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 大清世界首富的兴衰之谜
清朝历史上，涌现出一批世界级富豪。伍秉鉴就是其中一员。他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跻身世界级富豪的行列？是什么造就了他富可敌国的家业？他的财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他传奇的商业人生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伍秉鉴的富豪人生，又为何会走向低谷，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呢？
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揭开“大清世界首富的兴衰之谜”。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有六名中国人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有五位大家都不陌生，唯独伍秉鉴似乎并不熟悉。那么，伍秉鉴凭什么跻身世界富豪行列呢？
一、那些年他拥有的银子
伍秉鉴号称大清“世界首富”。他拥有多少家产，能当得起这个名号呢？
我给大家几个数字。
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两千六百万银元，折合两千万两银子。这是个怎样的资产规模？我举四个例子比较：
第一，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四千万两左右，伍秉鉴的私人财产达到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第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年薪约两万两，攒到伍秉鉴那样的财产，需要不吃不喝一千年。
第三，按照购买力折算，19世纪中叶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两百元人民币。那么，伍秉鉴的财产可以折合四十亿元人民币。
第四，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购买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也是亚洲吨位最大的战舰，平均每艘花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伍秉鉴的家产够买十六艘，足以让北洋舰队跻身全球前三。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伍秉鉴评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的财产，不光有数以千万计的银两，还有自己的公司—怡和行。这家公司跟英美商人做生意。英国人每年都要从他手里买走数百万两银子的丝织品、茶叶和瓷器。伍秉鉴也就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双方结成了良好的生意伙伴关系。他在国内大量购置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甚至让银子变成资本，到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不夸张地说，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
那么，伍秉鉴是靠什么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呢？
二、那些年他发财的生意经
伍秉鉴并非白手起家，而是继承和发展了父亲伍国莹的事业。伍家祖籍福建泉州，世代务农，也做茶叶生意。清朝初年伍家举家迁到广东，从倒腾海产品起家。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早年在广东富豪潘振承的同文行里当学徒，有时也参与生意，在那里积累了人脉、经验和第一桶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离开了同文行，创立了怡和行，此行很快就成了广州城里发展最快的洋货行。
提起洋货行，我得多说几句：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决定恢复对外贸易，开放四口通商。洋人的商船接踵而来。广东官府决定成立“洋货行”，招募行商，作为官府指定的特许中间商，专门做外贸生意。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当行商的。行商的准入资格有四条：一是富裕，掏得起银子；二是自愿；三是帮官府收税；四是替官府跟洋人打交道。这样，官府不用出面，便掌控了外贸全局；行商借助官府保护，垄断对外贸易，赚取巨额差价。
广东的洋货行，数量并不固定，但经营比较稳定的有十三家，因而民间俗称“十三行”。怡和行与同文行，就是“十三行”里的一员。
嘉庆五年（1800年），就在怡和行的外贸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伍国莹突然病死了。第四子伍秉钧接班才一年，也撒手人寰。伍秉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承担起主持怡和行大计的重任。
在怡和行的管理层和打工仔们看来，伍秉鉴是靠拼爹混进了富人圈，没有独当一面的经验，迟早会把怡和行搞砸。伍秉鉴刚一接手就面临着各种挑战。可是，他保持沉默，低调地做了三方面工作，迅速扭转了局面。
（一）广交朋友
生意场上，处处陷阱，步步惊心，朋友的相助就显得很重要。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伍秉鉴很注重广交朋友，既积累了人脉，又维护了商业信誉。
有个波士顿商人跟伍秉鉴合伙做生意，由于经营失误，欠了伍秉鉴七万两千银元无力偿还。伍秉鉴听说后，认为这些银元对自己只是数字，却闹得人家没法回国跟家人团聚，真是造孽。于是，他找到这位波士顿商人，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碎了，然后说道：“你是我的头号老朋友，是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现在咱们的账已经结了，你可以回国了。”
七万两千万银元相当于一艘中型商船的贸易额，折合今天一千万元人民币。伍秉鉴如此慷慨，令这个波士顿商人目瞪口呆。
另一个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一船生丝，利润丰厚。但他把赚来的货款挪用，购进了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砸手里了，损失巨大。伍秉鉴没有抱怨，而是收下了这批滞销货，婉拒了这个商人的赔偿。
按照常人逻辑，这么做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可是，伍秉鉴追求的不光是银子。他不是在施舍，而是在自我营销。危难关头，雪中送炭，伍秉鉴乐善好施的好名声很快就传遍全球。转过年来，更多外商主动登门，要跟他做生意。正应了那句俗话：“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后来他赴美投资，这些洋朋友都帮了大忙。
伍秉鉴的慷慨并非不计成本。在他看来，波士顿商人肯定还不起那笔钱，把他扣在中国，非但于事无补，还得花钱养着，倒不如债务一笔勾销，放人回国，还能换点人情；那些毛织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不见得没市场，伍秉鉴迅速将其盘活，卖到了菲律宾。
（二）利益均沾
一次，有个英商打算在广州找家洋货行代理羽纱销售，好几家洋货行争抢这单大买卖，不惜使银子，走关系，但都铩羽而归。怡和行脱颖而出，笑到了最后。可是，伍秉鉴把生意接下来后，却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伍秉鉴过生日，请所有行商吃饭。酒过三巡，他突然起身，对大家说：“今天伍某过寿，承蒙列位抬爱，不胜感激。现有一事请大家帮忙。想必诸位也听说了，有个英国商人让伍某承销羽纱。伍某财力有限，难堪大任。但这么好的生意，不接可惜了。所以，我先接下来，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将来无论赚了多少钱，大家一起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众人面面相觑。大家清楚，怡和行完全有实力单干，何必拉着咱们呢？他们不知道，伍秉鉴心里早已做了盘算。
如果闷头单干，别人没生意做，市面就活跃不起来，对怡和行的长远发展不利。如果独享暴利，一定遭人嫉妒，无形中树了敌，将来免不了被人落井下石。所以，英商的情要领，生意要做，银子要赚，但更要照顾好同行的情绪。于是，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理念：不让别人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做生意要讲利益均沾，有钱同赚，有利共享。
伍秉鉴的做法收到了实效。行商们不仅没了敌意，反而感恩戴德。渐渐地，大多数行商逐渐听命于他，伍秉鉴也就成了毫无争议的行商领袖。
（三）投其所好
官商勾结，一直是广为诟病的现象。然而，在那个年代，行商跟官府有天然的联系。维护好与官府的关系是一个商人的必修课，不得不好好做。伍秉鉴的诀窍就是广泛结交，投其所好，以身作则，做足功夫。
逢年过节，广州各级官员都会收到怡和行的礼金，不少官员还被请到伍家大宅吃喝看戏。伍秉鉴经常登门拜访总督、巡抚等高官。他还花钱给自己捐了个三品顶戴，摆出愿意向官府靠拢的姿态。这个顶戴虽然没实权，但很能糊弄洋人。由于他乳名亚浩，就被洋人起了个外号叫“浩官”。这个称呼沿用了好几代。
伍秉鉴勾兑关系，讲究投其所好，“对症下药”：跟有职务便利和经营头脑的官员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分成；利用祝寿、过节的机会向手握实权而观念传统的官员送礼；高价购买上等藏品，送给热爱收藏的官员；带头给官府主持的大工程捐钱，取悦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在他掌门的四十三年里，这种“投其所好”花费不菲，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用人情投资换官员好感，给怡和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划算的。他有事相求时，地方官都肯帮忙，背后深不可测的官方背景，让他的生意胜算更大。
三、那些年他推出的创新
前面讲了伍秉鉴发财致富的生意经。内容偏传统，好多人都懂。可是，他又做了三方面工作，让人感到一丝近代气息。这就是他有创新特色的生意经。
（一）塑造形象
伍秉鉴不但会经营人脉圈，而且善于打造企业形象。他的怡和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气象呢？可以概括为相互联系的五个特征：
一是产品优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伦敦拍卖会上，盖有“怡和行”戳记的茶叶被鉴定为最优等。怡和行的茶为何深受青睐？这跟其管理严格分不开。
二是管理严格。伍秉鉴经常甩开茶商，直接派自己人到产区，全程监控茶叶的生产、采摘、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现场采购，节约成本。久而久之，怡和行就跟产区的茶农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茶叶质量也有了保证。
三是信誉良好。伍秉鉴认为，信誉比银子更重要，赔钱可以再赚，赔了信誉就永远赚不回来了。有了优质的产品和严格的管理，怡和行的经营更加自信。它讲究以诚待客，公平买卖，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
如果发现残次品，宁可退赔也不抛售。这样的口碑传遍全球，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愿把存款交给怡和行保管。
四是锱铢必较。伍秉鉴为人慷慨，但对该是自己的东西一定是斤斤计较。他曾从存在英国公司里的一百多万银元期票中，算出九百多银元利息，与英商兑付数目分毫不差。 这让英商非常震惊。
五是热衷慈善。道光十五年（1835年），应美国传教士伯驾之邀，伍秉鉴在广州投资创办了一所眼科医院，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老百姓不相信西医，没人来看病。后来，有个长期患青光眼的妇女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看病，结果病痛减轻。此后，来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所医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伯驾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为许多中国人治好了眼病，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林则徐。
（二）强强联合
怡和行蒸蒸日上的同时，另一家洋货行——广利行也在崛起。在十三行里，两家旗鼓相当，又都主营茶叶出口。然而，两家洋货行非但没有火并，反倒是一起坐上了行商领袖的宝座，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伍秉鉴把侄女嫁给了广利行老板卢观恒的儿子卢文锦。通过联姻，伍秉鉴团结了行商里的强者，实现了双赢。19世纪前期，不少行商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商欠积压而破产。伍秉鉴和卢观恒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但他们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强联合，抱团取暖，相互帮衬，共度难关。两家只要联手，就能操控广州茶叶市场的价格行情，确保收益稳定。
（三）投资海外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美国打工仔约翰•穆瑞•福布斯首次随商船来到广州，在怡和行当学徒工。伍秉鉴很欣赏这个机智乖巧的美国小男孩，不久就收他为干儿子。八年后，25岁的福布斯打算回国发展。临行前，伍秉鉴交给他一张五十万银元的银票，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八年我把你收为干儿子，一文钱薪水也没给，现在全都给你。也许你觉得太多了，其实，多出来的那部分就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希望你能把它用在最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上。”
福布斯原本是个穷小子，却得来这笔意外之财，又兴奋又感动。然而，他没把这笔钱用在吃喝玩乐上，也没有存在银行，而是打算投资实业，钱生钱。投资哪行比较靠谱呢？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西进运动”，很多白人到西部淘金盖房，而当地还很荒凉，连路都没有。大家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尤其是修铁路。因此，投资铁路事业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福布斯就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大洋彼岸的干爸爸伍秉鉴，得到了他的首肯。接着，这五十万银元就成了福布斯投资美国铁路的启动资金。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都是福布斯投资兴建的。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对福布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说“福布斯与美国铁路的关系，就像华盛顿与美国的关系”。当时，凡是买铁路股票的人都发了财。“铁路热”造就了许多富翁，也引领了美国经济的起飞。
伍秉鉴不仅在美国的铁路投资中收益巨大，还资助福布斯在中国成立了旗昌洋行。这是19世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代理商行。有怡和行的长期担保，旗昌洋行迅速壮大，很快就挤垮了其他美国公司，垄断了美国对华贸易。
伍秉鉴在海外投资并非心血来潮，总体看有两个特点：
一是分散投资。大家都知道，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有风险的。伍秉鉴也深知这一点，他在美国买股票赚差价，为外商放贷赚利息，赚来的钱不光投在铁路事业上，还涉足采矿、电报、钢铁、石油，以及房地产、保险业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红利。他在美国的投资收益像滚雪球一样，每年多达二十万两银子。
二是价值投资。旗昌洋行是伍秉鉴眼中的优质资产，他一直坚持对这家洋行投资，但条件是投资的利息要支付给伍家后裔。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旗昌洋行破产前，伍家先后投资一百万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过四万美元，成为伍秉鉴留给子孙的丰厚遗产。
四、那些年他落寞谢幕
伍秉鉴的生意，看起来做得风生水起，却在19世纪40年代突然倒掉，输得一败涂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把伍秉鉴及其怡和行走向衰落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两头受气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驾临广州，主要任务是奉旨禁烟。很快，他就传谕外商：限期交出鸦片，而后签署具结，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入境，否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的话要由行商去转告洋人。此时十三行的“总商”，相当于行业公会领袖，就是伍秉鉴。
眼下的伍秉鉴，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别看长得很瘦，有点像大
烟鬼，但他根本不涉足鸦片贸易这种肮脏的生意。可是，朝廷规定外商到广州做生意，必须由行商做担保。怡和行作保的外商，肯定有夹带鸦片上岸贸易的，所以伍秉鉴反倒背了个监管不力的罪名，没少被林则徐训斥。而当他来到英国商馆，把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命令转告给英美商人时，又招来一片嘘声。限期到了，外商大多置若罔闻，根本不交鸦片。伍秉鉴被夹在林则徐和外商之间，两头受气。
伍秉鉴斡旋失败，被投入监狱。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丢尽了脸面。更关键的是，林则徐把他晾在一边，不再重用，而且派兵包围商馆，迫使外商就范。英美商人被迫交出了鸦片存货。这年夏天，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了著名的虎门销烟。
伍秉鉴目睹了这一切，他最担心的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怡和行的前途。禁烟运动实际上恶化了中英贸易关系。几个月后，道光皇帝一声令下，关闭了中西贸易，怡和行的生意一下子就中断了，很多货款还没结清，一些货物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怡和行吃了大亏。
（二）战火冲击
更糟糕的是战争对怡和行的冲击。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英军兵临广州城下，占领城外制高点，把炮口瞄准了广州城。清军已无还手之力，只能派人求和。官府推出的求和使臣，就是伍秉鉴。这是怡和行成立以来最失败的一桩“生意”。没有谈判的本钱，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最终，双方签署《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缴纳六百万银元赔款，换取英军不进广州城的承诺。伍秉鉴不仅被摊派了其中的一百一十万银元，而且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又过了一年，清朝彻底战败，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的两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并不是由朝廷出钱，而是官府想方设法地摊派给商人。怡和行又被强行摊派了一百万银元。
在这场战争中，怡和行毁于战火的货物价值七八十万银元。 加上前面两笔摊派，怡和行的直接损失共计三百万银元。商行虽然不至于伤筋动骨，但这次处理确实很失败。伍秉鉴只能以“赔财消灾” 聊以自慰。他甚至打算背井离乡，移居美国。
（三）制度巨变
最让伍秉鉴头疼的，不是银子的问题，而是《南京条约》的两个商业条款：
一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二是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乾隆中叶以来，清廷奉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使怡和行具备了地域优势。康熙以来实行的行商制度，特别是怡和行处于十三行之首的特殊地位，使伍秉鉴得以持久、稳定地赚取中西贸易的巨额利润。然而，五口通商和自由贸易，使中西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怡和行的好日子就这样到了头，垄断戛然而止。这才是伍秉鉴最痛心疾首的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署的第二年，伍秉鉴病死了，享年74岁。十三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的炮火摧毁了珠江沿岸的各家洋货行，怡和行的辉煌戛然而止。
这三方面归结起来，就是特殊制度、特殊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貌似“世界首富”的怪胎。清王朝的闭关政策营造了怡和行的贸易垄断地位；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中西贸易格局，成全了怡和行持续赚钱的好日子。当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发生巨变之后，竞争者增多，垄断地位不复存在，这样的商业组织便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从而被淘汰出局。历史再次证明，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必须要具备适应市场变化的资源和能力，而不能只依赖行业垄断和政策保护。显然，伍秉鉴的怡和行还差得很远。
伍秉鉴“世界首富”的辉煌虽然已成历史，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特殊的商人，有世界眼光，有经营思维，有商业成就。他留给后人的生意经，将一直成为许多商人起家和兴业的财富指南。
【知识链接】
《华尔街日报》纵横一千年里提到的六个中国“富豪”
除了伍秉鉴，其他五位大家都不陌生。
（一）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人民。他使一盘散沙的蒙古各部结束分裂，归于一统；他消灭了西夏，打垮了金朝，塑造了中国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骑兵；他和他的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兵锋直抵匈牙利和埃及，震惊了欧洲和中东，缔造了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繁衍了数以千万计的直系后代。甚至有西方学者研究称，目前全球每两百个男性中就有一个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农业社会，人口也是财富。
（二）忽必烈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城市。他消灭了南宋，结束了中国长达四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建立了拥有两千万平方公里疆域的大一统的元朝；他营建大都（汗八里城），打造出世界上最奢华的宫殿、最繁华的街市和最繁忙的码头；他将市舶司建到福建，使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外贸城市。他的成就，让到访中国并在此生活了十七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不已。
（三）刘瑾
刘瑾能够跻身这个榜单，绝对出乎很多人意料。他是明武宗（正德）朱厚燳最宠信和最专权的宦官，当时号称“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坐皇帝”是明武宗，“立皇帝”就指刘瑾。他的财产主要是靠受贿和卖官换来的金银，甚至到了给钱多就升官，不给钱就罢官的无耻地步，是典型的权力寻租者。
刘瑾到底捞了多少呢？根据《震泽长语》的说法，官府从刘瑾家中抄出金1205万两，银2.59亿两。这本书的作者王鏊，是正德初年的大学士，曾与刘瑾共事，他的记载有一定权威性。然而，这么大的数字让人未免生疑。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瑾败后，籍没之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比起王鏊给出的数字，这个数字已经缩水了五分之四。但细心的赵翼仍说“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还是对数据有些怀疑。
正德年间明朝每年太仓岁入（相当于中央财政额定正常收入）约为两百万两白银，而当时全球的黄金产量不过几十吨。刘瑾即便贪得无厌，也不会在六七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相当于二十多年中央财政收入的财产来。
因此，无论是王鏊，还是赵翼，提供的数字都有夸大之嫌。
由于刘瑾做过不少坏事，政治形象很差，因而当他倒台之后，史家对他的描述，就更多地带有标签化、妖魔化的成分。那么，刘瑾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明通鉴》的作者夏燮认为：“证之正史，则但云‘累数百万’，此得其实。”也就是说，可能为几百万两。这个说法虽然保守，似乎更靠谱一些。
（四）和珅
和珅可能是观众朋友们最熟悉的人物了。由于皇帝的格外恩宠，他在乾隆统治的最后二十年里扶摇直上，曾担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还娶了乾隆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为妻。皇帝之宠，官职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清朝罕有。他懂汉、满、蒙、藏四门语言，精于理财，是乾隆后期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同时，他不仅把小聪明用在逢迎皇帝、拉拢党羽和排斥异己上，还用在了敛财上。
和珅的生财之道主要包括：帮皇帝摊派敛财时牟利；直接收受以“报效”为名的贿赂；兼并土地，收受高额地租；占有大批房屋，搞租赁收租金；放高利贷，从事典当生意，牟取暴利；开设铺面，让管家们出面，经营一切可以赚钱的工商行业。
有记载说他“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 。
意思是说，和珅比较吝啬，家里的金银进出，他要亲自过目和称量；家里的各项支出，都由下人承办，几乎是在理财和节流两个方面锱铢必较。已经有了一点生意人的特征。
乾隆死后，嘉庆赐其自尽，抄没家产。和珅有多少财产？有人说多达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朝十几年的财政收入，或许也有妖魔化、标签化的嫌疑。根据国内研究和珅的著名专家冯佐哲先生的考证，除了大量稀世宝物、古玩和字画，就能估值的金银、田宅来算，差不多折合一两千万两。
（五）宋子文
宋子文号称20世纪40年代全中国最富的男人。凭借宋氏家族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联姻，他一边当着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一边掌管着这个国家的财富中枢——“四行二局”，将全国的金融资源牢牢掌控在官僚资本下。宋子文名下有多少私人财产，至今还是个谜。
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然而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不足100亿美元。可见，“200亿美元”的说法不单指四大家族的私人财产，而是包括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官僚资本”的财产，以所谓“公产”为主。
下面的几个数据或许更加靠谱：1934年刊登宋子文在上海的财产估计为350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可以买1头牛，可以在北平支付一间房一个月的租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称，宋子文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为5230万元法币（折合637万美元）；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纽约州政府的税务官员调查认定，宋子文在美遗产，算上已经升值的房子，一共800万美元，其中非固定财产也就100多万美元而已。
看起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拥有的广土众民，虽然名义上是其私人财产，但实际上也是国有财产，只是他们有权滥用而已；刘瑾靠受贿和卖官，和珅靠受贿和经营，宋子文靠生意和垄断，他们仨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家产曾被历史学家带有某种情绪地严重高估，这就造成对公众舆论的误导。榜单中，他们五个人与比尔•盖茨、洛克菲勒等人同伍，似乎不妥。
相比之下，伍秉鉴进入这个榜单却名副其实，既没贪污，也没受贿，就是做生意，跟英国人进行对外贸易，跟他们搞商业竞争，牟取暴利，发财致富。他是当之无愧的19世纪世界首富。
参考文献
［美］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 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贺痴，吕静霞：《清代世界首富伍秉鉴的财富人生》，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
张晓立：《晚清首富伍秉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摘录自《清案探秘•百姓故事》，唐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定价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