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缘分
我与书，书与我之间，究竟算是有缘无缘，真也说不清楚。“缘”之一字，透着几分玄妙，必要“因”、“缘”凑泊，方可成其好事。对于一些铁杆的爱书人而言，这可以看作两下里的一种宿命关系吧？但这属于奇缘，就我与书而言，未免言重。
若说有缘，则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环境分明是在证明我与书的无缘。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当生在书香门第，呱呱坠地时已是书香缭绕。祖上耕者尽有，读者却无，耕读之家也沾不上边。父亲干革命出离家乡，到他那一辈为止，也许是家族中拥有书籍最多的人，以量计算，大概几十本是有的。都是“讲政治”一类，马恩列斯毛，联共布党史，外加一大堆文件汇编，全是上面发的。多少年后读《共产党宣言》，那气势，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时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来耳提面命，也就无趣。我怀疑父亲头次自己买书，还是为我花的钱，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钱在书上。是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送我的礼物是一套浩然的《艳阳天》。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自然印象深刻，到现在书价都还记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这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我刚十岁，书即使没看完也看了大半，其中的路线斗争，自然看不出端倪，只记得萧长春、焦淑红谈恋爱，此外两个中农，一个叫“马大炮”，一个叫“弯弯绕”。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买下这书送我，也许新华书店里就没几本书，也许他只是拣厚的挑，以示重赏。何事而能得此重赏已经忘记，而以书为礼，若非我的索要，便是父亲见我喜读书而投其所好。
关于书，还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证明我的缘浅。比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大部头书，乃是《欧阳海之歌》。此前所读，都是故事或通讯报道一类，《闯王李自成》、《战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读“毛选”，最感兴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释，里面有关于三大战役敌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淮海战役最“辉煌”，毙敌、伤敌、俘敌五十五万，我亦因这数字最为兴奋。于此可见彼时读书的胃口（与书何干？），一如看电影，情之所钟，唯在所谓“战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争”氛围的影响。如此爱“热闹”，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书居然读完，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至少读过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
我自己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沸腾的群山》，作者为谁已经忘却，书名一定是对的。价钱是一元左右，当时不算小数，就我当时绝少零花钱的“经济状况”，解囊时委实需要几分“慷慨”的豪气。偌大书店，取此而不取彼应有理由，但可以不问，因为书店里文学一类的书大都看过，包括买的这一本，拣这本下手，纯是因为买书的行为本身。而比起《牛田洋》、《征途》、《虹南作战史》、《较量》之类，《沸腾的群山》更看得下去。此书不知何时被处理了，大约后来对其“书”的资格有所怀疑，置于架上亦脸上无光。于今想来多少有些后悔：如同曾经拥有的《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一样，留下来也算是“文物”了—除本义之外，也可解作“文革之物”。
家无藏书又买不到书，要读书，似乎只有借。图书馆是借不到什么书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见图书馆开过门，中学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是如此。后来开放了，也没什么书可借。“文革”后期，书的禁区稍稍松动，有些“文革”前的书又外借了，我拿了父亲的借书证隔三岔五往南京图书馆跑，《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图书馆根据何种标准决定哪些书可让读者阅读，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选择，也许大体上是看书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书的年纪，几册薄书借回去，不几天就看无可看。我只记得每次借书时的忐忑，若是借书处的人因人证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断炊之虞。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艳阳天》一度是唯一的资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内部可以买到，父亲未放弃此项特权，我于是得以用这几部书作筹码换书看，这些书在当时可算“奇货”，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之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许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得乙书快速看完后没准又拿去与丙做交易。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也时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仍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脸。
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我是不愿将教材视为书的，但那课本实在比我们用的以语录、大批评、小评论为主打内容的课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获宝物，读得津津有味。
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时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乐，到处搜寻磁带，每日花在倒带上的时间，端在读书之上；一度疯狂看碟，进出音像店的次数，绝对超过逛书摊书店；每到世界杯之时，则又心神不属，即得好书也要束之高阁。然而以上种种，好比一晌贪欢，世界杯之类是数年一次的高烧，搜带寻碟亦是某个阶段的疯狂，终不似对书的兴趣一以贯之，来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爱好如喝酒，喜读书则如饮茶，喝酒是一时之醉，饮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何况饮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没有狂喜。
谈书即抬举书而贬低其他，对我的其他爱好，未免有些不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并非对书的客套。犹记年轻时喜做各种测验，有次三五人闲聊，便有命题，问若置身荒岛而限带三本书，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却，过后倒超出范围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书？）。想来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离弃的，还是书。其实还有更具预言色彩的测试：旧时有抓周一说，小儿若在诸般物事中单挑了书伸出手去，那就是命中注定，与书有缘。但小时父母都在忙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这等迷信活动，怕是根本未曾想起，由此我也就失去了关于该问题最简明的验证机会。当然喜读书与否虽无干一生休咎，以婴孩无意识举动一举而定，也还是近于儿戏，而且为父母的心中所想，恐怕不在书之本身，而在读书带来的功名富贵，不信问问一心盼着小儿直取书本的父母，可是希望小儿日后成个书虫？望子成龙者口中所谓“读书种子”，与书虫绝对是两码事。
认定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且确乎“求仁得仁”者，我们不能说他不读书，范进等辈，做梦都想中举，头悬梁锥刺骨，读书劲头不可谓不大，但所读之物我们未必认它是书，其人我们也不愿称他是与书有缘之人。以此标准，抓周其实往往导致误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贾宝玉，这位哥儿伸手便去抓脂粉，后来果然也满脑子姐姐妹妹，可看看他读《西厢》一类无用之书的劲头，我们岂能说他就与书无缘？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书结缘者，当作如是观。
照孔夫子说法，“好之”、“乐之”都是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难企及。我则固执地以为“好之”、“乐之”是较低的门槛，“知之”难乎其难。盖因我将“好之”、“乐之”解作一种情感态度或是状态，对书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门来一笑逢。不拘有用之书或无用之书，要说“知之”，则吾岂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谓“好之”也还勉强当得起。
所以有时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还算得上是个与书有缘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