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篇】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梁启超篇】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至少是对政治起导向性作用的精英，都接受一种新的国家观，而这个国家的“政权”仍坚持传统的国家观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的政权无比脆弱，因此，一个偶然事件，就使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蔡元培篇】时至今日，在中外文化的再一次碰撞交流之中，如何锻造中华文明的“终极价值体系”这一巨大问题，又一次横摆在人们面前。依然是众说纷纭，难理端绪。在我们“上下求索”的时候，蔡元培先生那种开放但不过激，珍视传统却不固守传统的态度，他的不懈追求与努力，都给人以深刻启发。
【胡适篇】
在以“彻底批判传统”闻名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突然提出“整理国故”，当时即被共产党理论家批判为“倒退”、“落后”、“复古”。此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国学”一直持批判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国学的态度急变，不仅不批判，而且大力推崇，终于拥成现在的“国学热”。……
在重倡传统文化中，“国学”成为前导，被纳入民族振兴、爱国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文化安全的话语系统。这种将国学/传统文化编码织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显现出国家权力与学术、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权力对“传统文化”的控制，一方面反映国家权力对“传统文化”的需要，甚至越来越倚重。……
九十余年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其主旨是想为现代“科学”在中国“寻根”，证明中国并非自外于世界普适价值，或者说，是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而努力。九十年后的“国学热”，其主旨是强调、证明中国文明、文化的“特殊性”。同为“国学”，二者指向正相反对，“能指”（sign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反。
【丁文江篇】“科玄之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欧洲思潮在中国的交火，不是单纯的哲学论争，而是中国思想界对“西学东渐”八十年的全面反思，是“五四”科学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哲学意识未来形态进行自主选择的尝试。……
近代西学的东渐和帝制的被推翻，使传统的宇宙论受到根本动摇。这样，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明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这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一种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带有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
【傅斯年篇】对他来说，抗战时期的从政确是一桩“义等于征兵”的苦差。此时，他想置身“局外”，保持旁观议政的清高。他还曾私下向人流露出自己的失望：“我愈离开政治中枢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枢便愈厌恶。”一友人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67]这实际不仅仅是对傅斯年个人的写照。
傅斯年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一种理想化的理性主义，实际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他理想的政治是“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智慧主义而非直觉主义”，“实验室主义而非寺院主义”。[68]但近代中国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之剧烈残酷，更兼时刻面临的民族存亡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使任何“实验室”政治的幻想都终将破灭。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燕树棠篇】法学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深深参与到“政治”之中又回到大学做法学研究，燕氏的研究当更进一步。但时，时代并未给他提供这个机会。
1949年必须做出选择的他，最终拒绝了国民党邀他去台的机票，留在武大任教。但随后他并未被理解，被接管武大的“军管会”开除，由于当时“思想改造”还未开始，武大一些资深教授尚敢出面向“军管会”为他求情。在这些教授的说情下，“军管会”终于准许燕树棠留校工作，但不许讲课，在法律系编译室做资料编译、整理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严重迫害。“文革”后，他的“右派”问题被予以“改正”，于1984年病逝。
他早就认为，实现宪政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思想被遗忘许久之后终被重新记起，为今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或许，这本身即是宪政漫长过程中向前迈进小小一步的标志之一。
【陈翰笙篇】虽然他们（“中国农村派”）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闻一多篇】在上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诡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张申府篇】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面对政治与社会现实，他时时参与政治，但又经常“不合时宜”。因为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合理社会，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用“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瞿秋白篇】“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10]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看到“权力”与“历史”的关系。
【冯英子篇】冯英子先生是著名老报人，又以杂文闻名。办报与写杂文，在某种环境下，都要冒相当风险。因此，这位经历过不同时代、办了一辈子报、写了一辈子杂文的老人的“个人史”，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新闻、文化界的历史。……
由于胡耀邦的干预，对冯的批判遂告中止，“移山风波”总算平息。如此结局，实属偶然，是冯英子先生的幸运。如果不是曾彦修打抱不平，且有关系能将信递与中央领导，引起注意并作批示，冯氏很可能就是“不是运动的运动”中的“典型”了，其他一些人就无此幸运了。领导人批示往往只能针对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针对、保护、惠及所有人，制度确比人更重要。
【选摘1】第一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容闳的独特意义
……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对强国不能不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陌生，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27]近代中国被“全球化”大潮裹挟，也面临着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以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这一历史性命题。而立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容闳，堪称中华民族“自我身份”重新建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