验的“通性”是其长处；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则是其短处。扬其长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国“转型”历史的具体写作实践，我们读他老人家的书，时时便会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对此问题的讨论和提示。
唐德刚教授是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他既有对西方学术界显学各派识其长亦见其短的眼光，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1962年，正当壮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国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1965年后改名，通称麦克米兰[MacMillan]）签过约，拟以英文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此书后来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始终未泯。据汪荣祖教授回忆，唐教授于1980年发起组织“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1983年正式成立时改为“北美20世纪民国史学会”），“唐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他有鉴于当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唐德刚与口述历史》，远流版，页117—120）。
现在回头去看，唐德刚教授当年雄心勃勃，是因为他对这“第三势力”的诸项优势（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读中国传统史学、当代西方显学，对中西、新旧各派均知其长短，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比较史学、宏观史学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当时遵循官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教条的大陆学者，或恪守传统史学清规的台湾学者所能具备的，更不用说那时候两岸学者都仍受制于政治干扰。至于史料，试问有谁比唐德刚更有优势呢？他老人家不仅对传统史料如数家珍，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当然这些口述史资料后来都已公开，并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读者参考阅读，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没有唐德刚教授那种亲自长时间地进行口述史访问并下工夫核对史实的实践，要达到唐教授对这些口述史资料的领会、消化和恰到好处地使用的那种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难乎其难。
试举一例。本书“余绪”所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将1920年代中期中国军阀混战的一团乱麻，作剥茧抽丝的分析，主旨是运用“转型”理论架构，把“军阀混战”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处理。唐德刚教授写这段历史，固然把有关文献资料翻遍，而他居然见过、访问过至少两个当年打得死去活来的军阀—张学良和张发奎，这种经历，与唐教授同辈的学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说老军阀死后，年轻一辈的学者连见一见军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当年见过张学良、张发奎的学者也许不止唐德刚教授一人，但张学良只信任唐德刚，只愿意跟唐德刚谈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刚能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活的史料信手拈来，将往事写得鲜活生动，也把军阀写得惟妙惟肖。唐德刚教授在该文中先叙述了张学良、张发奎1927年5月在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场恶斗：
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1990）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
数页纸之后，唐教授则记述六十年后“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的张学良的另一面：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是绝对不能再打了。
这种笔法，将人物写得有立体感，亦将历史的复杂性层层呈现，到收篇时唐教授对“军阀”所作的“反思”讨论，便有说服力。这时，虽然他不再提张学良，但上引张学良与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对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讨论“军阀”的依据之一。我们看唐教授写来，一气呵成，仿佛全不费力气，但我相信，没有他那样得天独厚的口述史访问经验，纵然有他那种才气，也写不出他这种生动的历史文章。
当年“第三势力”诸项优势俱在，却终于没有建立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唐德刚教授他老人家在文章中不时提起的，“天朝弃民”海外谋生“满腹辛酸”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这种辛酸亦是“转型期”种种辛酸之一种）。唐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晚年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
读者的爱戴，对晚年的唐德刚教授应该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这种安慰是否能与唐教授成功地当了一个学术团体的龙头老大、成为“第三势力”寨主而有的满足感相比。我们也不知道，若是“第三势力”申请经费、建立学术地盘成功，在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学术管理体系之下，它会不会被引导诱导或被迫走进学术象牙塔中的一个牛角尖，一小撮人在那里自说自话，顾影自怜，书也许是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但出版之后大多没人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唐教授建立学术地盘的努力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但他不自弃，不气馁，晚年将他的个人园地经营得繁花似锦，观者如云，这种成就，试问蜗居于学术牛角尖中的学者多少人能比？
“第三势力”作为学术团体无疾而终，但它的“魂”，却由“第三势力”的倡议者和灵魂人物唐德刚教授带进了他的作品中—换句话说，“第三势力”学术取向的诸项优势都在唐教授的民国史著作里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大概是唐氏作品在华文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相比，便会看出唐氏作品中处处有“第三势力”的精、气、神—那宽阔的视野、宏伟的气势，和时时刻刻超越党派之争、门户之见的自觉。
有人会说，海外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为唐德刚教授写出超越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具有独立见解之历史著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唐教授是少数自觉地运用这一自由优势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之一。学术自由、免受政治干扰之优势本身并不保证学术事业的成功。只有像唐德刚教授那样自觉善用自由环境，一辈子追求自由的人，才最终达到那超越党派之争、超越门户之见的境界。唐德刚教授已成一家之言的高超境界，专业的历史学家钦敬不已自不待言，一般读者亦能欣赏，这是唐教授自觉追求并已达到的另一境界：写出雅俗共赏的好书，让历史著作帮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过去和前人、认识当下和自己。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实在是因为他品位高，知道那雅俗共赏的境界，而且他功夫深，仔细钻研过古今中外雅俗共赏的经典名著，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他认真“啃”过《史记》、《资治通鉴》和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终于锻炼出一支健笔，用精彩的文字表达精彩的见解，在新的时代将雅俗共赏的人文传统发扬光大。
人文传统在当代面临巨大挑战和种种危机，唐德刚教授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早就指出，历史著作如果不继承“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则历史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人看的。但他老人家并不悲观，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因为历史中有文学，“史以文传”，写得好的历史书总会有人读，会流传下去。什么样的历史记述是写得好看、写得巧妙的呢？且看唐教授对丘吉尔文字造诣的点评：
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时，看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了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 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史学与红学》）
唐德刚教授对《史记》和《资治通鉴》，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史记》是出色的历史著作，亦是汉代以后公认的一流的文学作品，是“文史不分”的上品。唐教授将《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较，认为《史记》笔法是“天马行空，大而化之”，而《资治通鉴》“遍存诸史之真，广纳百家之言”，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手笔（《史学与红学》）。我们若将唐德刚教授这些品评文字和他自己的历史著作对照着读，自可稍窥唐教授勤勉聪明的治学轨迹和他精湛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他见贤思齐的胸襟抱负。他那些广受读者欢迎的历史著作，在人文传统备受挑战、有心人将要进行或正在进行反挑战的今天，起着承前启后的示范作用。
人文传统，要有“人”有“文”。书中无“人”，史中无“文”，便是今日危机所在。时下许多专业的历史著作和文章，不仅文字难读，连标题也难以卒读。这种时候，我们读唐德刚教授既有“人”又有“文”的历史著作，自然倍感亲切。和古今中外的伟大历史学家一样，唐教授心中有人、目中有人、笔端有人，而且他有一支文采斐然的彩笔，将历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将历史事件叙述得万分精彩，为读者呈现了美不胜收的历史长卷。
若有读者在享受阅读好书的乐趣之余，掩卷长思，也可体会出，那写出处处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唐德刚教授，亦是一有心之人—他心系祖国文化、人民命运，去国五十年，初衷未改。唐氏作品中，许多独特的史识，固然是基于他扎实的史学训练、精湛的学理研究，然而也反映了他对祖国人民命运前途的关心思考。比如说，这本《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对现代政治制度中“制衡制”的讨论和中国历朝“内在的制衡制度”的回顾（见“‘制衡制’在中国的折磨”一节），就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持平之论，亦有对“制衡制”在民国初年的部分实践、终遭失败的仔细检讨，对这一失败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巨大消极影响的中肯分析，以及“制衡制”之建立是中国政治转型关键之一的评论。我们细细品味体会这段文字，既看到一个“秉笔直书”、“无征不信”的史学高手唐德刚，也看到一个博采众家之长、善于融会贯通的文章大家唐德刚，还看到一个对民族文化一往情深、对祖国前途无限关怀的有心人唐德刚。
有心人唐德刚，对读者有尊敬亦有期待。他说过：
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史学与红学》）
这是一段极其平实亲切，而又韵味无穷的文字，它表达了唐德刚教授毕生努力撰写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终极人文关怀：人类对过去的认知理解、对未来的选择取舍，还有他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为“绝大多数人”写作的自觉选择。像他这样亲近大众的历史学家，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原是极其自然的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他老人家的所有观点和评论（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之事，必然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捧读唐德刚教授的书，看他以圆通的智慧、亲切的口吻、充满人情味的文字，评点古今，知人论世，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2011年12月22日于纽约
序者简介
于仁秋，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计划主任。专业是历史，研究领域包括美国与亚洲关系史、美国华人史，历史专著《救国自救》（英文）获美国亚美研究
学会“优秀历史著作奖”。爱好是文学，所写小说、评论曾在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及上海《小说界》等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请客》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起，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由胡适、杜威等于1926年创办）协助培训中学教师，教授中国通史、中美关系史，现为该社资深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