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生的归宿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
——【南朝】刘孝先
撰文：张泉
一
2010年中秋节，我们在敦煌的黄昏里，看到太阳与月亮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两端。云霞的余晖倾覆在三危山上，沿着戈壁沉默地流淌。浮云每隔几秒钟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超出想象的极限。我们知道，那些在荒芜里守望了半个多世纪的“敦煌人”，也曾无数次见过同样的夕阳。
1600多年前，乐僔和尚没有看到日月同现于天，却在三危山邂逅了佛光。他发愿开凿出第一座洞窟，自此，莫高窟经过千年营造，从寸草不生的土地中生长出来，成为万佛之国。
70多年前，常书鸿离开巴黎，发愿到敦煌寻找艺术的新路。在这座古老的丝路重镇、被遗忘的西北边城，他决定留下，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代“敦煌人”就此云集，辗转一生。
一切都源于一场相遇。
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呈现的，正是一场冥冥之中的相遇——一座洞窟与一个（群）人的相遇，千年佛国与数十载人生的相遇。莫高窟与她的守望者们，在荒漠中相互召唤并彼此守候。他们的守护延长了莫高窟的生命，而在敦煌，他们也找到自我，找到艺术、文化乃至人生的新路。
承蒙敦煌研究院的厚爱与大力支持，2010年和2013年，《生活》杂志的同人们几次前往敦煌、兰州等地，对几代“敦煌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生活》为此出版了3本专题别册和1次专题报道。这本书正是4年多追踪历程的结集。
这是对“敦煌人”进行的近乎全景式的呈现，在媒体界，应属首次。
二
2013年我们重返敦煌，正是隆冬时节。
清晨落了雪，沿路的白杨树笔直地伸向天空，如同执戟的武士。要到九点多，太阳出来以后，温度才开始从零下15摄氏度一点点攀升。北方的冬天，是纯粹的冬天。但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在第一代敦煌人的记忆里，这里的冬天并不诗意。
那时，凛冽的寒风会让大泉河迅速冻结，平时取水，需要凿开厚厚的冰层。清晨起床，鼻子上覆盖着一层霜。用土堆砌的床和桌子，是他们全部的家当。那时的莫高窟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风沙淹没了大片的石窟，满窟的塑像倾倒垮塌，壁画空鼓、起甲严重，大片地脱落……严酷的现实，促使他们留下来，保护洞窟，临摹壁画，就此度过一生。
第一卷“边城风云”，将呈现敦煌的第一代守望者与这片洞窟、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常书鸿、常沙娜、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云鹤、李贞伯、万庚育、关友惠……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抉择，让莫高窟起死回生，而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就此悄然改变。
莫高窟重现人间以来，一直被寄予难以负荷的民族情感。她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被发现，在盛世与末世的转换之间，这些精美的洞窟和浩如烟海的文物，面临过动荡与浩劫。这是第二卷“民族的阵痛”试图呈现的内容。从前的敦煌之路是斯坦因与伯希和的旅程，是令陈寅恪悲叹的“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是围绕20窟（今130窟）而爆发的向达与张大千的恩怨，是平山郁夫的一次次离去与归来。如今的敦煌之路，则是敦煌学的国际联合研究。我们拜访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敦煌学者——石塚晴通、吴芳思（Frances Wood）、魏泓（Susan Whitfield）、柴剑虹、荣新江……追索他们的心路历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这片大漠深处的美术馆，冥冥中形成惊人的精神磁场。在第三卷“大漠美术馆”中，敦煌研究院的几代美术工作者将坦陈他们心中的千年佛光——何鄂、邵宏江、赵俊荣、侯黎明、娄婕、陈海涛、陈琦、王学丽、徐铭君……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虔诚与执著却始终传递，生生不息。当年常书鸿先生从巴黎发愿回国，就是希望在敦煌找到艺术的新路，如今，敦煌依然在给予未来无限的遐想空间。
第四卷的标题“继续敦煌”，来自常书鸿先生的遗愿——“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千年文明继绝存亡之际，几代敦煌人为了挽救这片历史遗迹，做出各自的努力，又在敦煌找到一生的归宿。樊锦诗、彭金章、王旭东、苏伯民、赵声良、张先堂、李萍、吴健……他们在保护、研究、考古发掘、国际合作、数字化等领域所做的所有探索，让这片佛国世界，在我们的时代依然熠熠生辉。
三
我一直记得，2013年冬天，在敦煌研究院简易的宿舍楼里，讲解员陈瑾突然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认真考虑一下，如果让你们来敦煌工作，你们愿意吗？”
我们突然集体陷入沉默。虽然我们都热爱莫高窟，虽然在过去的10年里我曾一次次来到敦煌，怀着复杂的情感与敬意，可是，真的要认真地做一个决定，却难免瞻前顾后，反复权衡——留在敦煌需要付出哪些代价？这是否值得？
我相信，70多年以来，所有的敦煌人也曾面临过相同的困惑，只不过，他们最终选择的是迈出那一步。那一步，就成为命运的分野。
陈瑾是敦煌研究院的资深讲解员，2010年《生活》杂志造访敦煌时，每一天都是她带着我们参观洞窟，将那些藏匿在壁画角落的蛛丝马迹逐一指点出来。我自幼高度近视，或许从未看清楚过什么，然而，随着陈瑾的讲述，我却在壁画方寸的空间里，看到一个无比广袤的世界。
陈瑾比几年前更加安详。她有个一个可爱的女儿，丈夫从某军区司令部调动工作来到敦煌，一家人蜗居在一室半的小房子里，桌上摆着从野外摘回的枣子。这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典型的年轻家庭，70多年以来，一代代敦煌人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沙漠上生活着，日夜守护这片恢宏的文化遗产，直至付出全部的青春。
千年光阴就这样在这片戈壁大漠上沉默流逝。从前，信仰赋予历朝历代画师们以神秘的力量，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用画笔布下天罗地网，他们信仰神佛，又创造了神佛。已经故去的段文杰先生曾说：“壁画题记中留下不多的几个名字，有张思义、连毛僧、史小玉、刘世富等。”数百年前，在遥远的意大利，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们的名字像梵蒂冈一样不朽，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而在中国的西北边陲，默默运笔的画师们，绝大多数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其实，当常书鸿、段文杰们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来到敦煌的时候，当他们决定将临摹（而非创作）确立为工作重心的时候，他们又何尝没有想过，历代画师们的命运或许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艺术家对于自我、个性最为看重，他们却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将自我、个性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谦卑地去体会一千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构思与喜忧。他们何以作出这样的选择？
如今，一个时代正在落幕。第一代敦煌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甘苦喜悲也逐渐不为人知。倘若他们没有来到敦煌，守护着满山的洞窟，这片大漠美术馆或许早已在肆虐的风沙与劫掠中湮没于人世。而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如果当年没有到敦煌，人生又会怎样？或许他们会成为更著名的艺术家？或许他们能少受些苦，过上更平静的生活？但世间并不存在假设。
在欧阳琳老人家中，见到她14年前用毛笔手抄的诗句文辞，其中有这样的八个字：“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出自《维摩居士大乘经》。用这句话来形容几代敦煌人，或许最为恰当。
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敦煌的守望者们——从他们家中无处不在的壁画、雕塑,从他们脸上真诚而谦恭的表情，从说起“敦煌”这两个字时他们眼中骤然闪烁的光亮。这是敦煌的基因，也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隐秘。感谢他们毕生的守望，也感谢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历程——那些随着墙壁一道皲裂的肌肤与面孔，那些在时光的威逼下老去的故人，那些在光阴的灰烬里逐一浮现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