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新美术馆学”丛书的第1辑，由曾创办《美术馆》和《大学与美术馆》的王璜生教授主编。本书以“新美术馆学”研究提出的人、空间、制度这三个研究向度为参照与衍生，分为“观念—思辨”“空间—生产”“机构—制度”“在场—实践”四个篇章，共收录文章18篇。该书以鼓励和引导开放与实验的“新美术馆学”视野为导向，体现着跨学科和综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新思维、新思路的包容与接纳，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学术性、创新性。同时，它提供了泛学科视野下国内外学界对美术馆的思考及探索，并期待与国际美术馆学界的前沿文化理论与实践形成有效对话。

王璜生，美术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南京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等。2000年至2017年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王璜生、沈森 “新美术馆学”的历史责任

沈 森 博物馆批判：彼得?弗格与《新博物馆学》

杜慧珍 记忆之场：权力分享的公众叙事与美术馆

李贝壳 全球化之后的“策展性”在中国

高 远 全球化视域下的双年展体系与在地性

—— 兼论当代艺术的去中心化及公共性

汤益明 道格拉斯?克林普的后现代艺术博物馆批评

王小丽 被滥用的“在地性”：反思公共艺术展事的“嘉年华化”

尹冉旭 作为群体交往形态史的展览史

刘希言 从统一到错位：艺术博物馆空间与藏品陈列的博弈

姚 俊 从“空间的生产”到“超空间”——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研究

徐梦可 不同的多样性——关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多样性”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的上下文与方法论

冀 然 “文化民主化”在法国 — 法国大区当代艺术基金体系研究

陈 旸 从日本展览史看百货店画廊的制度化

胡 斌 创作、展览与出版物的缠绕——由《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引起的话题

陈晓阳 “他们”与“我们”：源美术馆的社会参与式实践

陆思培 艺术机构中的生态实践

孙惟伦 “画屏”背后空间叙事的重新思考

富 源 节奏与共奏

卷首语

王璜生

在当代文化与艺术的现场，美术馆是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也是众多文化生产、体制机制、思想学术、公众社会等当代问题的交汇点。今时今日，我们对美术馆的理解可以分为美术馆管理和美术馆学研究两大类，虽然二者之间常有彼此交叉、互相补充的关系。美术馆学研究是对美术馆实践中面对的具体问题的思考、生发与升华。在美术馆体系化与规范化运作的一个世纪以来，美术馆学也经历了从砥砺前行到系统化、学科化的艰辛过程，在当下也面临着由业已成熟的体系到自我反观与批判怀疑的转变。这带出美术馆学对自身观念的边界拓展，也激励着新一代学者以对话者、行动者的身份去构建新的美术馆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长期以来，国内美术馆在普遍薄弱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夹缝中寻求出路，以至业内对美术馆的关注，通常更偏向于美术馆的实际操作与运营，进而美术馆在维系生存、行政管理、展览策划以及公共活动的组织中耗费了较多的精力。然而，美术馆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定位自身、促进知识生产，这同样是值得耗费精力去思考与实现的关键问题。更进一步，美术馆在寻找当代意义的过程中，自身思想与理论的持续性更新，这不只是目的论的问题，更是方法论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新美术馆学”的提出是一种理想。它所直面的是当下美术馆行业重实际运营而轻学术研究、重惯性实践而少观念更新、重修补缺失而弱开阔视野的现状。同时，它也有意识地寄希望于美术馆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朝着与国际博物馆界及当代文化理论领域同步的方向努力，并提出中国式的美术馆学的前沿理论。我们对“新美术馆学”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新美术馆学”是对传统美术馆学的一种新的思考、推进与拓宽。它并非是对传统美术馆学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意味着边界突破，从自省反思中延伸出新的可能性。二、“新美术馆学”是开放的。它的反身性观察激发了许多未知领域，它们促进形成了相较以往更开放的思维、更综合的方法和跨学科的视野。三、“新美术馆学”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需要现实和实践的检验，“新美术馆学”并非闭门造车，反而极为希望能够在美术馆实践中得以验证、得以应用。

因而，《新美术馆学》是对上述思考的尝试与推进。它常设四大板块：一、“观念—思辨”，着眼探讨美术馆学的新观念，收录“以‘人’为主体”和“以美术馆本体研究为对象”两个路径展开的理论研究与写作；二、“空间—生产”，倡导开放的美术馆和多向度的美术馆空间研究，关注跨学科、跨领域的美术馆学研究方法；三、“机构—制度”，涵盖美术馆管理机制、展览机制、文化政策与法学研究等多个视角，围绕制度层面提出行业内的建设性意见，以推进美术馆制度的反身性研究；四、“在场—实践”，聚焦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机构的现场，对具有研究性和创新性、实验性的艺术实践进行观察、追踪与分析。《新美术馆学》通过向外展开的方式，在考量当代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反观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现象，在反思现行机制的背景下，意在与国际、国内博物馆和美术馆学界建立有效的对话。

恒者行远，思者常新。学术独立、思想开放、理论创新是本书的基本要求。“新美术馆学”以此书投石问路、擿埴索涂。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大力支持！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参与，并给予批评指正。

2020年 12 月 1 日于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

《新美术馆学》通过向外展开的方式，在考量当代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反观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现象，在反思现行机制的背景下，意在与国际、国内博物馆和美术馆学界建立有效的对话。

“新美术馆学”的历史责任（节选）

王璜生、沈森

回视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各阶段普遍存在着社会基础和美术馆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美术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美术馆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许是一个很急迫也很现实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美术馆作为对知识进行接受、复制、处理、传播、再造、储存，甚至制造、生产的机构，首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运作方向，面对纷乱的信息和资源，拥有归纳整合和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但今天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美术馆在寻找“当代意义”的过程中，思想与理论也要不断地向前推进。这不仅是机构建设的问题，也是新的理论问题。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美术馆建设也就 20 年的历史。可以说，这 20 年是一个突变期，其机制、功能、社会服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97 年，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先后出现了三个有一定规模且功能较为齐全、运作模式有一些改进的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而几乎同期，上海美术馆搬进新馆，并在 2000 年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双年展 —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这些显示出中国的美术馆朝着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可能。“美术馆时代到来”的说法虽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一种事实是明显的，即美术馆作为一种存在力量，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也催发着中国艺术生态的多元发展以及与国际艺术界更开放的对话与交流。

国内美术馆的研究与运营面对着国际博物馆学、美术馆学的当代文化情境。“新美术馆学”的提出，可以使中国的美术馆管理者和研究者有意识地朝着与国际同步的方向努力，并提出中国式的美术馆学前沿理论。“新美术馆学”应该超越传统的美术馆学，站在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角度研究美术馆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导向，既研究传统美术馆的变迁和制度发展，也研究当代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所引出的展览、收藏、公共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新美术馆学”所涉核心问题可以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关于“人”，“人”作为主体的问题；二是关于“空间”，多向度的“公共空间”问题；三是关于“制度”，制度批判与权力反思的问题。

一、“人”作为主体

首先是“人”的问题。谈论美术馆，从物到人的转向，通常会简单地把 “人”视为美术馆的“观众”，也就是以“观众”为主体。诚然，观众、公众问题是“人”的问题，但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观众、公众的问题。“新美术馆学”对“人”的强调，是建立在“大写的人”的基础上，即对待“人”的态度、方式、目的与意义。

“人”的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作为“人”的艺术家。“新美术馆学”关注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关注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例如，从前美术馆收藏“物”，过于注重个体的人以及单个艺术作品。“新美术馆学”从叙述“物”转向关注艺术家的“人”。这并不是说传统美术馆在注重“物”的时候排斥了艺术家，艺术家一直是美术馆和美术史关注的对象，但是在今天，对“人”的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新美术馆学”关注的不是个体的艺术家，而是有关“人”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身份，它超脱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上。我们认为，这是从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等综合研究视角切入的问题。

“新美术馆学”应该有它主动建构的成分。传统美术馆学总是被动地看待艺术问题，把艺术问题放在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新美术馆学”不仅关注艺术家与公众，并且应该有建构主义色彩。美术馆应该主动出击，用自身的叙述来塑造当代的“人”，有主体意识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美术馆变成了行动者。它既可以做一些文化建构的宏大问题，也可以参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讨论。美术馆不但应提供这样的平台，还应该是一个对话者，在不断的追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

“人”的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人”的公众。公众作为美术馆履职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美术馆运营的核心。观众、公众的需求对美术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新美术馆学”的语境下，美术馆有新的任务。它需面向人与人、人与展场的关系展开工作，同时拓展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为公众提供自由度和可选择性的内容。这些关系是“新美术馆学”需要研究的。这意味着，美术馆所有工作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根本”体现在从初衷、途径直至接受。公众的诉求将始终作为其试验、校正和检验的标准。因此，美术馆的主动性必须与公众的主动性相结合。那么，如何引导公众成为对自己的主体性有清晰认知的新型美术馆观众，是“新美术馆学”在公众政策上的一个研究重点。

美术馆的责任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美术馆应以其公共空间平台为依托，促进无论是艺术家、文化人还是普通公众，成为有学术品格、审美眼光、人格精神的个体。美术馆应该为社会提供有艺术高度和思想品格的精神产品，为健全每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而努力。于是，美术馆应该是行动主义的，既强调平等又主动出击，它参与社区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有着开放的色彩。

二、多向度的“空间”

“新美术馆学”要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空间”的问题。“新美术馆学”视野中的空间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虽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对当前中国的美术馆而言，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等同于展览、典藏、教育、研究等传统功能。美术馆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在于其本身的建构，比如让美术馆辐射到社区，消解美术馆的空间边界，使其成为一个无围墙、无边界、融入社会的特殊公共场；另一方面在于对公众的培养，这便又和前面提到的“人”的问题相关联，“公共空间”的实现最后也要落在空间与“人”的关系的建设上。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开放”。当然，“空间”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它包含物理形态、精神形态、社会心理形态等。这都与“公共空间”的实现密切相关。

马尔罗在 20 世纪曾提出“无墙的美术馆”概念。实际上，“无墙的美术馆”的落脚点不在美术馆，它只是一种“虚指”，它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诉求。“无墙的美术馆”的法文是“Le Musee Imaginaire”，即“想象的美术馆”。这里的“美术馆”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比如摄影技术的出现，使艺术和文化有了新的展陈载体，它也就脱离了美术馆的单一形态。“无墙”是讲“开放”的艺术问题，更是“开放”的文化问题。作为前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马尔罗的这个比喻是对文化建设和扩展文化概念的呼吁，即从文化问题出发，把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从美术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美术馆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也是“新美术馆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美术馆是思想碰撞、个性表达、精神交流、生活乐趣的所在。“无墙的美术馆”是对文化问题的重新认识，扩展出去，美术馆是文化的推动者，也是文化生态的建设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第三届 CAFAM 双年展“空间协商 —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通过怀疑策展人制度、反思美术馆空间权力以及打造文化问题的“公共空间”，完成了对美术馆的救赎。展览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呈现，而在于与公众进行文化艺术问题上的平等交流对话。“公共空间”就是要与公众建立新型的关系，并具有超越意义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介入的特征。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以前的美术馆中，以“物”为主体来进行空间处理和视觉呈现的话，那么“物”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重新组装叙述的部分。“新美术馆学”关心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在此之中，策展人的意识与视野赋予了空间另一层意义。策展人往往以其行动者的身份代表着美术馆的立场、态度，但其本质上又是一个中介，作为“新美术馆学”研究的各项建制中的一个枢纽，调节、引导不同关系的生成。与此同时，这种引导应是良性可持续的、非专权的，与“新美术馆学”反思与批判的“性格”是一致的。

于是，美术馆的空间是多向度的和可参与性的，它引导着公众舆论，维护着公共福祉。事实上，美术馆超脱于围墙之外，并对文化生产产生关键的作用。从学术领域到文化政策与政治领域，“新美术馆学”语境下的美术馆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