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重围
【韦重光】
1917年农历正月二十二生于广西荔浦县马岭镇，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步兵科，贵州都匀中央炮校附设第十五期学生队肄业。历任陆军第一七五师五二三团迫击炮连中尉排长；陆军第一七五师司令部中尉练习参谋；第一七五师五二三团一营二连中尉
连长、上尉连长；第十六集团军教育研究班教官；陆军第四十六军司令部军务处军机课上尉课员；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教育处上尉代战术教官；本分校第二十期第三队上尉代队长；中训团第十军官总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上尉队员；陆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军官队上尉队员；湘东师
管区司令部少校参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处少校参谋；陆军第三二九师司令部第一科主任参谋、警卫营营长等职。参加过衡阳会战、桂林保卫战。
2013 年 5 月 13 日，我和一个外地的记者朋友从桂林市区驱车前往荔浦县，几经周折终于在下午找到了抗战老兵韦重光。
老人的孙女告诉我们，得知我们要去探望，他非常兴奋，从早上起床就开始等着我们的到来，吃完中餐以后实在有些困了，正在午睡。知道我们到了，老人家立马翻身坐了起来。
老人看起来满面红光，两道长寿眉花白且浓密粗长，颇有些长寿老人的风范。
虽然已经 96 岁高龄，但除了左边耳朵有些不太灵光外，他身体方面似乎看不出有
什么大毛病。
老人现在住在女儿县城的家里，那是一栋四层的小洋楼，周围都是居民的自建房，环境很安静。老人说晚辈们对他特别好，吃的用的都不用发愁。为了方便照顾老人起居，家人特意安排他住在二楼客厅旁的一间卧室，房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很是温馨。
我们的访谈在客厅里进行。老人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好在有他的孙女在一旁做“翻译”，她还找来一份韦家修族谱的时候整理的材料，上面清楚记录着老兵投笔从戎的过程及其后在军队各部任职的详细情况。与大多数对往事三缄其口的老兵不同，孙女说前些年韦老经常和后辈们讲起他抗日的故事。她说 ：“前年他和我们讲起的时候，记忆就已经很模糊。现在更加，好多以前讲过的东西都不再记得。”
我当时想，像他这样一个年近百岁的世纪老人，还能依稀想起这许多的往事，已实属不易。
将要告别韦老时，他从房间里找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给我看，上面记录着很多老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他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我，然后返回沙发坐下，微笑着看我拍照。他的笑容淡定而从容，全然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历经了战火洗礼、差点命丧桂林保卫战的老兵。
老兵翻给我看的那一页纸上的文字，是他在 1992 年写的，上面简单记录着他近 80 年的人生经历和感慨 ：
“回首当年，在那 30 年代中期，正值求学黄金时期，感于国难日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初空军，继陆军，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专心致志，不遗余力，积极锻炼杀敌本领，学有所成。
“抗日时期，投身御侮抗敌洪流，历任民国军职，当过下、中级军官，随军转战祖国大地，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其间，曾参加衡阳会战、桂林城防保卫战役，与日寇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克尽厥职。大陆解放，解甲还乡。
“建国初期，参加工作，原任本县马岭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兢兢业业，克尽心力。后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徒刑五年，刑满回家受管制。1986 年，我的这一冤案得到了纠正，但有关政策没有得到落实。今年（1992）8 月下旬，荔浦县委、县人民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决定恢复我的工资待遇，作退休处理，我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最重要在于我的历史本来面目受到了尊重并获得了恢复。深感来之不易，心情激动不已。激情使然，不计拙劣，以己名重光二字草成鹤顶格嵌名联一副 ：重见天日常念党恩深似海，光临寒舍辄思乡眷重如山。爰记述之，借以抒发内心实感，表达我对党和人民感恩戴德之赤诚并永志不忘。”
一
我生于 1917 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是广西荔浦县马岭镇下地村公所下大地村人。
当兵前，我妈妈早已经去世，家里剩下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加一个姐姐，我排行第二。我中学毕业于位于平乐县的广西省立第十中学，1935 年在桂林军训结业以后，到南宁读致邕高中。
后来，因为家里贫穷，没有钱读书，看见广西航校正在招生，就去投考，在航校初试中名列第一名，然后到柳州航校复试，我又考了第一名。同时考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飞行的还有荔浦的韦现科、巫友淦、李世康等人。广西航校当时设在柳州，记得我们第一队有个年纪比较大的领导叫陆驯，是个中校。
1937 年 6 月，曾祖母去世，我回家奔丧待了两个月。当年的 9 月份回到柳州，上面确定广西航校与中央航校合并，先前的学校已经被改编为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总队，我分在第八队，没过多久，航校由柳州迁移到云南昆明。
1938 年 11 月，我奉命调回桂林。
第二年 1 月，我被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选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炮兵科。9 月调到贵州都匀中央炮校附设第十五期学生队，一直到 1940 年6 月毕业。1940 年 10 月，我奉调到广西上林县巷贤乡的陆军第四十九师服务，师长是彭璧生。10 月份，因为生病请假回到家里，治愈以后我才又去了南宁。
1941 年 3 月，我奉派任陆军第一七五师五二三团迫击炮连中尉排长，师长冯璜，容县人，他是我们广西航空学校前任校长。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极好。10 月，我奉调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三期（中尉学员）受训，第二年 5 月结业。6 月奉派陆军第一七五师司令部中尉练习参谋。9 月调第四战区干训团防空班第一期受训，10 月结业。12 月调任本师五二三团一营二连中尉连长。那段时期我奉命辗转到好多地方去服务，当兵的，上面叫你去哪就得去哪。
1943 年 1 月我升任本连上尉连长。后来，我奉派任第十六集团军教育研究班教官，11 月调军委会东南干训团第八期步兵科受训，到第二年 1 月结业以后，仍旧回到五二三团一营二连任中尉连长原职。
二
我真正带兵和日本鬼子打仗，是在湖南衡阳会战和广西桂林城防保卫战中。
1944 年，我们先奉命去解救湖南衡阳城。当时衡阳城的外围阵地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衡阳城守军第十军被围困，情况火急。在衡阳失守前，我们第一七五师受命调去增援解围，一起去了两个军，是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当时仗打得很乱，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去的时候，城里是中央军的第十军在负责守城，我们到达衡阳外围以后做了简单休整。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就开始参加战斗，我们从外围向守城的鬼子开火，双方交战了大半天。鬼子也蛮厉害的，他哪怕只剩下一个人都不愿意退兵。当天，我们好不容易拿下了目标，第二天就又被他们夺回去了。
那一仗打坏了（桂林话，意思是打败了）以后，我们就撤退回了柳州。当时我在第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五二三团一营二连做上尉连长，带了一百几十人过去，在战斗中死伤过半，撤回桂林的时候只剩下还不到一半的兵员了。
在柳州没待多久，接到消息说日本鬼子准备进攻桂林，桂林吃紧，我被奉派到桂林守城。当时抽调了我们一起四个连，跟桂林的守城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桂林的联合防御总队。因为只是个下级军官，我具体也不晓得当时从柳州一起来了多少人，只晓得我们跟桂林的一个警卫连的任务一样，在那里守了差不多有一个月。
当时主要在鹦鹉山脚下驻防，那里就是城防司令部的驻地。
北门是由第一三一师负责守的，师长是阚维雍。日本鬼子来了以后首先向北门发起攻势，北门的防御工事坚固，他们久攻不下。
后来日本鬼子就转了攻击方向，改攻东面。那一带的山都是零星散布的，也是第一三一师的防守阵地，结果被鬼子在那里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样，日本鬼子就攻进了城。他们在外围还不断有援兵增加过来，我们没有援军，就那样被打败了。双方在城里激烈交火，奈何战斗力悬殊，眼看桂林城就要失守了，我只好带兵由西边突围出来。
我们撤退的时候是没有收到命令的。当时城防总司令部已经垮掉，那些大官自己骑着马出城了。我知道那些马平时总是跟着司令的啊，我看见这个情况，心里算定肯定是要撤退的了。结果呢，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想——（老人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我当时想，如果这个时候还等到上面来解救嘛——（摇了摇头）等到的恐怕只有失望！
孤立无援，没有希望！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无奈当时已经无路可逃，我想到唯一可以冲出重围的办法，只有趁天黑以后从高高的老城墙上跳下去，然后借着山石和杂树的掩护逃下山。但是当初为了防止鬼子从城墙根来偷袭，城墙下被自己人布满了各种铁钉和竹签，那些东西一根根被削得锋利，尖头朝上插在地面，就这样跳下去，不死也要被戳成残废。看大家都不敢往下跳，我就赶紧下了道命令，全连的士兵用包裹把衣服卷起来，然后全部集中在一块。大家很快集中在我们准备突围的地点，将包裹从城墙上丢下，铺在铁钉、竹签的上面，垫高了以后，我们就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跳。
逃离了那个地方以后，我领着大家往桂林西面的甲山方向突围。刚走了没多久，就和一队鬼子遭遇上了，双方一碰面就打了起来。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双方死伤情况怎么样，我不敢恋战，悄声指挥大家一边打一边退。
桃花江江面原来搭有浮桥，因为是临时搭的，假得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桥散了架。从桥上过河撤退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只好从那里游过河，游到一半的时候，鬼子追过来了， “啪啪啪”朝我们猛开枪， （老人又开始打哈欠）当场又有人被打死。
大家拼命游过河以后，就赶紧拔腿朝前面跑。
跑到机场路那边的时候又遇上一队鬼子，我看他们人多，为了减少伤亡，就带大家爬上山，躲在树丛中，等鬼子走了以后才继续赶路。
突围出来以后，我带着大家一路猛走，到了广西融安那边。
没几天以后，我们在三皇（音）找到撤退到附近的桂林城防总队，出来又遇上了陆军新编第十九师在那里，吃饭、住宿才总算有人负责。终于在山上和我们的人会合了。这么多年过去，当时是在哪里的山早已经记不起了。哪里还记得起？
在那待了一阵就快过年了，部队受命步行开拔回广西，经过三江、田南、田东，最后到了柳州地界，当时柳州也已经失守。
桂林的战斗中，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城里作战。我们被困在内城，内城有河，河水很深很急，大家冲不出来。我一个连队的人最后只剩下不到十个了。我们当时想到在那种情况下，不管突围还是不突围可能都要死了，就干脆冒险突围，这样还有一线生机。
当时日本鬼子有探照灯，照到你就开枪射击。没有地方可以躲，就只能看准哪个地方狭窄就躲在那里。你问是在哪？哪有地点，又没有人指挥部队，都是靠自己瞎闯。
三
1945 年，我又走了好些地方去工作。
2 月，我奉调到陆军第四十六军司令部军务处军机课任上尉课员。3 月奉调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教育处任上尉代战术教官。7 月奉调本分校第 20 期第三队上尉代队长。其实，当时六分校已经奉令撤销，只是委了个名义，属于过渡性质的。当年 9 月第六分校奉命撤销，10 月，我调到中训团第十军官总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做上尉队员。
1947 年 2 月，我被安排到汤山陆军炮兵学校以上尉附员身份受训。9 月又奉调昆明陆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军官队任上尉队员。
1948 年 2 月，我奉调长沙湘东师管区（司令冯璜）司令部任少校参谋，7 月奉调汉口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部第三处（处长戈鸣，广西武鸣人）任少校参谋，12 月奉调陆军第三二九师（师长戈鸣）司令部第一科任主任参谋，没多久调到本师警卫营当营长，调防广西全县，后来到了柳州。
国民党军队在广西武鸣大撤退的时候，人家都走了，好多人都去了台湾。我不想去那边，就回了老家荔浦马岭。
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解甲还乡。
因为有点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安排在县里马岭镇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我在工作中算是兢兢业业，克尽心力。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以“国民党反动派”罪名错判了五年徒刑，在隔壁的恭城县劳改到 1955 年冬天才获释，刑满回家以后还受到管制。直到 1986 年我的冤案才得到纠正。
1992 年 8 月，荔浦县有关部门为我恢复了待遇，给我办理了退休手续，我的遗留问题总算得到了妥善处理。
我 1950 年和西乡塘的王氏在桂林结了婚，当年生下大女，第二年因为我被劳教，王氏和我离了婚。1958 年，我又和荔浦县乡下的罗氏结婚。
从 1988 年开始，我就跟着小女儿一家人在县城生活，算起来有二十几年了，孩子们对我很孝顺。
刘丰庭
我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
【刘丰庭】
1921年11月17日生于广西桂林市资源县资源镇马家村。1944年春加入国民革命军资源补充团，后调入第七军一七三师五一八团，同年9月调入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部特务团（警卫团）；1949年回乡务农。2012年12月27日离世，享年91岁。
一
民国三十三年（1944）正月初四，我和家里的人正准备去隔壁村的亲戚家拜年，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政府派来抓丁的。按照政府“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从年龄上讲我是家里最适合去当兵的人选，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所以很不情愿去。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将我和其他人一起带到资源县城。
初五，我们被送进了补充团。初八，我们被汽车拉到邻近的兴安县。听补充团里的老兵讲，我们这批新兵是要直接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的，好多人都怕得要命。
我们在兴安集结、训练了三个月以后，就坐火车到湖南长沙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坐船过洞庭湖，两天后到了湖北省镇西，之后开始赤脚步行，那时候连草鞋都没得穿。7 月中旬到了河南铜城（音），我们被安排进第七军一七三师五一八团。
在那里住了几晚，又辗转到河南双城。
记得有一个资源老乡蛮喜欢唱山歌的，开始一直在唱，后来一上火车就吓哭了，搞得好多人都跟着哭。没几天，他就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
二
当年 9 月，我们来到了湖北老河口。
还没来得及适应那里的气候，我们就被分配到各部了。我和几个互不相识的桂林老乡一起，分配进了负责保护李宗仁的警卫团，我分在三营八连。记得团长是梁干明，连长是黄炳清，后来换成谢志善。那时候我 23 岁。
老河口，位于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公路四通八达，依山临江，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9 年 9 月，李宗仁把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这里。
侵华日军为了打开中原门户，企图以重兵快速攻占老河口撕开一道缺口，于是频繁向第五战区进攻，李宗仁率第五战区的官兵在老河口奋勇抗敌。听我们班长讲，日本人主要想攻下老河口以后以便进攻重庆。日军先后派了 11 个师团 20多万兵力来攻打第五战区。
前方战事吃紧，日军的轰炸机每到天黑就发疯似的漫天投弹。
每到这个时候部队就拉响警报，官兵们都一溜烟涌到防空洞里躲起来。但是因为经常有日本派来的特务刺探情报，所以，洞外总留下一个卫兵看守。
这天，又轮到我站岗值守。
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两旁只看得见 20 多米内的景物。因为风大，我在院子里来回巡逻了几圈后，就躲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盯着远处看。
30 多米远的地方，一个黑影向着我站的方向慢慢移动。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东张西望一阵以后，又往回走去。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手里的步枪这时已悄悄瞄准黑影。我没有着急开枪，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口令？”当黑影来回绕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大声盘问，慌乱中同时扣动了扳机。枪是朝天上开的，因为部队有规定，遇见这类情况必须先鸣枪警告。如果对方再不回答口令，我第二枪就要朝他瞄准射击了。
“砰”的一声脆响之后，对方不紧不慢地应道 ：“我是长官。”
听说是长官，我就大着胆子往前小跑几步，定睛一看，模糊中果然见那人着一身长袍，足蹬马靴，极有派头，心想应该真是来查岗的长官，便没有再多加盘问，对方也很快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军营里就像炸开了锅，大伙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有卫兵向李长官开枪的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上。天啊！
昨天晚上那一枪，差点让我闯下大祸。我开枪打的那位长官不是别人，正是驻守老河口的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李宗仁！
一吃完早餐，我就接到了要开大会的紧急通知。
闯祸了，闯大祸了！朝长官开枪，这是几大（桂林话，意思是很大）的罪过哦。
我感觉口干舌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吃什么都觉无味。那个早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人群推搡到了会场。
“昨天晚上，有个卫兵冲我开了一枪！”会议开始以后，李宗仁直奔主题。站在队伍后面的我估摸着自己死期已到，腿脚发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更莫讲像别人那样踮起脚尖看看司令长官的样子了。
李宗仁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下来，双眼环顾四周，等全场的官兵不讲话后，接着讲道 ：“这一枪开得好啊。说明我的卫兵警惕性很高嘛，有这样的卫兵，我就放心了。”
听到这里，我那颗吊在嗓子眼的心才落了地。原来长官不仅没有责罚，还在大会上表扬我了哩。
通过这件事，部队的官兵觉得李宗仁是个爱兵的好官，都更加拥戴他，好些人都表示跟着这样的长官打仗，真是汽车压罗锅——死也直（值）了。
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2 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前往汉中府当汉中行营主任。
长官部的车队先行一步离去，我们的部队，以每天 120 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往汉中，累了就啃干粮，困了就睡在路边。最苦的时候，上面就发点钱，自己买米煮饭吃，因为钱少买不起菜就光吃饭，叫作吃“鼓眼饭”。
有一天 ，部队驻扎在一间破庙里。
天快黑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屋外灰蒙蒙一片。我手握步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在庙门口警戒。 就在准备回屋交班的几分钟前，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来了——两架日军轰炸机从远处呼啸着飞过来，我赶快冲着破庙里的人们大声喊话 ：“野仔的日本飞机来了，快躲啊！”
喊完，我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柳树下抱头蹲下。刹那间，日军从空中丢下的炸弹已经在我身边炸开，巨响几乎将我的耳朵震聋。我就着炸弹爆炸发出的光亮，看见四周弹片、泥土横飞，头顶的老柳树枝桠被炸成了几十截，横七竖八地一股脑砸下来，打得我浑身发痛。
几秒钟以后，日军的轰炸机走了。
我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摸了一遍，幸运的是什么零件也不缺，只是受了伤，全身痛得厉害。我歇了一会儿，赶忙跑回院子去，院子的一间空屋被炸塌，还好，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大碍。
第二天，看着破庙门口一亩左右的田垌里全是弹坑，我不由得大声喊了起来，喊声带着哭腔 ：“这家伙，比老家死了人送葬的时候放的登山炮要响几十倍呢，还好没有炸到老子！”
雨一直在下，天刚亮，队伍又朝汉中方向出发了。我摸着脸上生疼的伤口，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生气，心里忍不住骂 ：“这些死日本野仔！”
后来才晓得，是有汉奸指示日本人轰炸，他们以为李宗仁在这里。我们副团长带人去抓，汉奸是两个女学生，审问过后送去总部枪毙了。后来又抓了好多汉奸，都毙了。
抗日战争的仗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这样的历险，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两次，我们经历过几次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不死，就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把那些日本野仔赶走。“日本野仔”，我习惯这么喊那些毫无人性的侵略者来表达对日本兵的憎恶。只有把他们打跑，才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广西资源老家。
我们到汉中没几天，李长官又回老河口去了。听说我们走后一个月左右，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那边，川军在那边和日军对战。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的刘峙指挥川军和日军作战，部队很多官兵好像不尿他这一壶（桂林方言，意思是不吃他那一套），李长官就回去帮了他一段时间。
那两年，我们就这样在警卫团里追随李宗仁辗转在各个战场，转过来，转过去。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那时候，不记得是几月了。有一天，我们正在汉中府附近行军，前面传话来讲今天有个大官要过来。我们就奉命站在路两边，让大官的车队先过。没多久一排汽车开了过来，一路也没有停车就开过去了。等他们走了好远，团里的长官才说那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呢。这是我离蒋介石最近的一次了。
四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蒋介石喊去当北平行营主任，后来好像是 1946 年秋天又改作“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我们就跟着一起到了北京。
有一天，白崇禧对我们训话。他讲 ：“你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广西人，你们是警卫部队，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机关枪叫、大炮响。我这次就带你们去听听。”
第二天，炮排、机关枪连、步兵就挨喊起去攻打信阳。晚上到信阳以后，见城里亮着灯，白崇禧就讲： “我们都杀过来了，城里的共军还睡得这么舒服，炮兵，给共军放两炮！”
战斗就这么打响了。白崇禧在天亮前带着随从先离开了。天亮以后，我们子弹打光，挨共产党部队“包了饺子”——活捉了。我们被关了一个礼拜。解放军里的人问我们 ：“愿意回李宗仁部队还是愿意回老家？回家的话，就给伙食。回部队的话，不给伙食费，自己走回去。”
结果大家都没要伙食费，都回原来的部队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兵败。1949年正月，李宗仁、白崇禧想搬回广西老家死守两广。
我们那个团部接到命令押送李宗仁的私人物资回桂林，部队走到兴安县百里镇以后，我想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没有什么人注意，就偷偷开溜回了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