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
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静谧地沉睡在我体内。我的情感与思绪如此纷乱错杂，就像是满载的一车温热的沥青。
为什么我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一切都是伪造的（通过我，在我的身上：我的存在伪造了一切）。
假如这种空虚（内心的空虚）变成了犯罪感的话，也许可以追溯到事发的起源。焦虑超过了上帝的造化；恐怖空虚的道德性实证。(p.5)
现在，究竟通过“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不再受人摆布？难道我自己救赎了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他们归还了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我的个体自由—牢房门“吱呀”作响，但还是打开了，我在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这一声“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必须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
因此，我必须为自己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p.7)
细雨霏霏。曾经的党的领导人们正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他们“相信”党，“相信”发生了“失误”和“错误”，但是他们也“相信”，比如说，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斯大林并不知情”，等等。但是，用不着相信，他们不能把这些陈词滥调与全部的真实内容相混淆，不能将所谓的“信仰”与真实的思想或情感混为一谈。可以汲取的教训是：这些人使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一片毒言恶语之上。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为这些毒言恶语做洗礼，将之变成了一种有效的共识。他们的下台，将一群惯用毒言恶语的残疾者遗弃在身后，这些人需要紧急的道德抢救，他们的言语就如同一团被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突然丧失了毒言恶语的价值，突然暴露出自己的道德性伤疤。道德的假肢“吱咯”刺耳，道德的拐杖“嗵嗵”作响，道德的残疾车正在转动……这一切，我只是冷眼旁观。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像忘掉一场梦魇似的忘掉一段历史的岁月：想来，这场梦魇曾是他们自己，假如他们想要活下去的话，他们要忘掉的是他们自己。事实上，谁也未曾调查过，对一个经历了长久死亡的人来说，“重生”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到底还有没有吸引力？在什么时候有谁重生，这不是在宣布奇迹，只不过是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苟活下去；从本质上说是为了至今为止同样的目的（毫无目的），根本就感受不到这种复活的体验？是否可能，让拉撒路扮演卓别林的角色呢？(p. 8-9)
我在1951 年4 月9 日做了些什么？在四十四年半前的今天？我想，当时我正作为一名被开除了的知识分子在一家名为“匈牙利国家钢铁厂”的金属机械制造厂里工作。那时候，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 伊姆莱”呢？
我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如果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只是简单地顺从。
我始终痛恨我自己的名字。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浸染了太多的屈辱。
准确地说：我想，我惧怕自己的名字。即使现在，我对它都心怀余悸。
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 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 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据说，托尔斯泰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像一只小狗似的真实地陶醉于自己的姓名了。）(p. 12-13)
不用去理解世界，只因为它不可理解：浅显而言，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世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活在地球上该做的事情。
过度的思考，要么变得不幸，要么变得神秘。维特根斯坦最终也变得神秘，就像卡夫卡一样。只不过他是用另一种材料思考：用逻辑。应该摧毁这个世界，直到信仰突然像晶莹的宝石一样从废墟的下面闪烁发光。此刻，我想象中的他正手里捧着宝石：端详，端详，但想不起它的名字。不过他知道：奇迹发生了，已经得救了。(p.23)
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一方面，因为意识总在不断地窥视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实。(p.39)
这个痛苦于急性综合征中的、沉溺于受虐性变态心理的东欧小民族心灵不能够离开沉重的压迫而存在，也不能没有少数民族的替罪羊而存在，它将历史的不幸归罪于某人，并且心安理得地让他承受那些在日常挫败中逐渐积聚的憎恨及其所残留的痛苦。假如没有了对犹太人的憎恨，那些总是热衷于验证自己拥有显著特性的匈牙利身份的人又能验证出什么呢？匈牙利人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坦率地说，大多数回答都是些反向推断，其中最简单明了的定义（如果不拐弯抹角地话）听起来是这样的：匈牙利人，是非犹太人。是啊，可是犹太人又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答案很明确：犹太人，就是非匈牙利人。谈论犹太人可以用复数人称，“犹太人”就像通常所说的“犹太人们”，他们的本质特征可以被概括归纳起来，就像一种不很复杂的动物（这里我所指的自然是一种有害的动物，只是它们的皮毛光滑，使人误认为人类）等等；而且，“犹太人”一词在匈牙利语中（zsidó）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尽管那些在说谎、中伤、狼狈为奸的荣耀中鬓发斑白了的、投机嬗变的匈牙利政治演说家对这个词表示“陌生”—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该夺取谁的法律权利，就该歧视谁、抢劫谁、打死谁。(p.74-75)
我们不要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那些以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从实用角度讲，这些意识形态不仅被证明为语言游戏，甚至还使这种语言游戏得以实际应用，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变成了一种具有恐怖效应的统治工具。(p.81-82)
西欧这种自闭的恐慌重又娩出了阿道夫• 希特勒，重又造就了程度不同的偏执狂。金钱与权利的拥有，将与社会的彻底堕落相呼应，只要能够救出可以救出的东西，最终又将以新的极权主义和新的社会灾难作为代价从而寻求避难所，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避难”？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极权主义呢？以后谁能说出，这种充满威胁的意识形态将会拥有何种思想性，将会拥有何种至今尚未尝试过、至今尚未失败过的手段呢？想起索洛图恩（干燥而温和）的夜空，我与瑞士作家B • 彼得偶然相遇，他将我带到一个坐落在一个童话式街区的童话式小酒馆里，我仿佛置身于七个小矮人的童话世界里，出于醉意，他斜歪着嘴角、瞪着惊恐的眼睛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很快将要获胜，很快将要统治整个世界，不过，这个法西斯主义不是从德国开始……他就这样极度悲伤地谈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p.138-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