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
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之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廷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也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的持续存在与作用，庚子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个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各地的联合反清密谋。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
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
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
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