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与果实（选自《少女哪吒》）
“我有一个秘密：如果你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走，你就能走到世界尽头，如果你走得足够久，你就能回到原地点，因为地球是圆的。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呢？话说那是今年的四月份，我跟李小路去河堤寻找创作灵感，春天的河堤，到处都是花朵，有梨花、杏花、桃花，我们欣赏了一会儿，决定偷几个杏吃。由李小路爬树，我望风。其实这时候的杏还根本不能吃，酸得倒牙。我们只是觉得有趣，而且，杏子看去实在可爱得很。我用衣服兜了几个杏后，就听到农民大声咒骂，还有狼狗的狂吠。不好！被发现了！李小路一个跟斗摔下来，我们掉头就跑。那只狗不知为什么，只是穷追不舍，吓得我魂都掉了，后来我想起我的两千米得过学校冠军，就又不害怕了。我们一直跑出城，周围都是麦苗地，这时候一片青葱。狗叫声听不到了，我们置身在一个陌生之地。而河堤还一直向前延伸，无穷无尽。我想，这条河大概是汇入到黄河去的，黄河是要流入海的，所以，顺着河走，你就可以看到大海。这个念头让我急不可待：我已经十二岁了，这辈子还从未见过大海！岂不年华虚度？
我忍住了立刻就要去世界尽头的想法，因为我们什么也没带，一口吃的也没有，我还有一百块压岁钱压在褥子底下。但奔跑的惯性刹不住脚，我们从河堤冲下去，张开手脚，我的皮筋跑丢了，披头散发，好像要飞起来。这个地方离渡口已经很远很远，河床这里那里露着沙子，河水清浅，好像可以横渡过去。我犹豫一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对面山坡上开着一两树水红色的桃花，被风吹得一摆一摆，似乎跟我招手。我心一横，继续跑，跑到河里，惊得水哗哗响。为了春游，我穿了一双凉鞋，还有一条白裙子。我拉起裙子拼命向前跑，好像要摆脱仍然穷追不舍的大狼狗，其实背后没有人，世界异常静，如果不把李小路讨厌的大喊大叫算上的话。为了压过她，我也拼命喊，这么一喊，世界变得明亮极了，似乎它跟我一样有的是劲儿。后来我们的喊声在我耳朵里变得模模糊糊，我开始不明白自己为啥下河，为啥要在这么深的水里往前走，这时候已经跑不动了，我吃力地走，像是要自杀，河对岸离我咫尺之遥。最后我折回岸边，裙子全都湿透。我们只好在河堤上游荡，直到裙子晒干为止。这是星期天，太阳很好，回民老头带的武术队都出来练功，小个子的分成一排排，整整齐齐地踢腿，一踢能踢到自己的额头，在脑门踢出一个黑印子。年级大的在一片洒了沙的平地上练拳。武术队大部分都是男生，经过他们时，他们都在看我。我的脸红了。
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河堤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乐趣。我可以每天都去而不会厌倦。因为有了这条河堤，宝城也更加可爱。是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希望跟它永不分离。”
《春天在宝城的河堤》是我初二时，“花朵与果实”文学社的文章，作者李宛冰，那时她还叫王晓冰。文学社一共有四个女生，创办人是我和她。最开始，我们为起名字而苦苦思索。我说叫“七色花”，她摇头：“全中国至少有五十个七色花文学社！叫我说，应该叫‘果树园’。”晓冰即使在嚷嚷的时候，眼睛也是喜气洋洋的，好像在吃什么甜的东西。“那也太实用了，”我嘟囔，“看见它，我就没法不想到吃！咱们总得有点精神追求吧。”
最后叫“花朵与果实”，它只出了一期，当时是冬天，我们写的都是“冬天来了”，只有晓冰写了一篇春天，被评为最优。
不知为什么，对宝城的记忆，总是与寒冷有关。到了冬天，街面上似乎格外的穷，又因为穷，而显得格外窄。人们很少在街上走，就算走着也不好看，都低着头，缩脖子，两只手揣起来，眼睛因为受冻，变得更小，鼻子倒变大，变红。在冬天，不知为什么，大家的表情都十分愁苦，好像挨着饿一样。上早自习时，一路都没有人，穿过一条有狗的胡同，远远看到零星灯光，那是十字路口的卖早点的。在冬天，连他们也不像平日里喜庆，脸上照例还有笑容，可是像被冻僵在脸上，摘不下来。他们一律都揣着手，缩着脖，扬着脸，好老远就能看见照顾生意的人，抢在隔壁摊位前头喊出来：热豆腐脑热包子，热胡辣汤热蒸馍。如果来的不是买主，比如像我，他们就停住不喊，继续跟隔壁摊主一起跺着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来回倒换着跺，像一排吐着白哈气的企鹅。
在冬天，上早自习是痛苦的。唯一的好处是，在早上，街上的泥巴还上着冻，它们以昨天傍晚被碾过的面容，硬邦邦地屹立着。太阳出来后，街上的泥巴就融化成一锅厚粥，只能沿着墙角边前头人垫的路走，这条路由碎砖头、长木板、稻草团、垃圾袋、破布娃娃、旧皮包、烂鞋组成，可以想象，前面的人，为了走下去，把身上能垫脚的都解了下来，但还是不够，那条路，常常走着走着就消失，不知前面的人走到这里，是不是凌空飞起？
早自习时，我就踩着石头般坚硬的泥巴，一溜跑，脚步声刚响起就被冻上，像风筝一样拖在我身后。我一路跑进教室，脱帽子，解围巾，眼睛才从围巾里挣脱出来，就看到一双喜气洋洋的眼睛看着我，它的主人像我一样，脸蛋冻得绯红，淡绿色的围巾靠嘴的地方有一圈湿漉漉的白水汽，她也刚到，正在费力地解围巾，它在她身上缠了十几道，像一条绿色的大蛇。像我一样，她也是从黑暗和严寒里跑过来，她手里还握着一块砖头，用来对付狗。像我一样，她也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讲她昨晚做的梦，昨晚上看的电视，那就是我的好朋友，王晓冰。
来报到那天，我站在门口，爸爸抱一个课桌站在我身后，因为我是插班生，班里没有我的桌椅。课桌是铁的，又大又沉。桌面是一块厚厚的白铁皮，翻开可以装书。未来的同学看着这个黑家伙，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老师指了指第一排的角落：李小路，你挨着王晓冰坐，她学习好。我斜眼看去，就看到一双喜气洋洋的眼睛，有的人眼睛会说话，晓冰就是，我忽然不慌张了，镇定地跟着扛着桌子的爸爸走进去，坐在她身旁，我们这就认识了。
我们的友谊是秘密。我的朋友们，主要坐在班里的后三排，擅长干坏事。我自己，很快被识破，被调到倒数第二排；她的朋友是另一群：班长、各科课代表、考试前五名，他们都坐在第一排，连第二排的都没有。这是两种阶级，划分标准是分数和老师的宠爱。我们好像天生就明白这些道理，在班级里小心翼翼保持距离，以维护晓冰所属阶级的尊严，当然，我的阶级也有尊严，我们的尊严就在于自知之明，不讨好、不与他们来往。我跟晓冰的友谊，在两个阶级都是叛逆。
寒假结束了，但春天还没来。教室里仍然冷，后门框上缺了两块玻璃，灰蓝色的风从那里吹进来，比野地里的还要刺骨。写字时，仍然写得歪歪扭扭。手指头还是生着冻疮，变成丑陋的暗红色。班里流行挖开课桌下的地面，抹好泥巴，放一块快烧完的炭，再封上。脚搁上去，就有微弱的热气，从脚掌心一直上升到小腿。取暖运动被镇压后，教室的前面，多了一个小煤炉，恒常坐一个装满水的铁茶壶，用以取暖。这个煤炉迅速被利用，班里开始流行开餐厅，有琼瑶餐吧，海洋饭店，好美丽饭馆。放学后，我们轮流用煤炉做饭，从屋檐下摘一根透明的冰凌，搁到搪瓷茶缸里，放上白糖，烧开就是一杯热糖水。菜谱还包括煮面条、糖炒芝麻。我们严肃地做饭，成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轮流当对方的爸爸妈妈。这一切都与取暖有关，与食物有关。我们即使在过家家时，也是一批现实主义者。
我呼朋唤友干这些时，晓冰总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不屑于批评。我们的友谊建立在文学之上，那跟这些都不一样。
“我现在总希望我们两人在一块合写一部大型的小说。如果你也有意，这星期六好商量。晓冰。”她板着脸给我们发英语作业本，给我的纸条，就夹在第一页。
周日我找她共商大事，晓冰家是一个幽深的大院子，晓冰一个人住在二楼，有一间书房，一个卧室。她的书房里还有个绿沙发，盖有钩织着硕大荷叶的白布，这也是罕见的，在宝城，沙发是父母客厅里的摆设，与孩子无关。在她家时，我们蹲在沙发上，用白布盖住头，假装是两只小鸟，躲在谁也看不见的巢穴里，我们的乐趣就在于不停说话。
“你妈妈太宠爱你了。”我说。
“那当然。你妈不爱你吗？”
那不一样的。晓冰从来也没挨过打，我没见过她妈妈出去打麻将，或者叫人到家里成麻将场，晓冰的毛衣，从来不像我们穿得那么臃肿，她虽然也是妈妈自己打的，可是手工精巧，颜色多半是鹅黄和淡绿，真正像一个小姑娘的颜色。晓冰的妈妈，是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她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在家里，她一会儿送盘水果，一会儿端两杯茶，一会儿拿小点心给我们吃，每次脚步声一响，晓冰跟我就赶紧把白布铺好，两个人装着念英语，像地下党一样。她妈妈从楼上下去后，晓冰总久久倾听，直到楼下房间的纱门“咣”的一声响才罢，“我妈可会偷听了。”她说。
有一次，我在晓冰家待得太晚，她们不放我回家，我就住下了。临睡前，洗脸洗脚，她妈又拿出来一个小盆，里面装着温水。晓冰犹豫一下，端起来去洗澡间了。“这是你的。”她给我也拿了一个，“每天都要洗屁股，女孩儿家要讲究卫生。”我端着小塑料盆，觉得窘极了。我没有见过晓冰爸爸，我们也从不提他。我模糊地觉得，虽然不挨打，晓冰也很可怜。但有的时候，特别被我爸猛揍以后，我就想，没有爸爸也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们睡一张床，睡下之后，我们俩好久没有说话，后来晓冰叹了一口气，“现在你还羡慕我吗？”她莫名其妙地说。
“羡慕。你妈妈对你真好。”
“可有时真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浪迹天涯……”
“你三毛看多了。”我嗤笑。
“你不懂。”她闷声说，声音像从枕头底下发出来的。
我快睡着的时候，听到她小声问我，“你睡着了吗？”我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她声音小的几乎听不到，“小路，我真希望自己是孤儿呀。我可羡慕你了。”
这是什么话，难道我是孤儿吗？她有两间屋子，我呢，连床都要跟姐姐一块睡，什么隐私都没有。像冬天，我们盖一条被子，如果并排睡，我身体的左边和她的右侧都会漏风。如果我们都向右，我的前胸和她的后背之间，就总会有块被子掖不紧。如果那里掖紧，我的后背又会凉飕飕。“你妈妈多关心你，我留下来住，她就换一床大被子……”
“我妈还坚持我冬天要跟她睡呢，我脚凉，她爱把我的两只脚紧紧贴在胸口给我焐……太可怕了。”晓冰把她的脚，离我更远一点，弄得被窝有点漏风，“她很胖，胸口鼓囊囊的，真恶心。我洗澡，她都一定要给我搓背。我也没有隐私。可是你妈不会永远都在窥视你，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连你洗澡都不放过。你比我强。我要是孤儿就好了……”
那天我们说了很久，最后我都睡着了，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虽然被子又大又软，天亮后，我的脚仍是凉的，她的也是。
过完寒假不久，我又转学到英才。爸爸来学校，用自行车驮走了课桌和我的板凳。我扶着桌子腿，慢慢地跟在后面走，晓冰不在，她去参加英语比赛。这时候已经是春天，河堤上的桃花应该都开了，再过两天，连杏花和梨花都要开的。梨花是白的，杏花是粉的，桃花是红彤彤的。我今年还没跟晓冰去过一次河堤呢。自行车驮着我的大课桌，沿着与河堤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白铁皮桌板，在自行车后座上咣啷咣啷响，像一只大白鹅一路叫。
跋：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和许多有志文学的青年一样，我在北京的工作一直是媒体。听到过八百万种拖稿的理由，写过大量用心或走神的工作文章，被出刊周期折磨时总会想：如果可以不工作，全职写作那是什么感觉。我在2007年做过实验，但真正实现是2010年。
第一次到绍兴玩，住在沈园旁边的一家旅社，旧旧的房子，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藤椅，气场沉静，看到的第一眼就想：是个写作的好所在。因为这一念，2010年我搬到绍兴。
过了梅雨季节就是夏天。南方的夏天，水泼在青石路上会冒烟，最大的享受是买两瓶冰镇啤酒，喝下去的一瞬间，感觉食道也在刺啦刺啦冒烟，继而是通体舒泰。那种感觉，不是热疯的人享受不到。这是我辞去工作的第一年，再没有截稿期没有拖稿的作者没有编辑部滋滋啦啦嗞嗞啦啦的传真机的尖嘶，我有花不完的时间。上一次辞职是因为要写长篇，像孕妇休假保胎，而2010年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北京小兽》已经写完，一个长篇会像一次过度的丰收，削弱地力、掏干蓄水。我已经一两年写不出东西，在接下来的两年也将持续干旱。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傍晚，踩着着火的青石板路，去桥头小店买两瓶冰镇啤酒。
我三十多岁了，如果按照六十岁寿命，人生已经过半，应该是站在山巅，感受山顶清风吹拂之时，却感觉一直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茫无头绪地前行。对于一个写作者，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写不出来”，这是莫大的耻辱。它等于说，你根本没有才华，不适合干这行。“写不出来”，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如今在这个恐惧和我之间，不再有工作作为借口。人是很虚弱的动物，有时候必须有一个意义作为生存支点，找不到，就痛苦。被终极恐惧碾压，我甚至打算起了退路：也许我该结婚？作为别人的女朋友或妻子，不是女人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职业吗？
我试着写短篇小说，写出来的东西可怕之极。第二年搬到蕺山下，“书圣故里”小巷里一栋二层小木楼。楼上朝北的房间是房东女儿的，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小小的书架。那时我已熟悉绍兴的名人故居，不论名气大小，他们的书房都是如此朴素、宁静。春夏之时，看书倦了，窗外是无尽的雨，打在黑色的瓦上溅起白色圆点。
这是异乡。人们的口音难以辨认，跟着唱歌一样的叫卖声跑一路，到底还是不知道自行车后面竹篮里卖的是什么；这也像故乡，走在巷子里，对面自行车上摇晃而来的中年男子，分明长了一张鲁迅的脸，车后夹着一把葱或一捆菠菜。初中时无书可读，鲁迅的书被我再三咀嚼，走在他写过的文学地图中，总像他仍栩栩如生地活着，走出门就能撞到。
冬天来了。南方的冬天，血液冻成冰碴，相互撞击。关上小卧室的门，五六平方米的小屋犹如洞穴，洞穴一般安静，洞穴一般孤独。我在这小小的洞穴写出了《硬蛹》和《少女哪吒》，一片沉寂中下雪的声音变的得清晰，雪转为冻雨，铮铮敲着屋瓦。我发现，我写的全是宝城。
宝城是我虚构的一个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华德福教育创始人斯泰纳说，人在少年时因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过的教育，在他三十多岁之后，其他领域的成熟时，会带来这一部分记忆的苏醒，那时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我的少年，并未遇到可尊敬相信的权威，老师要么在办公室打麻将，对学生不管不顾；要么粗暴专制，那种粗暴在少年稚嫩的灵魂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三十多岁时，回顾这些平庸与匮乏，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即使我写出了一个儿童眼中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和家庭，对平庸匮乏的反抗也不过是平庸匮乏。
一点一滴，少年时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河堤、，果园，春天时的梨花和苹果树，少年时的玩伴。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永不忘记。在铮铮的冻雨声中，怀着写遗书的心情，我写下这些真假掺半真假参半的故事，为尚在荆棘中穿行的人生后半程寻找续航的力量。刚开始的写作是可怕的，像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动物。写完《硬蛹》，我梦到自杀的那个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她仍然被困在我们的中学，铁链缠身，身后是去往烈火地狱的洞口。她想告诉我什么？我写出了她的故事，她会感谢我还是痛恨我？
后来看到唐诺提到小说家的“幸福题材”：每个作者都有一次配额，可不问意义抛开世界回头写一次自己的幸福题材，一次贴近生命现场，距离我们的感受只有一步之遥的故事。我才知道，尽管有沉甸甸的痛苦，这些故事却都是我的“幸福题材”，今生或许只能书写一次，我的源头。
我的旱灾持续了四年，有一些短篇被写出来，被我判处死刑搁置。我模糊觉得，那不是技巧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我还看不清楚。山巅的清风仍未吹上胸膛，我还在荆棘丛中。
现在是2015年，我住在北京，离绍兴或宝城都很遥远。北京是一个无色无味的城市，不像绍兴，到了秋天，满城都是桂花和香樟树的气息。我住的四环外，没有历史，没有老居民，一切都是新的，崭新的破破烂烂。心神渐渐向内收敛，仿佛关闭了耳鼻口，生活简化到极致，我试过一星期不出门。
我拥有全部的自己，自己全部的时间。据说，“一个人生活处，智慧增长时”，但我也体会到独居生活的重力，虚无的重力。它像一个黑洞。我和虚无辩论，和手机依赖症搏斗。环顾身边，全职写作的朋友，有好几个得了抑郁症。
我感受到生活的恶意。但谁又承诺过生活就该是幸福的呢？佛教书籍谈到六道轮回中最幸福的“天人”，拥有神通、长寿、美貌，身不出汗衣不沾垢，披花环饮甘露到处游玩。天界的极大欢乐，使天人耗去众多福德，却无法像人类一样修行，福德耗尽即坠入恶趣。最幸福的天人反而不如人类。因为天人极少痛苦，便无法因他人之苦生起悲心。
宝城也好我这一世的人生也好，都是不那么完美的存在，正因为残酷和无常，我学会体察别人的隐痛，比如我的父母。我又重新回顾宝城，从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着一步步走回少年。来来回回，感受到人间的苦海与眷恋。我回头捡拾前几年的这几个短篇，烧火，炼字，趁着高温把文字补上去，它们因此有着不同时期的不同纹理，那是我珍视的岁月的痕迹。它们曾是黑暗的产物，反过来却又照亮我的生活。我又想到自杀的那个女生，写作即看见，活人的凝视将她从受困的自杀地狱中解脱，那个梦是否也可如此解？我得承认这至少是对我的解脱。她留给世界的不再是一个神经质的自杀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练习轻功，触及生命之辽阔的诗意的青春。文学否定了平庸及匮乏、对人的物化，青春转瞬即逝，青春永恒不朽。
从2003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主题曲》算起，到如今已经十二年，我勉强可以算度过写作的学徒期，成为一名独立手艺人。如今，写作对我意味着更多，它督促我放下手机，六号线换十号线到图书馆日日静坐，养成上班一样的纪律与习惯。我学会不依赖灵感，依靠每日的惯性，写作的纪律去写，这很重要，稳定的工作状态带来习惯，习惯成为定力；它督促我放下电脑，放下小说，返身回到生活，去体会生活能给予的震荡不安与清明不惑。道场不在电脑里，而在生活中。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真理》，沈睿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