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三十篇文笔优雅、思想深入的文章构成，作者尤拉•比斯新为人母时，这个全新角色使得她陷入了妈妈们常有的一种焦虑当中：对政府和医疗机构无法完全信任，担心孩子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用的床垫、吃的药以及使用的疫苗中究竟是什么……她发觉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对这个世界免疫”的，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的调研，而本书则是她研究内容的集结，本质上，也是与新父母们，以及社会大众的诚恳交谈——谈信任问题，谈取舍问题，谈科学的可贵，以及人们有时候的急功冒进。

比斯正视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共同忧虑，她理解这种焦虑正是面对诸多信息来源，面对人类自身的偏见、脆弱、不能相互信任，以及面对永恒的不可知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时的一种无力反应。然后她在书中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在一次次地面对着生命中的重要“抉择”，在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应当如何动用理性的力量去思考各种重要问题，如何去除偏见，如何接近真实，如何判断，如何抉择。

这本书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广泛涉及到历史、文学、神话、及医学历史，视域开阔，充满了思想的力量，仿佛在科学与文学的接壤处生长。可以说，这本书讨论“免疫”，但最终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命运到底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相互关联起来。

作者：尤拉•比斯（Eula Biss），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曾以Notes from No Man’s Land一书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译者：彭茂宇，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取得生物化学与分子遗传学博士学位，现居洛杉矶。身为“科学松鼠会”成员，对科学传播事业颇具热情。

序：牵着自己跨越界限

2016年初春的某天，我去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体验“雨之屋”。它是由兰登国际创作的大型装置艺术，在一间上百平米的阴暗房间中，设置了由感应装置控制的喷水天花板，在无人惊扰时，房内绝大部分都为水幕所笼罩，从逆光角度望过去，淅淅沥沥倒也恰似落雨。而一旦有人踏入喷水范围，头上的装置会即刻感应到，并在此处暂停喷水，空出一人身的范围，让人在雨中或行或立却不湿衣，仿佛有隐形雨伞保护。参观者们躲在这小小的安全范围中乐不可支，看着身周雨丝似断非断，与身体间若即若离。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尤拉•比斯在《免疫》一书中对疫苗的比喻。这以身为界的隐形雨伞正如我们的免疫系统，保护着我们抵御林林总总的野生病原体的侵略，而疫苗则犹如“边界接壤着森林”的人与自然的交界阈限。接种疫苗，将被接种人暴露给病原体，从而置他们于病原体的危害之外。

虽然已经知道《免疫》一书荣登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囊获过诸多奖项，还被列入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的推荐书单，但我初读此书，却是在接到翻译任务之后。我用一个下午一气读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次重读，心中充满了惊讶和激赏。作者比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任教，她写书的时间段，恰好和我在芝加哥求学的时间重合。她在城北经历喜得贵子的甜蜜和慌乱，而无暇担心2009年H1N1禽流感的疫情时，我正好在城西读论文、攒数据，同样无暇担心H1N1禽流感的疫情。有这层密歇根湖水滋养出的同城之谊，阅读时不免带上一份亲切感，但我初读时依然难掩心中的意外。看书名，这是谈论免疫和接种的书，那么，内容中该会有免疫细胞的种类吧？抗原抗体的识别吧？先天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区别吧？可是，为什么我看到的，却是满篇的伏尔泰、康德和苏珊•桑塔格？如果这是一本科学类书籍，那么行文涉及到的样本大小呢？对照组设置呢？小于0.05的p值呢？为什么用于提纲挈领的却是《格林童话》、希腊神话传说、小说、诗歌，还有比斯个人待产和抚育儿子的记录？

这些看似反直觉的“为什么”，恰恰是《免疫》一书的独特之处。身为诗人和散文家的比斯，没有医学博士学位，也不是生物科技教授或者药物研发人员，甚至都不是专擅科学领域的作家，她拥有的，是怀中的一个新生儿、对子女健康事宜的拳拳之心，以及有逻辑思辨能力的头脑。她初为人母时，心知自己对科学和伪科学并无太强的判断力，于是化身为思考者和追问者，一再地问自己、问他人，并在慎重思考过后做出决定。这本书是她的研究内容的集结，本质上，也是与新父母以及社会大众的诚恳交谈，谈信任问题，谈取舍问题，谈科学的可贵以及有时候的急功冒进。这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类书籍，而是一本散文集，阅读时不需要按章节顺序，不需要一气呵成地读完，却可以翻一章看几页，看几页想一阵子。每章每节，起笔之处往往是比斯的私人生活，由此引申出切身的问题。其实全书之始，都是源于一个母亲的单纯担忧： “是否接种这个选择，并不是我要不要保护我儿子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他，是不是值得去冒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问题。我让儿子接种疫苗，会不会像忒提斯在冥河浸洗阿喀琉斯一样，虽然出于好心，结果却福祸难辨、风险不明呢？”于是她去调查： 要不要接种，要怎样接种，谁可以信任，谁不值得信任，有没有纠错机制，纠错机制有没有起效……她在充分衡量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且将她用于衡量的材料摊开给你看，帮助你做判断。她的探讨极有深度，不止于接种这一个对象，她常常从一个词语涵义、一句稚子言语这样细小的一点一滴发散开去，最终落脚于社会、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她回溯了历史上疫苗的诞生，但并未对疫苗本身过多着墨，而是一直将镜头对着人——疫苗的发明者、接受者、受益者、受害者，以及良心反对者。她从良心反对者谈到良心，继而谈到伦理。她不抵制利己主义，只希望利己时也能对集体有利。比斯一再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体界限并不止于皮肤，我们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彼此；而比斯写作此书的行为，仿佛也暗示着，我们的思维也如身体一般，是共同管理的花园，我们的头脑也需要达到阈值，来产生一种思想上的群体免疫力，来保护那些需要免疫却不具备足够免疫力的个体。

比斯的文学素养深厚，这在同类题材书籍的作者中是可遇不可求的。虽然她行文时旁征博引，华彩纷呈，但她并不是沉迷于寻章摘句的书虫——她对《爱之工》的评价让人哑然失笑。那么比斯为什么要在《免疫》一书中去挖掘词语的涵义？或许，她是在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入道，思考免疫对人和社会的意义，从词语的未言明涵义挖掘社会对接种的微妙心理（比如打针的暴力意味，从众心理对群体免疫力的负面影响，等等）。她能从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苗圃，联想到体内和谐共处的微生物菌群；从纳西斯的自我和非我，联想到免疫系统起效的几种模型。这些都令人耳目一新。说实话，有些地方稍嫌牵强，比如符号学和免疫的关系，“我们的头脑可能从身体那里学习到解读符号的技能”这些论述，但若用读散文集的心态来读，那些语句则是科学与文学的接壤之处。虽然这本书不是我习惯的科学读物，却让我读来感到曲径通幽，心有戚戚。

我习惯的科学读物，常会不厌其繁地罗列出每个数据点，描写到每个常态和非常态——这是一种脍不厌细的美，但那类书，不是每个人都爱读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读的。而《免疫》很懂点到为止——阅毕此书，或许会记下疫苗中是否有铝和水银这样的知识，认识几个“角鲨烯”“硫柳汞”“三氯生”这样不常见的名词，但并不会因此成为免疫界专业人员，仅仅能让脑中增加“这也是要被考虑的”这样一种意识。对非专业人员来说，知道灭菌皂并不带来额外的好处这个基本概念，比深挖灭菌皂中的三氯生成分有什么潜在危害更重要——比斯自己都曾被这种追逐弄得精疲力尽，而达到清洁的目的，只需要用水和普通肥皂就够了。《免疫》一书值得赞赏的是，真正涉及到科学、不可含糊的地方，比斯会一再地确认信源，跟专家核实，不自创理论，不夸大理论，这一点已经赢过那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引人偏听偏信的人。不过，虽然数据引文都准确而有出处，但我却觉得那或许不是比斯最想传递的信息。我以为，比斯在书中一直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信任感，对科学的信任，以及对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的信任。

信任从何而来？对于科学的信任，来自于可被重复验证的正确性，以及自我纠错的性质。比斯的父亲是位医生，他曾跟比斯说过： “如果你要接受医疗，你必须愿意去相信一些人。”而对这可以相信的“一些人”的选择，比斯非常慎重——世间欺世盗名之徒何其多也。所以在汗牛充栋的免疫学论文中，她相信由多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给美国国家医学院做的回顾报告，这个委员会中的成员都经过筛选，和研究没有利益冲突，不拿报酬，工作成果也会再由外部专家校验，而他们效力的国家医学院，也是独立且非盈利性的研究组织——这样一层层的精选和纠错机制，保证了结论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她不含糊地指出： “疫苗导致自闭症”那篇贻害无穷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有缺陷，文中的结论并不确定，而作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也是利益相关人；写《疫苗之书》的“鲍勃医生”提出的另类接种时间表缺乏科学证据和实际操作性，对疫苗风险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也令人齿冷；还有传播对疫苗的恐惧的约瑟夫•默可拉，其网站和默可拉天然健康中心如何从不实的信息中获利。比斯坦承现今医学远非尽善尽美，“医疗中罕有完美疗法”，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另类疗法的荒谬之处，对“纯天然”的追求是种白费力气，“把纯天然当作‘好’的同义词，毋庸置疑是我们在极端远离大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才会产生的偏见。”如果能跟随比斯的思路读完此书，读者也会对目前最可信的科学多一份了解，而对伪科学多一份防备。

而对组织和机构的信任，来自于对这些组织的行事目的，以及是否有严格的监管调控的考察。在中国，疫苗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已经足够扰人，而不久前“毒疫苗”的灾难性后果，又给接种增添了一层阴影。若看历史，美国也发生过疫苗受破伤风细菌污染、导致多名接种儿童死亡的重大事故，由此直接促成了监管机构的诞生，让疫苗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医学院和多个数据库的持续监督，逐渐成为监管调控得最严格的产业之一。他山之石在前，希望国内的惨剧也能促进相关机构的跟进，让孩童不必面对无谓的风险。“但是有监管和无监管一样，我们平素都不容易看到这些背后的手。”比斯指出了这看不见的手，同时也指出了看不见的心： 2009年H1N1流感的致死人数并不像世界卫生组织预估的那么高，因此，有人指控世界卫生组织勾结制药厂，谎报险情以便倾销疫苗。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了多名独立专家评估其表现，“研读这些专家写的调查报告时，我在一个段落处停顿良久，专家们在这个段落中提议建立一个专项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照顾子女，他们在全球疫情时期需要随时待命候召，在抢险期有家不能返。这个段落仅仅是关于后勤细节的顺带一笔，但它让我思路一滞，首次意识到在控制疾病背后所需付出的人力。仅看‘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名称，很容易忘记它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跟我一样，也有自己的子女需要照顾。”——独立专家们没有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曾受到任何商业利益的影响。而不可信的组织和机构，往往出于多种目的而行事不够磊落。比斯用客观的笔调记录了私人设立的国立疫苗信息中心的蓄意误导行为以及自闭症活动团体安全神智对世界卫生组织豁免硫柳汞的抗议行为的荒谬。

学免疫学的时候，我意识到免疫系统的复杂，重链、轻链、免疫球蛋白重组，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和诸多病毒是针锋相对的两股智能之力，它们被锁定在无法离场的棋局中，不败不休”。不过疫苗的问题，不仅仅是抗体抗原能不能成功结合的问题，也包括政治、金钱，还有哲学甚至神学的考量。比斯侧重于讲述的，是越战的后遗症，塔利班对所辖地区的控制手段，单剂和多剂的取舍，以及对不可衡量的恐惧的风险评估。比斯区分了合理的担心和无理的恐惧——免疫就如时间旅行，“你回到过去阻止了一场大灾变的发生，但谁知道你有没有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未来？……灾变概率可能会发生无法预估的变化，那是我要冒的新风险。”在美国，因为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有诸多家长做出了不给子女接种的决定，结果发生多起病毒卷土重来的严重事件。那些家长做出决定时，心中应该希望的是子女平安，但信息的不均衡，以及信任的缺乏，让他们的风险评估有偏差。这本书一再强调的，是要寻找信息、分析信息，比较之后再做出谋定而动的决定。而对于被误导的家长，比斯并不斥之愚昧——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谁能在方方面面都是专家？她有同情心，而无家长气。她也不讳言自己是从错误中学习——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在出生后立即接种乙肝疫苗，但这是因为没有估计到自己在产后要接受输血，输血使她携带乙肝病毒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变化，而她因此错失了给儿子接种的窗口期。这是个诚实的错误，世事遵循墨菲定律，料不到的意外让她必须承担额外的风险，也让她吃一堑长一智： “当我意识到不管风险有多么小，我都可能因为输血染上乙肝，并将其传染给我新生儿子的时候，我心中还是有些担忧。不过最让我后怕的是，在当初我决定不给他接种乙肝疫苗时曾漏掉了多少重要因素没有考虑到。我没有想到他的健康和我的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更进一步的，和我们更广泛的集体社区之间的关系。”免疫力看似是个体的防护网，其实更是公众空间，比斯一再强调的，是由个体到群体，以及单独和集体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彼此”。

此书在科学上并不特别艰深，翻译时的难度，是表达出比斯语气中的平静克制和弦外之音。她连自己产后大出血的经历都娓娓道来，并没有多用几个感叹号。她娓娓道来，不是对人对事的圆滑，是因为懂得父母心，所以慈悲。比斯知道，声音响的不一定正确，而被误导的不一定是愚人。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表现出的社会思考的风骨，在比斯这里延伸为母亲对其他母亲的致意，以及个人对集体和社区的拳拳之心。“在儿子出生后，我经常和其他妈妈们讨论做母亲的各种心得和认知。这些妈妈们帮助我意识到身为人母会遇到的问题有多么广泛。我的思考成果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她们。”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诸位编辑和医生、科研人员的巨大帮助，在此诚挚致谢。

彭茂宇

2016年2月于洛杉矶

《纽约时报书评》2014年十大好书：

这部引人入胜的书混合了回忆录、科学新闻写作和文艺评论。比斯揭示出，对疫苗的恐惧显示了我们对于纯正、污染与相关性的深层焦虑。她在自己初为人母经历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创作了这本极为聪明的书，讲述疫苗如何对抗伪科学与迷信，并提醒人们，人类在生活中是互相依存的。

《出版周刊》2014年十大图书之一：

作者支持儿童接种疫苗，她以自己为例，她是一个担忧着要保护自己儿子的新妈妈，她明白这些影响。她的研究是历史性的和感情性的，她从斯托克的《德库拉》中得到了隐喻性的指导。她儿子出生时正赶上H1N1流感的爆发，这引起了包括他的医生父亲、其他妈妈们、研究者和她自己的关注。她的研究从18世纪现代医学的先驱——接种疫苗开始，通过英国肠胃病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的灾难再到后来1998年提出的对麻疹疫苗的研究。她渐渐明白，在我们身体内部，比我们拥有的细胞数目更多的是微生物。她直接而且乐观地观察着我们“不整洁” 的世界以及我们保护其他人的责任。

这是一本生长在文学与科学接壤之处的作品，充满了优雅和理性的力量。

本书的译者在序言中说，自己“用一个下午一气读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次重读，心中充满了惊讶和激赏”，“惊讶和激赏”的感觉也贯穿了我编辑这本书的全过程。我惊讶于，作者可以把科学现象描绘地如此生动和具有感染力，“我脑海中所想的免疫系统的景象，几乎像是一片浪潮，你能理解吗？那种张力，还有那些起起落落”。我激赏的，是身为非科学工作者的作者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以及面对种种与免疫相关的社会问题时的冷静与克制。她以诚恳和深入研究的态度在书中与我们交谈：谈信任、谈取舍、谈科学精神。她回溯了医学历史中的重要时刻，关注词语的微妙涵义并就其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语境进行阐述，更珍贵的是，她始终把镜头对准了人、对准了我们自己……

比起信心本身，这种信心所要信任的对象才更为重要

三月春风柳上归。随着这第一缕和煦的春日气息，我儿子即将出生。待产中，我信步踱到密歇根湖滩码头的尽处，抬眼看见湖面上旭日融冰。我丈夫要我对着他手里的录像机展望一下未来，但是一些技术故障让声音没被录下来，所以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已不可追。被录下来的，是我脸上的神情，那种无所畏惧的姿容。接在那阳光明媚的时刻后的，是漫长的分娩过程。分娩时，我想象我正在湖中游泳，但我想象中的湖水竟不受我控制，先变得幽深黑暗，再变成焰山火海，然后，无边无际地铺展开去，把我困在中央。足足生产了一天多，我儿子才姗姗来迟，那时窗外已经下起一场冷雨，而我的心也跨过了某条界限，从此，我不再能够心无挂碍、无所畏惧。

也是在那个春天，一种新型流感病毒从墨西哥蔓延到美国，继而席卷全世界。但在疫情初期，我并未留意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因为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我的新生儿子身上。在夜晚，我聆听着他的一呼一吸；在白天，我注意着他吃了多少睡了多久。回头看当时的笔记本，我已经不大读得懂那些仓促的笔记了——连篇累牍的时间记录，有的只间隔了几分钟，旁边的潦草注解，可能是表示我儿子的状态： 他醒着，他睡着，他吃着，他在哭。做这些记录，是因为当时的我在试图寻找一个规律，想搞清楚为什么我的宝贝会这么掏心掏肺地哭个不停。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让他哭得这么辛苦的原因，是他对牛奶不耐受。牛奶中的某些蛋白质会刺激他的消化道，当我喝下牛奶后，这些蛋白质经过我的身体，进入我的乳汁，然后被宝宝喝下，从而引发他的不适和哭闹——我完全没意识到还会有这种可能性。

到了夏末，这种新流感已经达到了全球性流行病的级别，疫情吓得人们草木皆兵。在晚间新闻拍到的镜头中，候机的人们戴着白色医用手术口罩。教堂派发圣餐时将食物串在牙签上，航班上暂停提供枕头和毛毯。而现在回望时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的我看来，全球流感也微不足道。在初为人母的慌乱的新生活中，疫情仅仅淡化成威胁婴儿的诸多因素之一——就连枕头和毛毯这类普通物件都可能对新生儿造成致命伤害！在外界，大学每天对“高流量”的场所进行表面灭菌处理；在家里，我每晚都搜罗所有可能被婴儿放进嘴里嚼的物品进行高温消毒。这种乱世场景仿若全民动员，陪我把育婴多疑症当作时代曲来唱响。和许多新妈妈一样，我也听说过： 有种婴儿猝死综合征能让看似健康的新生儿毫无预兆也无症状地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不记得对新流感有什么特殊恐惧感的原因——可以导致我儿子夭折的原因不计其数，流感不过是千万个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我心知，我家墙上的涂料中含有铅，我家的生活用水中有六价铬。我还看到书中说，在宝宝睡觉的时候应该在他头上开着风扇，因为仅仅是凝滞的空气都能让他窒息而死。

当我翻开词典查找“protect”（保护）的同义词时，在“shield”（屏蔽）、“shelter”（庇匿）和“secure”（保安）这些词之后，还有一个选择： “inoculate”（接种）。在我儿子出生后，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是否该给他接种疫苗。按我当时对疫苗的理解，是否接种这个选择，并不是我要不要保护我儿子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他，是不是值得去冒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问题。我让儿子接种疫苗，会不会像忒提斯在冥河浸洗阿喀琉斯一样，虽然出于好心，结果却福祸难辨、风险不明呢？

就是否要给孩子接种新流感疫苗的话题，甚至在这种疫苗还未投入使用之前，我和周围的妈妈们就已经讨论良久。一方面，我们听说这种新流感毒株极端危险，因为它从未在人类社会出现过，就像曾在1918年肆虐于西班牙、造成约5000万人丧生的大流感，所以我们心感迫切；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听说这种疫苗是在疫情压力下赶工开发出来的，可能没来得及做完善而详尽的测试，所以安全性存疑。

某位妈妈告诉我们，她曾在怀孕时染上季节性流感并且因此流产，所以她对各类流感都很警惕，这次也打算接种疫苗以免重蹈覆辙。另一位妈妈却说，她的孩子曾在初次接种后彻夜哭号不停，所以她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不打算再接种任何疫苗。每次谈起新流感疫苗，内容都是延续对免疫接种的讨论，对于疾病已了解的方面和对于疫苗还未知的方面，将妈妈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压得此起彼伏。

随着流感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我认识的一位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妈妈说，她全家都染上了甲型H1N1流感，但后果只是像得了一场严重感冒而已。而另一位在芝加哥的妈妈告诉我，她某个朋友的儿子本来是19岁的健康小伙子，但因为甲流入院后竟然发展成中风。这两方面的事例我都信，但这些事例仅仅证实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一直想要我们理解的一点： 新流感的危害程度因人而异，它对某些人群来说基本无害，但对另一些人群可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我的宝宝才6个月大，而我也刚刚重返工作岗位，回到大学里面对我的那些咳个不停的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看起来是个谨慎的选择。

那个秋天，迈克尔•斯佩克特在他刊登于《纽约客》杂志的文章中指出，流感在美国能排进各类致死原因的前十名，即便是相对温和的流感所杀死的人也以百万计。“虽然甲型H1N1流感是前所未有的新流感，”他写道，“流感疫苗却不是前所未有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以经过多年千锤百炼而成的规范化的疫苗生产方式制造和检测的。”我周围有些妈妈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腔调，觉得它有点咄咄逼人，因为文中没有给反面意见留下什么余地。但正是这点，让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可信的，我很安心。

在和其他妈妈们的交谈中我发现，让她们心存疑虑的大致有这么几点: 觉得由媒体放出的信息不可靠，觉得政府无能且不作为，觉得大型药物公司为了逐利而故意把医药行业搞得不干不净。我能理解这些想法，但我却为她们这种觉得任何人都不可信的世界观担忧。

要信也难。那时的美国正泥足深陷在两个海外战场里，除了军火商没人得利。次贷危机正让民众倾家荡产，政府却在搭救那些它觉得重要到不能垮的金融机构，用纳税人的钱撑起摇摇欲坠的银行。这种情况下，产生“我们的政府觉得大公司的利益比公民福祉更重要”的想法，不是不可能的。

当美国从金融危机的后劲中逐步缓过来时，出现了“恢复公众信任”的声音，不过被强调的待恢复重点常常落在消费者信心上。我不喜欢“消费者信心”这个说法，就像我听到“相信身为母亲的本能”这种说法时会寒毛倒竖一样。我没什么信心，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别的什么。但我觉得比起信心本身，这种信心所要信任的对象才更为重要。即使在经过多年以后，我还是对“信任”一词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精确定义怀有强烈的兴趣。信托，意思是将贵重财物置放在不具有财物所有权的人的看管之下，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贯通了我对养育子女的认知。

到了10月底，妈妈们依然在谈论着流感疫苗，谈的内容却变成了想给孩子接个种是有多难了。我儿子在他儿科医生的等待名单上等了一个多月才接上。有些妈妈则在社区大学和公立高中外面排着长队。在等待期间，有个不准备给孩子接种的妈妈提到，她曾听说在甲型H1N1流感疫苗里有种叫作角鲨烯的添加剂。但另一个妈妈驳回了这个说法，说角鲨烯只在欧洲使用的疫苗里有，美国用的疫苗里没有加。不打算接种的妈妈不大置信，回嘴说美国疫苗不含角鲨烯的说法又在某处被否定过。 “某处是哪处？”我的一个朋友想知道。“角鲨烯是什么？”我想知道。

和我讨论流感疫苗优劣的妈妈们掌握着大量的科技用语，而当时的我对这些词还非常陌生。她们使用着“佐剂”和“结合型”这类词汇，她们知道哪些是活病毒疫苗，哪些又是无细胞疫苗。她们熟悉错综复杂的他国接种时间表，能识别多种疫苗添加剂。她们当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作家，所以很自然地，在我们交流的信息和术语中，我听到了各类比喻。

角鲨烯广泛存在于包括人体在内的多种生物体内。它在肝脏中被制造，借血液循环游走，并在我们皮肤的油脂分泌物中留下痕迹，甚至在指纹那么细微的残留物中都能检测得到。某些欧洲制造的流感疫苗里的确含有来自鲨鱼肝油的角鲨烯，但是获得美国上市许可的疫苗里是不允许添加角鲨烯的。关于角鲨烯的不定迷踪，有点像硫柳汞的可疑形迹。硫柳汞是基于汞衍生的防腐剂，早在2002年，除了多重剂量的流感疫苗之外，所有的儿童疫苗都移除了硫柳汞的成分，但即使已经过了十多年，担心疫苗中含有汞的恐惧感，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我儿子终于在11月下旬接种了流感疫苗。虽然那时候我们尚不知情，但那场传染病最糟糕的时段已经过去了——甲型H1N1流感的传染高峰在10月之后就开始衰退。记得我还曾经问过护士，我儿子要打的疫苗里有没有含硫柳汞，但我的询问更像是例行公事地走个过场，而非真心担忧。那时我就已经在怀疑，如果疫苗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问题不是出在硫柳汞，也不是出在角鲨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