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汉堡与中国
2011年11月2日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读过西川（1963—）的作品，他是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和诗人。记得好像在2006年，我们有机会一起去新疆旅行，在那里和一些诗人和作家开一个小的座谈会，并且谈了在国外的中国文学。西川说，他曾去过美国某个城市的一家书店，看看有没有中国诗歌翻译成英文的书。他在一本当代诗歌选集中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歌，因此他推论，西方好像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澳大利亚、德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样。今天我想再次强调一下，这么说是有问题的，“西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历史比“西方”这个概念更为复杂。西川的观点是有问题的，美国不能代表德国，如果他会德语，如果他去德国的书店，他会发现翻译成德文的中国现当代诗集非常之多，美国几乎没有，但德国的确有。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汉堡（Hamburg）与中国的关系，汉堡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柏林第一，慕尼黑第二，科隆第四），它紧靠北海（Nordsee），是一个商业城市，很晚才有大学，该大学城和汉学有紧密联系，这点我曾经讲过。汉堡大学有一位学者专门研究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流史，他的名字叫本恩特•艾波施坦因（Bernd Eberstein，1942—）。在出版了一部很厚的关于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流史的著作之后，他又写了一本汉堡与广东交流史的书。为什么他要研究汉堡与广东的交流史呢？两星期前我在汉堡与艾波施坦因见过面，他说他在汉堡档案馆发现了一些从未被人知晓的相关资料，所以决定写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Hamburg--Kanton 1731： Der Beginn des Hamburger Chinahandels（《汉堡—广东，1731： 汉堡中国贸易的肇始》）。艾波施坦因是位历史学家，他近十年来出版的著作基本都与商业交流史有关，但他原来的兴趣不一定专注于经济，比如说他二十几年之前出版过第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中国20世纪话剧史，这本书非常重要，直到现在美国汉学界也没有这一类书出版。回到今天要谈的这本书，艾波施坦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1731年呢？1731年之前，在汉堡、在德意志的北方难道就没有人会想要去中国做生意吗？当然会有，但是由于缺少档案资料，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商人从中国带回来些什么，回到汉堡卖些什么。
在1731年有一艘战船，德文叫Fregatte，是所谓的“巡航船”，它从中国广东来到汉堡。这艘船的名字叫作“阿波罗”（Apollon），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中一个神的名字，该船挂的是普鲁士（Preußen）的国旗，尽管上次我在讲座中已经谈到，汉堡并不是普鲁士的地盘。实际上，当时丹麦要求汉堡归属丹麦，在1864年之前，德意志北方的一部分属于丹麦，而汉堡根本不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它原来是独立的，但是深受丹麦的影响。这艘“阿波罗号”船给汉堡带来茶叶、瓷器和丝绸，到汉堡后又是怎么卖的呢？首先商人会进行拍卖，把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展示10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来买，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快便销售一空，商人们便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
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喜欢把在中国的经历画下来，或者用别的方法把这些中国印象记录下来。这本书中有一幅茶叶店的插图，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会用脚把茶叶踩到箱子里面去，就像罗马人做葡萄酒时一样，这好像是一道制作食品的普遍工序。这里可以看到几个外国人在品茶，之后便把挑好的茶叶装运到船上去。我突然想起，上次我把“东印度公司”的英文名称理解错了，大家知道其英文名称为East India Company，我上次误以为East India是指印度东部的一部分，实际上应该是指印度的东面，既适用于前荷属东印度，也可包括马来群岛，乃至中国。我想强调，当时形容从中国来的商品是east indian，德文ostindisch，但这个词实际上不一定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1731年第一次有带着中国商品的船只直接抵达汉堡，那1731年之前汉堡人无法品尝来自中国的茶叶吗？也可以，但他们需要去瑞典、丹麦或荷兰购买，再转往汉堡。这艘“阿波罗号”船是从汉堡出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汉堡有德国、也可能是欧洲最大的码头，这是一个古老的、拥有浓重19世纪味道的城市。可惜“阿波罗号”船并不是从汉堡，而是从奥斯滕德（荷兰文：Oostende，法文：Ostende，英文：Ostend，系位于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座小城市）出发的。因为奥斯滕德当时属于荷兰，并且在属于奥地利的那部分荷兰里，所以奥斯滕德属于奥地利，18世纪初的奥地利是欧洲强国。1730年“阿波罗号”离港出发，花费半年时间到达中国，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已经是相当快的了，因为之前的耶稣会士坐船从欧洲到中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阿波罗号”航行这么快的原因我今天也无法回答。这艘“阿波罗号”船去中国时装运了28门大炮和107个人，到中国后受到了广东沿海老百姓的欢迎，因为老百姓可以向外国人买到“鸟枪”。德国20世纪50年代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鸟枪”，只能用来杀鸟而不是杀人的，由于德国禁止杀鸟吃鸟，到现在这些“鸟枪”恐怕很难找到了。因为和外国人做买卖，当地老百姓也能赚到很多钱。但皇帝怕外国人来，虽然船上的人不多、武器也不多，虽然外国人只想做买卖、不想打仗，但朝廷派遣到当地的官员感觉到，外国人能代表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这艘“阿波罗号”船到中国后，当地人会知道，除了中国外还有一个所谓“欧洲”的存在。依据19世纪的描写，中国人认为欧洲是小国——但实际上欧洲和中国差不多大——欧洲不同的小国说不同的语言，并认为欧洲人依赖到中国做生意才能活下去。我说过，当时外国人到中国以后，不能随便走走看看，必须有个固定的地方住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看，这本书中有很多不错的图片。比如这幅图，外国人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并放置买好的商品，一般来说，除了船长外其他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居住地即广州的。有一个加拿大籍的华裔汉学家夏瑞春（Adrian Hsia，1938—2010），他来自中国大陆，是德国培养的人才。他写了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想说明外国人怎样歪曲中国的历史等等，想说明外国人是故意弄成对中国的错误理解的。相关的内容，我下一讲还要专门讲到。但是你想，在19世纪之前，一个在广东的外国人不能随意离开住处，那么他对中国的了解怎么可能是全面的呢？故意的歪曲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16—18世纪的欧洲文学家或哲学家关于“中国的形象”从今天来看十分奇怪，但我们不一定要批判他们，而应宽容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所谓的“中国形象”。
这艘“阿波罗号”船从奥斯滕德出发，回来的时候却没有返回奥斯滕德，而是驶向了汉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返回欧洲的途中遇到了敌人，有英国人和荷兰人，也有非洲沿海的人，他们的目的是抢劫从中国回欧洲的商船。因为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在欧洲卖得特别贵，一般来说，要派船只去中国做生意至少需要50万古尔登，带回来的商品可以卖到100万或200万古尔登，古尔登（Gulden）是当时德国和荷兰的货币名称，后来也用于荷兰的硬币，不过现在荷兰人只用欧元。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最可怕的敌人是英国和荷兰，虽然现在的荷兰是个小国，人口还不如北京市多，但17世纪荷兰的航海技术非常厉害。英国在当时是世界强国，也不允许“阿波罗号”到奥斯滕德靠岸。在这种情况下，“阿波罗号”只能停靠其他码头。同时，汉堡的商人非常期望该船能驶入汉堡，因为“阿波罗号”上的中国商品既能让汉堡商人大开眼界，又能让他们通过展示、拍卖商品赚到钱。汉堡是独立的，到现在也如此，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州，在德国是一个独立的州，德文称为Stadtstaat。“阿波罗号”到汉堡后，德意志以外的国家当然很不满意，特别是伦敦、阿姆斯特丹、马德里等，它们都要求奥地利皇帝禁止汉堡商人卖中国商品，但汉堡具有独立性，并未予以理睬。独立性的意思是，汉堡虽然属于奥地利，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你们会发现奥地利皇帝最后还是会控制汉堡。那维也纳和汉堡有何关系呢？当时奥地利皇帝是查理六世（Karl Ⅵ.,1685—1740），在位时间是1711—1740年，那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迎来了历史上最强盛的巅峰期。据说查理六世做了个梦，希望奥地利能够成为海军强国。到1864年之前，奥地利一直用汉堡及其附近的码头经营海外的生意。荷兰的一个古老城市乌得勒支（Utrecht）在17世纪成为荷兰水道上的重要堡垒。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在乌得勒支签订了停战条约。条约决定原来隶属于西班牙和荷兰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其中就有奥斯滕德这个很大的码头，查理六世的海军强国梦使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水手前往奥斯滕德。奥地利皇帝会给商人们颁发一种特别的护照（Pass），允许他们前往世界各地。1715年，首次有悬挂奥地利旗帜的商船从奥斯滕德出发，根据艾波施坦因在书中的记述，1718年首次悬挂有德国国旗的船到达了广东，这个说法有些问题，因为当时并没有“德国”，我估计应该还是指奥地利的国旗。无论如何，1718年第一次有德意志商人在广东开了国外分店（Faktorei），因为来自奥斯滕德的商船都带有查理六世的“护照”，所以康熙皇帝决定要保护所有来华的德意志人。从那时起，奥斯滕德和广东慢慢展开了丰富的贸易往来，1715—1723年共有34艘商船从奥斯滕德到广东，平均每年3艘。1722年，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得到了查理六世的一个特许，允许在30年内使用奥皇的徽章和旗帜，并开拓殖民地。但当时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都没有办法与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亚洲和非洲开拓殖民地方面竞争。所以如果我们翻阅当时的史料，看到什么colonial trade之类的词，并不是说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真的能在亚洲或非洲开拓殖民地，这个colonial主要指海外来的商品，和殖民地没什么关系。此外，如果奥地利有殖民地的话，肯定是指欧洲的比利时，不可能在亚洲。有趣的是，当时的中国文人对国外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船从哪里来。如果你们看过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国旗，就会了解它们的徽章中具有代表性的动物。这是一只鹰，中国人并不知道，所以把奥地利称为“双头鹰国”，并认为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双头鹰无法起飞，快要死了；普鲁士因为有一只鹰，故被称为“一鸟国”。现在德国已经没有普鲁士了，1947年之后苏联不允许普鲁士的名称继续存在下去。
去中国做生意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从贵族、从官员、从商人那里来，具体数字我不大清楚。结果奥斯滕德的股票上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下挫，这说明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可以和“东印度公司”竞争，也可以和荷兰的其他公司竞争，因此英国议会在1722年决定禁止英国人在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做事。但是奥斯滕德需要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大都来自英国，对议会的决议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前往奥斯滕德，这样奥斯滕德就变成了英语的城市。当时的报告显示，人们到达奥斯滕德之后根本听不到荷兰语，所有人都在说英语。在这里请允许我插一段话： 德国人分不清楚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之间的区别，所以德国人要是说“英国”，那肯定是指“Great Britain”，德国人不分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不过如果你去苏格兰，千万别说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听了会不高兴的。在奥斯滕德的英国人大都来自苏格兰，因为之前苏格兰的地主雇用农民耕地，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地主突然要饲养羊，认为会更赚钱，所以不再需要农民并将之遣散。这些农民开始学做水手，其中一部分去了“东印度公司”，另外一些则去了奥斯滕德。所以在奥斯滕德的英国人基本上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最有名的一个人叫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1686—1757），也曾在汉堡帮过忙，是个很有经验的船长。此人似乎很重要，因为艾波施坦因在书中经常提到他。不仅英国禁止本国人在奥斯滕德做事，从1717年起，荷兰和法国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如果要乘船去中国做生意，需要海图等航海工具，这些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可以买到。自那时起，欧洲兴起了“东印度热”，谁都想去中国做生意。另外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之所以能够同荷兰和英国的商船竞争，非常简单，是因为受到康熙帝和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的保护，而不是什么一般的选帝侯（Kurfürst）——这个德文词现在一般的德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了。也就是说，英国商船受英国保护，荷兰同理，但奥斯滕德的船受到康熙帝和奥地利皇帝的双重保护。这样，汉堡也希望奥斯滕德成为一个集散地，所有从中国来的商品都能妥善放置并得以销售，不仅卖给德意志诸国，还可以扩展到北欧和俄国。从1715年到1732年，共有55艘商船出发驶往亚洲和非洲，其中28艘驶向广东，在那里购买了茶叶、瓷器和丝绸。
我想翻译一段当时的报告给大家听：
广州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到处都有墨西哥来的硬币，你没法相信我们看到了多少硬币，所有的商店什么都有，最贵的东西也有。广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所有的房子下面都有商店店面，很像欧洲的城市，到处都有人做买卖。如果你来自外地，恐怕会找不到路。
这说明有些商人并不听从中国官员的话，私自离开住所，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会乖乖地留在住处。这样就有三个大型公司为销售中国商品相互竞争，发生了“茶叶战争”（Teekrieg），因为无论是伦敦、阿姆斯特丹还是奥斯滕德都希望比对手更早到达中国，并把所有能买的东西都买下来。我觉得很奇怪，自18世纪初开始，欧洲人特别喜欢喝中国茶，包括绿茶，但现在德国喝绿茶的人不多了，而基本上都喝印度茶。当时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说道：“Cost what it will, we must try to make these Interlopers sick of their voyages.”（必须不惜血本地努力让这些侵略者在航行中生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1974、1975年在中国时学到的第一批词之一是“侵略者”，我们都是“侵略者”，都是interlopers，奥斯滕德的商人也是“侵略者”，他们侵扰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允许他们同我们在海上竞争。这说明，不能说什么笼统的“西方”概念，当时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可怕的。英国和荷兰都会用武器装备他们的商船，用来俘获奥斯滕德的船，以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阿波罗号”在1731年到汉堡以前，荷兰的船曾试图对其进行抢劫，但都没成功。英国人在1726年有个口号，“Destroy this cockatrice whilst young”（趁这条怪蛇年幼的时候就掐死它！），cockatrice是传说中的一种毒蛇，意思是掐死它，不允许它长大。那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凶残，他们不是基督徒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在英国看来，奥斯滕德是非常大的威胁，不仅是商业上的，也是宗教上的威胁。因为，维也纳信奉天主教，今天的奥地利依然如此，而当时的荷兰已经进行了宗教改革，英国害怕奥斯滕德的成功会威胁在德意志、荷兰和英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害怕有一天整个欧洲会回到罗马教宗的时代。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公司要求政府停止奥斯滕德的公司，甚至两国开始积极动员备战。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欧洲，应该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业往来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
查理六世因为得不到盟邦的支持和资金匮乏，最终不得不投降，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我们一般说，男人书写历史，但不完全如此，女人也可能改变欧洲历史和欧洲商业史。早在1713年，查理六世就开始安排自己在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为了在无男性子嗣的情况下仍将王位传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查理六世立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 1717—1780）为继承人，并颁布了一份“国事诏书”。这是因为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所以他希望其中一个女儿能成为他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的这个特蕾西亚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女皇——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任期间与其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皇帝实行“开明专制”。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维也纳，仍然可以看到她的宫殿的美景，里面有中国式的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特蕾西亚作为查理六世的继承人需要其他大国的批准，为什么要承诺放弃到中国做生意，并停止由奥斯滕德到中国的航海活动等等。1727年英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的查理六世共同决定，今后7年禁止奥斯滕德的商船前往中国做生意。但是汉堡的人并不想投降，他们需要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等，所以奥斯滕德用同样的船，配以不同的名字和旗帜，继续去中国做生意，虽然被英国和荷兰发现，但奥斯滕德仍坚持原来的政策。最后一艘去中国的船是1732年出发的，而到1793年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就被废除了。
中国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法律，甚至涉及欧洲对人权问题的思考。德国思想家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 1754—1794）说： 法律（Recht）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是神圣的，但是荷兰人不允许我们自由地去中国做生意，他们有什么权力禁止我们去中国呢？做生意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权利吗？为什么妒忌我们，觉得我们不可以有人权（Menschenrecht）呢？另外一个德国思想家约翰•尤里乌斯•苏尔兰德（Johann Julius Surland， 1687—1748）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谈法律与经济的问题。如果你们看这类书会遇到和我一样的困难，因为18世纪的德文很特别，好多当时的常用词现在已经不用了。作者想揭示，德国人也应该拥有与中国做生意的权利，但当时的问题是大海属于谁，大海难道不是属于所有的人吗？拉丁文的词Mare liberum（海洋自由），Mare指海，Liberum是开放、自由的意思，谁都可以坐船出海，但后来变成了Mare clausum，封闭的海。苏尔兰德在书中说，好像德国人被禁止去中国做生意。另外一个荷兰的法学家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荷兰文写法为Hugo de Groot，1583—1645），我没有听说过他，但在当时可能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他的名著《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主张公海可以自由航行。格老秀斯思考商业、生意之类的问题，他是欧洲第一位建立民族法律基础的人，包括国际自由贸易的问题。这样我们会发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影响到欧洲的历史、法律和欧洲对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我想告诉你们，瑞典从何时起开始与中国有商业关系。无论如何，奥斯滕德的商人尽管钱不少，但却不能派自己的商船去中国做生意，于是奥斯滕德和汉堡的人去找丹麦人、瑞典人，以当地人的名义开商业公司，他们提供资金。从1732年起，瑞典开始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第一个帮助瑞典人去中国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坎贝尔，为了防范路途中遇到荷兰人检查，当时的文件都用荷兰语写成，以备不时之需。这也说明，如果你们想研究中国历史，可以学点荷兰语。而学过德语的人则可以看懂大部分的荷兰语书籍，我也学过一点，荷兰语的语法不难，难在复杂的发音。原来汉堡认为自己有权力直接与东亚谈判，但是遇到了困难： 首先因为从16世纪起，汉堡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有自己的办事处（Handelskontor），从中国回到这三国的船先把商品卸下、放好，然后再运回到汉堡。当时在中国能买到很多好东西，有丝绸、茶、瓷器、香料、香水、糖和果酱（Konfitüre）。而德文的Konfitüre这个词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应该去查18世纪的词典，我母亲是维也纳人，常用一些18世纪的词，这个词她就用过。
18世纪只是汉堡有来自中国的商船靠岸吗？不，还有一个叫埃姆登（Emden）的地方，位于德国西北部埃姆斯（Eems）河畔的港口城市，这个地方原来是个诸侯国，到18世纪中归属了普鲁士。当时的普鲁士国王知道中国很富有，而自身比较穷，所以认为应该与中国做生意，来帮助自身发展经济。于是1752年就有船从埃姆登出发前往中国，但当时的普鲁士由于财力匮乏，没有继续派船出海。
从1733年到1787年，英国和荷兰根本不允许任何国家的船到汉堡靠岸、卸货（德文： löschen，就再也没有船往来于汉堡与中国之间了。但汉堡人不想投降，所以他们将状告到了维也纳的皇帝那里： 所有人都有权利进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法（Völkerrecht）与人权的重要性。至于为何在1787年之后解禁，我不太清楚，这很可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
无论如何，这是因为英国在18世纪末保持着世界最强海军国的地位。比如1787年，英国一共有53艘船前往中国，其他国家总共才有21艘，包括荷兰、丹麦、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内。有趣的是，我的祖母住在策勒（Celle），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小镇，我在那里出生。我认识那里教堂的一个人，每次回去看我母亲的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汉堡。汉堡一个郊区的名字叫阿尔托纳（Altona），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里曾提及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它还处于丹麦的势力范围内，可以说是丹麦最大的码头。丹麦的船从这里出发去中国，由汉堡商人提供资金，每年派两艘。到了中国以后，由于丹麦的旗帜是黄颜色，所以丹麦被当地中国人称为“黄旗国”。不论是普鲁士还是丹麦统治时期，汉堡都是一个商业城市，一直到现在那里的商业味道依然很浓。
通过艾波施坦因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所谓的“西方”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西方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比如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商业问题经常吵架，但德国与中国之间此类的问题并不多，我们当然不能代表美国，美国也不能代表我们，他们是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种语言。美国人想犯什么罪都可以，而我们因此受到批判，我觉得是极为不妥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很大，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美国人也很不一样，在美国他们可以不给理由就逮捕人，而按照我们的法律是不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