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正如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论述过的，政治体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方向演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它建立在经济发展同稳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对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而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缓慢形成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顾此失彼的选择。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同样是进步的趋势，却不一定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体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这在民主国家中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美国表现尤甚。现代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奉行如下观念为前提，即为政治安定计，政府不会在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所主张的道德诉求间采取有所偏倚的态度。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在事关终极目的和本性善恶这类道德伦理的重大问题上接受多元主义。宽容成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务必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同理，与政治自由主义携手同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只需要人们根据长远的个人利益来实现最优的社会化生产及分配。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