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口热乎的
我的朋友老六是个话痨。每次老男人局喝酒，他讲的话都在一万五千字以上，这也是他编辑《读库》的入门级投稿标准。
前一阵儿，一位朋友邀请老男人们去喝酒，饭店很大，十几个包间，主人还专门挑了最大的一间，以示我们是座上宾。一张能坐十六个人的大桌，装了我们不到十个人，转盘桌子中间还摆了一座鲜花垛，庄重得紧。那天的饭菜都很地道可口，服务也温馨有加，可老六就是打不起精神，话少得可怜，酒也喝得彬彬有礼，总之和平时判若两人。
回去的路上，我试探地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近？”“没有啊！”老六一脸无辜。我接着问他为什么饭桌上如此沉默寡言，他把招牌眉毛拧了半天，回答说：“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对我来说，显然太不适应了，咱们穷哥儿几个一落座，你丫立刻掩映在鲜花丛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冲动地想跟你说客气话。哦，天哪……”
按照大众传播学的说法，两个人面对面的正常交流，应该在一百五十公分以内，这种距离被确认为是安全的，大于这个距离被称作社交距离，它的私密性就大大减少了。所以，在电视里经常看到那些貌似掏心窝子的访谈，主持人和被采访者相聚一丈多远，我说这根本不是交流，更像是审问。吃饭，也是这样。如果哥儿几个闹酒的聚会都弄成国庆招待会那样子，两个人想说点什么，恨不能靠手机短信完成，这就扯了。所以，那天临别的时候，老六异常郑重地说：“咱们哪，赶明儿还是吃点热乎的吧。”老六说的热乎，是指那种亲密无间的人挨人，类似家庭聚会的热络。
在日常生活里，桌距，或者说桌子的直径甚至可以改变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桌距的长短和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是成反比的。当然，“吃口热乎的”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作家阿城老师是个极挑嘴的人，这种挑剔不仅体现在对厨师水平的考较上，他还特别强调一种叫“镬气”的东西。镬气说起来有点玄幻，大体是指端到桌子上的菜的热乎程度。这是对“吃口热乎的”另外一种追求。
关于镬气，阿城有一套系列理论，首先从鼎锅发明的历史渊源说起。凭我的记忆，他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人发明火锅、炒菜锅之前，这东西首先用于祭祀，里面烹饪的食物冒出的腾腾热气是希望祖先感知的。热气还分层，最靠近锅边的层面由活人享用，而靠远端的热气以及“热气冷却后幻化的信息”，是专供在天之灵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离烹饪的器皿太远，您就把自己当成祖先了。
据阿城说，早先北京的大户人家不讲究下馆子，有头有脸的人讲究请名厨到家做。厨师一进门，先要问请客的地方在哪间屋，然后一定要选离那间屋最近一间做厨房。这样，才能确保镬气不散，离得太远了，镬气就没了。按照阿城老师的理论，镬气是菜肴的灵魂所在。“现在很多大饭店，饭菜从厨房到餐桌要走几个楼层，一里多地，到了客人的眼前，面目已经冷峻狰狞，拒人千里之外，这就是镬气散没了，没魂儿了。”阿城说，“就像涮锅子，总不能我涮得了，放盘子里，再端您家去，这不像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阿城的分析，美食家娜斯就举例说：“西方人也喜欢刚出炉的面包，但他们并没有祖先崇拜啊？”但是在平时的实践上，我更愿意同意阿老这套说法。用他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家号称国际餐饮品牌的台湾包子铺的包子，怎么吃，都没有江南或是巴蜀的路边小店可口，后者离锅灶近，热气旺—几乎是围着炉子吃，那镬气得多盛啊！
我非常喜欢的一间小馆子叫翠清，做湘菜的。连厨房加一起不到一百五十平米的小店，每天顾客盈门，好多年都是如此。服务员穿梭于拥挤的座位和排队的客人中间，大声喊着“小心烫”。不一会儿，菜便一道道“咣咣咣”粗犷地摆到了桌上，吃的时候甚至还烫嘴。前两年，翠清做大了，开了一间上档次的分店，营业面积比原先大了好几倍，装修精致许多，菜价也没有太大变化。我有一个叫梅子的美女同事，精通烹饪和吃喝。有次在老翠清排队实在绝望了，我带她去了新开的分店。没吃到一半，她就不停说，菜没有老店的好。我提醒她，会不会有心理和感情的因素，她决绝地说：“肯定没有。不说材料和厨艺，首先，这儿就少了老翠清的那股热乎劲儿……”这又一个讲究“镬气”的主儿！梅子甚至把菜刚出锅和女孩子的青春相提并论：“韶华易逝，菜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承认她的感受比我细腻和准确。确实，平时如果不是和特“讲究”的人一起吃的话，我宁愿排队，也要选择老翠清。而这种偏好，不能不说“镬气”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热菜热饭热心肠，这是一种美好的感受。讲究“镬气”，说白了就是品尝菜肴最新鲜出炉的那一刹的芳泽。菜没了这个新鲜劲儿之后，再和它亲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靠在你肩头的女孩，心里一直想着前男友……
嗯，想到“镬气”，想到“桌距”，盘算着自己手机里存着的几十家小饭馆名录，改天，还得叫着老哥儿几个，满满登登坐一小桌，“吃口热乎的”，咱们！
一个人的面馆
府右街，紧挨着伟大首都怦怦直跳的心脏。在这条街北口的把角，有家快餐厅，名字叫“延吉餐厅分号”，这是我最喜欢的饭馆，说起来你不信，粗略算一下，我去过这里不下千次！真的。
关于这家餐厅，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和它的第一次相逢。那是1982年，我的一个同学，北京妞儿，要让我明白他们北京“兴”吃什么，于是带着我到了这家人山人海的饭馆。先买券，三两朝鲜冷面，定价两毛一分（同等级别的一碗现在已经是人民币十二元）。之后排了二十分钟队，一点儿不夸张，二十分钟，队两边都是站在那里端着六寸大碗，以很高的分贝吸溜面和咕嘟咕嘟喝汤的顾客。我当时心想，靠，这东西在北京还真是“兴”啊。
关于朝鲜冷面的知识都是后来知道的，延吉餐厅的这种面在东北叫黑冷面，用面粉、淀粉加荞麦面混合在一起压制，汤是用葱、姜加酱油外带苹果、梨的汁水一起调成。面出锅先过凉水，再倒入汤，加白醋食用。第一次吃冷面，我的北京同学急迫地挑动着眉毛等待我的评价。第一口，首先感到的是浓烈的生酱油味，紧接着是泡菜的臭味和白醋的酸味，这味道太古怪了，我甚至没有吃完一碗面。但我没好意思说难吃，只是扭捏地说，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离开饭馆的时候，下意识认为再不会光顾，但当时是穷学生，又是学摄影的，经常在故宫北海什刹海附近转悠拍作业，延吉冷面低廉的价格让我没多久便再次成为它的顾客。接着又有了第三次。而且，这种面放上特制的辣酱，非常刺激、开胃，以至于后来拿着学校发的公交月票，无论去哪儿拍照片，都把午饭定到了这里。要三两面，再要一扎生啤酒，先把啤酒倒进五百毫升的军用水壶里，当晚饭和水，喝掉剩下的半升啤酒，再把面吃完。荞面扛时候啊，一下午都不饿。赶上父母寄生活费，就中午和晚上都在这儿，还可以多要一瓶北冰洋汽水。
古时候，男女结婚，好多人之前根本没见过面，但也不乏和谐恩爱的例证。我和延吉冷面就像这样，从不接受到习惯，最后变成无法舍弃。最多的时候，我有连续五天冷面的记录，一个星期没吃，想想就要流口水—冷面就这样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很多人感受不同，我认为吃冷面最好的季节并不是夏天，最过瘾的，是隆冬，最好是下雪的晚上。吃完冷面回学校，一阵小风吹过，自己不由打一个哆嗦：那种颤抖不仅来自寒冷，也来自于口腔被辣椒灼痛催生的迷幻—那是一种一跳一跳的辣，带有一点轻微的自虐的快感。坐109路，我会high到东大桥，赶上112，我能high到十里堡。
延吉餐厅最多的时候有三个分店，总店在西四北大街，据说那儿的面比较正宗，可是我总觉得西四没有府右街这家分号好吃，除非赶上这里装修，否则我绝不光顾总店—这说明味觉的先入为主有多严重。那时候，我已经在西三环附近上班，经常中午打一辆面的，来回二十元钱，到府右街吃三元钱的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后来有次出差，从延边到浑江到丹东，一路上都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吃得美，酒喝得也浩荡。每顿饭，主人征求关于主食的意见，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冷面！可是吃到嘴里，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和府右街那家相比。有一次我甚至脱口而出：“你们冷面好像有点儿不正宗哦。”说完自知失言，但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回北京，机场大巴一到西单，直接109，背着一肩膀的行李，端一碗冷面，迎着风，站在马路边，不过三分钟，解馋。
这几年经常喝酒，每次酒醉，第二天最想的就是那种筋道的面条。尽管它不容易消化，但就是那么怪，一碗冷面下肚，本来翻江倒海的胃立刻就能平静下来。坐在餐厅里，想想这么多年了，看着这家小铺变成了两层小楼，看着饭馆的名字前面加上了餐饮集团的名字，甚至见证过这里的一位服务员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它承载我到北京之后非常多的人生经历和记忆瞬间。我也动笔写过，一万字都没结束，因为那已经不完全是一篇关于吃的文章，这家饭馆对于我，也不是简单地用餐厅二字就能概括的。
非常不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混饮食圈，写专栏介绍饭馆，偶尔甚至被唤作美食家。但酷爱冷面这件事，我从来讳莫如深。这里有过一个教训。某年，和关系最好的一位同事把冷面吹得天花乱坠。终于有一天，约上她，我又帮着放辣椒，又帮着倒白醋的，忙活了好一阵，挑动着眉毛就等她赞叹的尖叫……这位同事特有风度，不动声色地把面吃了一半，然后轻轻地将筷子摆在了碗上，微笑着对我说：“哎，我真想知道，人要犯多大的错误才给吃这么难吃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我之蜜糖你之砒霜”吧。在生活里，我经常推荐朋友们去各种各样的餐厅品尝美食，但只有延吉餐厅分号是属于我个人的，最多，也只能和最亲近的人分享。记得不止一次，看到我心情不好，儿子跑过来，主动说：“爸，要不咱们去吃冷面吧？”他乖巧的样子让我不觉心下一暖：其实，个人的饮食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