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试读
[编者按]
1941年，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死于别尔基切夫的纳粹大屠杀。
1964年格罗斯曼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死去的母亲的，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另一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的。格罗斯曼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样死的，是怎样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那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我知道，当时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我。”
格罗斯曼将《生活与命运》题献给自己的母亲，而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谢苗诺芙娜在死前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托人把信偷偷带出了犹太隔离区。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写成的剧本《最后一封信》，2000年由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巴黎搬上舞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2003年，怀斯曼在纽约上演了该剧。2005年格罗斯曼百年诞辰之际，在莫斯科上演了俄文版。
现实中格罗斯曼的母亲没有机会给儿子留下任何遗言。这封信可以说是儿子反复想象母亲被害前最后的日夜而写成。它是格罗斯曼献给母亲的哀歌，也是为所有在战争屠杀中陨落的普通灵魂发出的悲叹。
以下是《生活与命运》中这封信的全文。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维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七月七日，德国人进了城。在市公园里，无线电在广播最新的消息，我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从门诊部出来，站下来听一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评论战事的文章。我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就有一些人从公园里跑过去，我便朝家里走去，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笛声。我忽然看到一辆坦克，并且有人喊：‘德国佬打进来啦！’
我说：“别制造慌乱！”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什么时候撤离，他生气地说：“这事儿还早得很，我们连名册还没造呢。”总而言之，是德国人来了。整个夜里，邻居们互相串来串去，最安静的是我和小孩子们。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样，我就怎样。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额头和眼睛，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感到非常苦恼。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自己的被窝里，可是感到自己犹如身在异国，孤孤单单，举目无亲。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来。德国人站在汽车上到处大喊大叫：“打倒犹太佬！”
接着，有些邻居也叫我想起这一点。门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对一位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一下犹太佬完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她的儿子娶的还是犹太女人，这个老奶奶常常去看儿子，还对我夸过她的孙子呢。
还有一个女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娜，一双很美的蓝眼睛，过去我在给你的信里提到过的；她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您把东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里来。’‘好，我搬到你屋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面那个小贮藏室里去。’
我没有同意。那个小贮藏室既没有窗户，又没有炉子。
我上门诊所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的房门被砸开了，东西被扔到小贮藏室里。女邻居对我说：“我把沙发床留在我这儿了，反正您的新房间放不下。”
很奇怪，她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会计，是一个很好、很老实的人。她说：“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对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这儿，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觉，是妈妈把她抱走的。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护士玛露霞搂住我，小声哭起来：“天啊，您怎么办呀，你们怎么办呀。”特卡乔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一个要死的浑身癞皮的老猫，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惊。不光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得罪过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岁的老教师，过去常常问起你，要我转达他的问候，说你是“我们的光荣”。可是在这些可恨的日子里，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脸去，连招呼也不打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他干吗要这样，这些话有损他的声誉。在那次大会上，有多少人在诽谤犹太人啊……不过，维佳，你自然会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加那次大会。很多人没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从沙皇时代起，反犹太主义是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克瓦斯爱国主义联系着的。在这儿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犹太人赶出俄罗斯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随时准备以三十个德国银币的代价把俄罗斯卖掉。郊区有些坏人来抢房子，抢衣服被褥；当年霍乱暴动时有些人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骨气的人，对一切坏事都唯唯称是，生怕有人怀疑他们反对当局。
朋友们不断跑来报告消息，他们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说胡话的状态中。出现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语：“转藏东西。”似乎藏在邻居家要保险些。我觉得转藏东西就像做游戏。
很快就贴出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墙上到处张贴着黄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居民必须迁往老城区。”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于是，维佳，我也准备搬迁了。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一个人不也够了吗？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带了普希金选集、都德的《磨坊书简》、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还带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里面有《没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这两篇，这样，我的篮子就装满了。在这屋顶下，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晚在这里哭过多少回呀，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孤单了。
我向房子告别，向小园告别，在树下坐了几分钟，又向邻居告别。有些人实在奇怪。两个女邻居就当着我的面争论起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书桌，等我跟她们告别，两个人都哭了起来。我恳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战后你来打听我的情况，请他们对你说详细一点儿，他们也答应了。最使我感动的是看家狗托比克，最后一个晚上它跟我特别亲热。
以后你要是来了，好好喂喂它，感谢它对我这样一个老婆子的亲热情谊。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么能把网篮提到老城呢？这时候，我的病人舒金来了。他平时愁眉苦脸，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他帮我提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每星期要给我送一次面包。他在印刷厂工作，因为眼病没有让他上前线。战前他在我那里看过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说说哪些人心肠好，富有同情心，我会说出几十个名字，可是说不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过以后，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就是说，拿我当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对我说，市印刷厂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黄色标记；犹太人不得乘车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医院、电影院，不准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场上买东西只准许在傍晚六点以后，即在农民渐渐离开市场的时候。老城区围上铁蒺藜，不准外出，只能在监押下进行强制性劳动。如发现犹太人藏在俄罗斯人家里，罪同窝藏游击队，对窝藏者处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农村的一位老汉，他从附近一个丘得诺夫镇上来。他亲眼看见，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带着包袱和提包被赶进了树林，枪声和凄惨的叫喊声在树林里响了一整天。一个犹太人也没有回来。住在舒金丈人家里的德国人夜里很晚才回来，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还当着老头子的面分那些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还是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厄运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纪犹太隔离区的一路上，多么伤心啊。我在城市里走着，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们先是走在空荡荡的蜡烛街上。但是等我们来到尼科尔街上，就看到几百个人前往那被诅咒的隔离区。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马尔古里斯大夫瘫痪的老父亲由两个人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尔顿是个胖子，走得气喘吁吁，穿着皮领大衣，脸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个年轻人使我吃惊：他没有带东西，头抬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疯了的人啊。
我们在马路上走着，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阵子我跟马尔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尔顿，虽然他的样子很可怕，并不可笑。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跟我告别，有些人转过脸去。我觉得，在人群中没有完全平静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是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犹太男人和裹了毛头巾的女人。另一种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装的人。女人穿着淡颜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衬衫。我觉得，似乎太阳也不再为走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发光了，似乎他们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里。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
你可知道，维佳，我进了铁丝网，是什么样的感觉？原以为，我会十分害怕的。其实不然，在这种牲口圈里我心里倒是轻快些。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奴性。不是。决不是。周围都是跟我相同命运的人，在隔离区里我不需要像马一样在马路上走，没有恶意的目光，熟识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这牲口圈里，大家都带着法西斯强加给我们的标记，因此在这里这种标记并不多么刺我的心。在这儿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难的人。因此我轻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有时看着这孩子痩瘦的小脸和忧伤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两次我喊他维佳，他给我纠正：“我是尤拉，不是维佳。”
人的性格多么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岁的年纪依然充满了精力。他弄到褥垫、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不论弄到什么，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
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鲍莉索芙娜常常叹气：“全完啦，咱们完啦。”可是一面这样，一面监视着大女儿柳芭，防备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块面包送给别人。柳芭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姑娘。妈妈喜欢的小女儿阿莉娅却坏到了顶点：又厉害，又多疑，又小气；常常骂父亲，骂姐姐。战争前夕她从莫斯科到这儿来探亲，就待在这儿没有走。
我的天，这周围多么穷啊！要是有人说犹太人有钱，说犹太人总是攒着钱准备过灾难的日子，那就请他上我们旧城区来看看吧！灾难的日子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了。要知道，在老城里不光是带着十五公斤东西搬来的人，这儿还有长久的住户，有老匠人，有工人，有护士。他们住得多拥挤呀！吃得多么坏呀！更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
维坚卡，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坏人—这些人又贪婪，又狡猾，甚至时时刻刻准备出卖一切投靠敌人。这儿有一个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从波兰一个小城来到我们这里的。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国人一起进行搜查，参加审讯，和乌克兰警察一起喝酒，他们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钱，要东西。我见过他两次。这人高高的个儿，非常漂亮，穿着讲究的奶油色西装，就连缝在胸前的黄色六角星，也显得像黄黄的菊花。
不过，我还想对你说说别的事。我以往从来没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从小就生活在俄罗斯朋友的圈子里，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的全俄代表大会上，我同观剧的代表一起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流下眼泪。当年，维坚卡，当我还是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家要动身迁往南美洲。我对爸爸说：“我决不离开俄罗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没有走。
在这灾难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母爱。以前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爱。好孩子，我觉得这种爱就像我对你的爱。我常常上病人家里去，小小的屋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在人的眼睛里寻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现在我不能那样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维坚卡呀，都是美好的心灵！这是悲哀而善良，苦难而乐观，屈从于强权压制而又超越了强权的心灵。维佳，这是多么刚强的心灵！
你要知道，有些老头子、老奶奶多么关心地向我问到你呀。有些人多么热心地安慰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诉过苦，虽然他们的境遇比我更惨。
有时我觉得，不是我去给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这个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酬谢我的治疗，他们送给我一块面包、几个葱头或者一把豆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
维坚卡，你要知道，这决不是出诊费！有一次，一个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里塞几个土豆，一面说：‘唉，唉，大夫，请您原谅。’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这里面有一种纯洁、善良、可亲的东西，我还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
我不想安慰你，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心并没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会感到吃惊。但是你不要太难受，不要以为我挨饿，这段时间我还从来没有挨过饿。还有，我也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这儿的人究竟怎样呢？好也好得使我吃惊，坏也坏得使我吃惊。人与人大不相同，虽然都经历着同样的命运。电闪雷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方设法尽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样。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暂时的，是战争时期的事。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看到，一些人越是乐观，器量越小，越是自私。如果在吃饭时候有人来了，阿莉娅和她妈妈都要赶紧把吃的东西藏起来。
施佩林对我态度很好，尤其因为我吃得很少，我带回来的东西总是吃不了。但是我决定离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很不舒服。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一个人越是悲伤，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肠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穷人、白铁匠、裁缝们，比起那些千方百计积攒吃食儿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聪明得多。那些年纪轻轻的女教员、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高手施皮尔贝格、文静本分的图书馆女管理员、比小孩子还无用然而一直幻想制造土手榴弹把隔离区武装起来的工程师莱维奇，他们都是些多么古怪、多么不实际、多么可爱、多么悲伤、多么善良的人啊。
在这儿我看出来，希望几乎永远跟理智没有什么联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觉得，希望出自本能。
维佳，人总是满怀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后还要活很多很多年。无法知道这是愚蠢还是聪明，不过情形就是这样。我也服从这一规律。这里也有两个妇女从镇上来，也对我说了我的朋友舒金对我说的事。附近的德国人见到犹太人就杀，也不怜惜老弱妇孺。德国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车来，抓几十名男子去挖土沟，过两三天，德国人把犹太人赶到土沟边，开枪屠杀，一个不留。城市周围的村镇到处出现这种掩埋犹太人的丘坟。
隔壁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说，在波兰经常杀人，犹太人被杀得一个不留，只是在华沙、罗兹和拉多姆的几个隔离区里还有一些犹太人。我把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们集中在这里，不是为了像保护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欧洲野牛一样把我们保护起来，而是为了便于宰杀。根据计划，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轮到我们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继续为病人看眼睛，并且说：“如果按时用药水洗眼睛，过两三个星期就会好的。”我还在观察着一个老头子的眼睛，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为他摘除白内障了。
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为他的发音不准伤脑筋。
在这里，德国兵常常撞进来抢东西，哨兵为了寻开心，常常在铁丝网外面开枪向孩子们射击，越来越多的人断言，我们的厄运随时会来到。
谁知，至今人们还活着。甚至不久前我们这儿还举行过婚礼。听到几十种传闻。有时，来一位邻居，高兴得喘着粗气说，我军转入反攻啦，德国佬跑啦。有时会飞来消息，说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后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杀犹太人。有时又有消息说，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实在说，哪儿也没有像隔离区里这样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救犹太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
这些期望的来源都是一个，即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地否认那些一定要我们死绝的可怕的兆头。就像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难道我们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吗？理发匠、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都在干活儿嘛。甚至还开设了小小的产科医院，说确切一点儿，是接生小屋。人们还在洗衣服，晒衣服，做饭，孩子们从九月六日起又上学了，做妈妈的又向老师打听孩子的分数了。
施皮尔贝格老头儿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施佩林家的阿莉娅每天早晨做早操，临睡前都要卷头发，跟爸爸争吵，向爸爸要两块夏装衣料。
我从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课，缝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往夹大衣里填棉花絮。我听着一件件犹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识的一位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个鸭蛋，被打得失去知觉；药剂师西罗达的小孩子想从铁丝网下面钻出去，捡滚出去的皮球，哨兵开枪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终于传闻不再是传闻了。今天德国人赶着八十名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于是有些人非常高兴，以为可以带几个土豆给家里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么样的土豆。维佳，隔离区的夜晚是很特别的时间。孩子，你该记得，我常常教你对我说实话，儿子总是应该对妈妈说实话的。但是，妈妈也应该对儿子说实话。维佳，别以为你妈妈是刚强的人。我是软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时候怕打雷，怕黑。老来我怕生病，怕孤独，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为你的负担，是你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怕打仗。维佳，现在每天夜里我都很害怕，怕得心里直发冷。死神在等待着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过去你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护。现在，在我脆弱无力的时刻，多么想把头藏到你的膝盖上，让你这个又聪明又有力的儿子掩护我，保护我。维佳，我不是意志刚强的人，我很软弱。常常想到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是刚强，还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没有死。
不过，不说了。我一睡着了就做梦。常常梦见去世的妈妈，跟妈妈说话。昨夜我梦见萨沙•沙波什尼科夫，梦见当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梦见你，虽然我时时想着你，特别是在恐怖不安的时候。这会儿我醒来，忽然看到这顶棚，想起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我变成了麻风病人，就觉得我并没有醒，而是睡着了，在做梦。
可是过了几分钟，就听见阿莉娅和柳芭争论该谁去挑水，听见有人在说，昨天夜里德国人在附近一条街上把一个老汉的头打穿了。
一个熟识的师范学校女学生来找我，要我去给人看病。原来，她掩护着一位肩膀受伤、又烧伤了一只眼睛的中尉。这个可爱的、痛苦不堪的小伙子说的是口音很重的伏尔加土话。昨天夜里他钻进铁丝网，在隔离区里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伤得不重，经过我治疗，就不会化脓了。他讲打仗，讲我们的军队撤退，使我难过起来。他想休息几天之后，就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有好几个小伙子要跟他一块儿去，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学生尤拉。啊，维克托，我要是能跟他们一块儿走该多好呀！我能为这个小伙子出一点力，实在高兴，觉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一些人给他送来土豆、面包、豆角，有一个老奶奶还给他打了一双毛线袜。
今天一整天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昨天晚上阿莉娅通过她的俄罗斯女友弄到一个在医院死去的俄罗斯年轻姑娘的身份证。到夜里阿莉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就连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脸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慌乱地问我：“有技术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来？”确实有人说，在有些镇上，一些好的裁缝、鞋匠、医生没有被杀害。
到晚上施佩林还是找来一个砌炉子的老头子，在墙上打了一个隐蔽的洞，收藏粮食和盐。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你该记得，咱们一起读我最喜欢的那篇《老人们》，那时候咱们互相看看，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笑出了眼泪。然后我给尤拉指定后天要上的功课。需要这样。但是，我看着他那悲戚的脸，看着他抄写语法章节的手指头，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啊。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呀。聪明的眼睛，黑黑的鬈发，在他们当中，应该有未来的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还有诗人。
我看着他们每天早晨去上学，那种严肃的样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悲哀的神气。有时候他们也玩起来，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阵子，然而并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觉得可怕。
大家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这些孩子又怎样呢？他们再也不能成为音乐家、鞋匠和裁缝了。昨天夜里，我心里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长髯飘飘、心事重重的老大爷和唠唠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饼的老大娘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习俗、民谚俚语、节日欢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过后生活又会沸腾起来，可是我们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向我们报告挖坟消息的那个农民还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他老婆哭着说：“他们又做裁缝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钟表，又开药铺卖药……把他们全杀了，以后怎么办呀。”
我还清楚地想象到，将来有人从废墟旁路过，可能会说：“你该记得，这儿住过犹太人，住过修炉匠鲍鲁赫；礼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长凳子上，孩子们就在她的身边玩儿。”另一个人会说：“在那棵老梨树下面常常有一位女医生，我忘记她姓什么了，她给我治过眼睛，她干完活儿以后，总是搬一张藤椅，坐在那儿看书。”会是这样的，维佳。
就好像一阵可怕的气息从脸上吹过，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维坚卡，我想告诉你……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维坚卡，我这封信就要写完了，就要拿到铁丝网跟前，交给我的朋友。要给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谈话，等我送出这封信以后，就要准备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这是我最后的告别。在永远分离之前，在告别的时候，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在这些日子里，正如在一生中一样，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里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时候的衣服、你最初读的一些小书，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我一个劲儿地在回想，从你生下来的日子到最后一次收到你的信息，六月三十日的那封电报。我一合上眼睛，就觉得似乎你在保护着我，拦挡着即将来临的灾难。等我一想起周围发生的情况，又觉得庆幸，因为你不在我身边，免于劫难。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可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一想到我还能对你说说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说说，为什么我和你爸爸离婚，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常常想，等维佳知道了他的妈妈犯过错误，做过不理智的事，曾经争风吃醋，曾经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感到吃惊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说一说，就要孤单单地了结此生了，这是我的命运。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离你这样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我这样爱你，就应该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爱你了。
好啦，最后……祝你永远幸福，跟你所爱的人、你周围的人、比妈妈更亲近的人在一起，永远幸福！永别了！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警察的喝骂声，可是我看着这一页页的书信，就觉得我被保护了，这苦难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么能结束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哪儿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头发。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我的好维佳……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