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直到今日我们仍没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

本书对鲁迅作品中蕴涵的中西文化比较、改造国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同时对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伤逝》《非攻》等文的创作动机、鲁迅赴香港讲演等细节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辨，旁及澳洲、德国的鲁迅研究近况，为后来的研究者厘清了若干问题。

作者既能置身于鲁迅所处的时代，通过文本辨析、材料分析考索等力图窥见和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同时又能超越鲁迅的时代，探寻鲁迅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挖掘鲁迅思想中的特质。

张钊贻

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澳洲悉尼大学博士，师从澳大利亚著名华人翻译家、文学家陈妍修教授（Mabel Lee），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鲁迅与尼采、尼采在中国。其著作有《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合作编订）等。

自序

选择反抗的浮萍：鲁迅漂泊精神探源

鲁迅的现代与“反现代”：“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

众数”别解

附录一：鲁迅后期对民众觉醒信心质疑

附录二：鲁迅“反民主”的问题

鲁迅思想杂谈三篇

鲁迅、周作人与东林党

“偏狭”的鲁迅两件“反常”的事

鲁迅的“硬译”与赵景深的“牛奶路”

超越中西文化论的鲁迅

——《中国意识的危机》中鲁迅论引发的思考

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

——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复杂态度

附录三：“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

附录四：鲁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

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战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从《非攻》到《墨攻》

——谈鲁迅与张之亮的反战及中日友好的前途

重读《出关》的现实寓意

《伤逝》是悼念兄弟之作？

——周作人强解真意揣测

附录五：羽太信子可信乎？

——日本当代女权主义者对中岛长文质疑的疑义

“折射”成黑色的“超人”

——鲁迅作品中的尼采“超人”形象

《尼采与华文文学论文集》序

鲁迅赴港讲演经过与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

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若干佐证

——兼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

附录六：关于黄新彦：一位被卷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化学家

“鲁迅在广东”研究八十年

海阔天空，以尼采始终

——记广东鲁迅研究专家李育中老师

澳洲鲁迅研究概观

德国鲁迅研究见闻点滴

附录七： 邬可贤《谁是竹内好的鲁迅？》简介

自序

本书是笔者研究鲁迅及有关文章的结集，其中有公开演讲的讲稿，也有授课讲义，全都在学术刊物或研讨会论文集上刊登过，这次结集时有不少增补和修订。

笔者虽然在香港长大，在内地度过四年大学本科，后来澳洲留学任教十多年，再到新加坡待了几年，最后又回到澳洲，经历简单，但离开中国的时间更长。每次回到香港或广州，总觉得又隔了一层。自己在变，中国更在变，前者慢慢吞吞恍惚依然故我，后者则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这“变的二重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红磡怀旧。昔日夕阳看垂钓、荒地玩踏青的地方，已被“填海”填到不知道什么地方。过去的一切已归想象。在现在好些人的眼里，我的生物钟大概已经和现实有了很大的时差，文集大部分文章竟然还在谈鲁迅，就是另一明证。因此本书当初考虑用副题“鲁调子还没有唱完”，其中用了个粤语的 pun。粤语“老”“鲁”同音，以回应鲁迅“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算是留点自嘲。但考虑到读者大多数都不懂粤语，最后还是决定割爱。为突出本书主旨，改用了直截了当的副题：“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省得大家花时间去想象。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但我每次重读鲁迅，总觉得他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没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未完成”的鲁迅，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之一。尊重他，树立他，吹捧他，歌颂他，神化他，固然不能叫他“转变”，使他符合我们的需要；污蔑他，诋毁他，歪曲他，丑化他，亵渎他，不管他，也不能令他过时，叫他在我们面前消失。他已经成了一个徘徊的幽灵，至少我以为是这样，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而且是在开放初期的黄金时代：在开放与未开放之间，尽得开放与未开放的好处。思维还是崇高的事业，学问也值得舍命追求。当时还不是市场社会，GDP 还不是最高价值，还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来摆平。出路还相当宽，机会也比较多，阴差阳错，也总算让我赶上了“婴儿潮”的几趟末班车。从现在个人利益上说，例如今天能够写这篇序，出这本书，我是十分感谢那些给我机会的人们的。我也可以说是个“既得利益者”。我想以这本书，我的宝贵青春和生命凝成的文字，献给让我受益的人们。可惜，这并非“发财秘笈”，也不是“青云捷径”，没有黄金屋，更无颜如玉；与“现实”无关，仿佛来自外星，来自另一个想象的世界。所有都是书生之见，以前的理念和今后的幻想，恰恰没有抓住眼前，这又是一个时间落后的明证。但我希望这只是我的想象。

书中《从〈非攻〉到〈墨攻〉》一文，不幸使我回到现实，当时写完后对存在的危机还将信将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夸大其辞了，发表后事情戏剧性的发展和变化，如波涛汹涌，才更感危机的确重重，所以拿来当书名，以见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还有他冷酷的预言。鲁迅的确没有过时，这不是我的想象。

书中关于“鲁迅在广东”和香港新闻检查的文章，是本书主要部分之一，是整理已故李伟江教授鲁迅研究的副产品，也是对李伟江研究的延续、补充和辨正。对于香港历史，港英当局讳莫如深，似乎希望人们对过去所知越少越好，理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情况才慢慢改变。现在好多了，但当时我几乎从零开始挖掘一手档案材料，其艰辛与乐趣，实令人难以想象。

关于冯雪峰等与鲁迅传统转变的一组文章，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意之一，是要解决自己多年的困惑。不少人都说过，鲁迅的文章与研究鲁迅的著述之间，总给人一种距离之感，如果鲁迅是以他的著作文本为依据，这种距离感的含义显然是很值得深思的。后来发现，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有些人就设法另定一个，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原来如此，这不再需要更多的想象。

书中关于《故事新编》和《伤逝》等鲁迅作品的几篇，是探索作品的背景及作者写作的动因。这几篇原来都是上课的讲稿，后来修改成研讨会论文发表。在星洲“南大”跟学生讨论鲁迅作品，的确是“教学相长”，他们的提问常常使我又挖掘出一些新的题目，值得一写。时常碰到一些学生不敢碰鲁迅，认为已经做到顶了，没什么好写。个别学生上过我的课后改变观念，对我实在是很大的欣慰。其实我们对鲁迅及其背景所知非常有限，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这些文章就是证据，并不是我的想象。然而“南大”是加引号的，是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并非以前的南洋大学；改变想法的学生亦非星洲本地，而是来自中国。情况并非完全如我想象。

文集关于鲁迅思想正能量的一篇，谈及“狼奶”和改造“中国国民性”，自觉还有点意思，而且问题也颇令人慨叹。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文革”的人性扭曲，是中国现代史的大悲剧，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但这跟鲁迅无关。若将这归咎鲁迅，并因此排斥鲁迅，反过来要把中国国民性拉回以前遇事无不温驯的状态，后果如何，实在令人不敢想象。

胡思乱想之余，补充说明几点。《澳洲鲁迅研究概观》一篇初次发表时与张梦阳联署，有关鲁迅赴港讲演文章的一些部分，初次发表时与李桃联署。 过去三十多年，我的研究都是围绕着鲁迅与尼采的问题，这本文集自然也不能完全脱离这个主题，部分文章可以说是拙著《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中一些观点的进一步演绎，论述的进一步扩展，因此难免与书中一些段落略有重复，敬希读者谅察。

此书的完成，也是笔者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很多事，不过原来如此。

最后，感谢鲁研界及现代文学研究界诸旧雨新知提供各种交流机会，使笔者的一些观感和想法，得以形成具体的文字，并修改得更好。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回报几位已经去世的广东鲁研界师友对笔者的鼓励和帮助。如果这也算有意义的成果，也就可以于心无愧了。但愿如此。

◆ 《伤逝》是悼念弟兄之作？还是爱情小说？

为何鲁迅注定是个寂寞孤独的战士？

一场难断的翻译公案，是“牛奶路”还是“银河”？

冯雪峰为何一步步“神化”鲁迅？

对于传统文化，鲁迅究竟欣赏什么排斥什么？

◆ 鲁迅研究专家张钊贻先生全新力作，多角度展现一个真实的鲁迅。所涉鲁迅作品中蕴涵的中西文化比较、改造国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海外研究界的传统与现状，无不发人深省。

◆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但我每次重读鲁迅，总觉得他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没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未完成”的鲁迅，仍是我们没有挣脱的“紧箍咒”之一。尊重他，树立他，吹捧他，歌颂他，神化他，固然不能叫他“转变”，使他符合我们的需要；污蔑他，诋毁他，歪曲他，丑化他，亵渎他，不管他，也不能令他过时，叫他在我们面前消失。他已经成了一个徘徊的幽灵，至少我以为是这样，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

——张钊贻

“偏狭”的鲁迅两件“反常”的事

——兼谈鲁迅的“骂人”

鲁迅并非完人，处事太认真，有点“洁癖”，因此对人可能会“苛”，有时难免被人看成喜欢“骂人”，至今仍是他被骂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所“骂”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骂”，有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认真的考订和追究。总之，“骂人”是不好的，心胸狭隘，人品和性格都有问题，更不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业管理和公关处事原则，以及后现代一切付诸嘻嘻哈哈的“时代精神”。

如若说鲁迅只顾“骂人”，这并不符合笔者阅读鲁迅的印象和感受。对于这种企图对鲁迅进行“性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责难，我并不想在烦琐的史实考订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为鲁迅辩护，篇幅也不允许，这里只举出些鲁迅“一反常态”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继续这样指责鲁迅的人们，请教请教。

鲁迅平生有好几件小事，处理得无声无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很令人感动。只说其中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后期“横站”时的艰难处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计前嫌，推介到处批评他的丘东平（1901—1941）的小说，其二是他先是坚决拒绝，后来却主动捐钱给徐懋庸办“左联”机关刊物。

鲁迅与丘东平应该没有交往，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和“一•二八”战役的丘东平，却对鲁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邱九如，？—？）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1910—2004），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立即招来四位党员盟员联名发表文章反驳，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其中就包括丘东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阵”，可见他对自己观点立场鲜明的态度。据聂绀弩回忆，丘东平当时还因此起草质问信到处要求朋友签名，虽然质问信后来好像没有发表。丘东平可以说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鲁迅为然的一位。鲁迅自然知道丘东平的态度，而且对他参与联署的反驳非常不满和反感，并曾就此向实际主持 “左联”的人们提出质问，却“不得要领”，不了了之。

按照一些人认为“偏狭”的鲁迅的惯常做法，应该会对此事“怀恨在心”，“骂”丘东平他们一辈子，有机会的话，说不定还会“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宽恕。然而就在《汉奸的供状》事件翌年即1934年，鲁迅向伊罗生推荐丘东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进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鲁迅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给丘东平“扬名海外”的机会？丘东平从未向鲁迅道歉，也肯定没有走鲁迅后门，带上茅台人参，送礼疏通，请求鲁迅推介自己。鲁迅介绍丘东平的原因，只能是丘东平写出有水平的作品，为左翼文艺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值得推介。因而鲁迅向伊罗生推荐时，是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与前嫌。我不知道认为鲁迅性格偏狭的论者，对此能有什么别样的解释。

至于徐懋庸，鲁迅是“骂”过的。在“骂”之前，两人的关系不算密切，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在后期尤其明显。徐懋庸虽然尊敬鲁迅，但因为周扬代表党，所以跟着周扬走，鲁迅应该是能够觉察出来的。鲁迅对周扬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冲突。鲁迅对一些类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欢，例如徐志摩与田汉，合不来，没有办法。不过，鲁迅对周扬还有一条具体意见（看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他认为周扬只会发号施令而不做实事。

1935年，“左联”经过两年多没有办内部刊物之后，终于决定恢复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钱，徐懋庸想尽办法筹款，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鲁迅两次当面拒绝徐懋庸，有一次还是在募捐宴会上当众拒绝，其坚决可想而知。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经过重重困难之后，刊物终于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艺群众》寄给鲁迅之后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鲁迅寄来的二十元。

徐懋庸后来从鲁迅口中知悉，尽管“左联”已有两年多不出刊物，但口头上还是常常说要出，每月还向鲁迅收盟费二十元，说是办刊物之用，而刊物则不见踪影，所以鲁迅已不相信周扬他们，对捐款办刊物自然断然拒绝。现在看到刊物，证明徐懋庸没有欺骗他，所以就寄钱支持他们。

从断然拒捐，到主动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帮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毋庸讳言，其中世故与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鲁迅并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点；但鲁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能够克服常人很难克服的弱点。所以，在刊物印出的实事面前，鲁迅立即改变态度，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慷慨给予支持。鲁迅并没有停留在“多疑”，终日对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实和实际行动做出判断。鲁迅更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画线，根据自己是否喜欢对方，而决定支不支持“左联”的事业。这一拒一捐之间，实在看不出鲁迅如何“偏狭”，反觉得他心胸开阔，非常实事求是。

以前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读到“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一段，也许是因为提到郭沫若，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觉得鲁迅这些话是门面文章，世故之言，所以没有认真对待，现在重读，才有另一番感想。还有，“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应该也不是政策“背书”，或出于人事“策略”。能够在火气上头说出这样的话，实需要很广阔的胸襟。

其实，责难鲁迅喜欢“骂人”，并得出他性格“偏狭”的论者，通常都选择回避事情的真伪，与道理的对错，而且还愿意忽略一个事实：鲁迅通常是被迫“骂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门来”，已不用说；“创造社”等以鲁迅为批判目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实秋是有意识地找出鲁迅来开刀，新近亦已经考证出来……刘炎生：《梁实秋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及翻译问题的是非》，《广东鲁迅研究》1995：2，第26—30页。

鲁迅在该骂的时代被迫“骂人”，成了他日后被骂的原因，这事情本身，很耐人寻味。当然，把鲁迅针对具体事情的批评，当作对某人全面的盖棺定论，这种做法也确能令人愤懑不平，骂声四起，但跟实事求是的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