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柏拉图晚年的最后一部著述，《法律篇》向来被视作柏拉图从天上城邦走向地上城邦、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制度的主要转变之作，奠定了后世追寻和探讨法治奥义的框架基石。

而本书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组织历届博士研究生研究柏拉图《法律篇》的成果之一。导师和学生从经典文本出发，并尽可能结合既有的古希腊历史研究成果以及对柏拉图的著疏成果，来进行对《法律篇》的“耕读”或“犁典”。这样的努力在中国学界之前还未有过。

付子堂，1965年生，法学教授，法理学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及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研究方向为现代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等，著有《法律功能论》等，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初阶》《法理学进阶》《法理学高阶》。

目 录

引 论

第一卷 何者非法

第二卷 教育的重审

第三卷 以史为鉴 

第四卷 法律与城邦

第五卷 立邦之本 

第六卷 政治制度与政制关系 

第七卷 法律与教育 

第八卷 人性与美德 

第九卷 罪与罚 

第十卷 法律的神圣根基 

第十一卷 公民交往行为的法律规制

第十二卷 公法及政体

附 录 《伊庇诺米篇》：顺承法义 通达智慧 

后 记 

序Ⅰ 缘何经典？

胡兴建

经典何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其《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些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可见，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与“我”之间的关系，而“我”对经典的需求在于自身的处境。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曾对人的生存处境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和洞穴样宽的通道通向外面光明之地。人们从小就住在这个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筑有一道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人始终被捆绑着，因此人只能看见后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人就会将自己所看到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事物。

如何才能走出虚幻，看清真实？只有打破捆绑自己的锁链，转身，并沿着崎岖的洞穴之路不断往上，才能最终走出洞穴，来到阳光之下。阳光既明且澈，在它之下审视，一切将变得真确而切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生活在一个独特的群体中，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偏见，这些将深深地影响着群体成员的思想，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这些偏见如锁链一般捆着他们，在偏见下观察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二者之间的区别犹如物体和它的影子。幻影世界中，人将迷失自己。然而人之为人在于自主，在于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德尔斐神庙中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实际上，这也是身处历史长河中的人性所必然面临的命运。卢梭曾将人性比喻成立于海边的格洛巨斯石像，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一样。人类在社会的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了无数的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的不断激荡等等，它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样子，早已改变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

那么，何以破除偏见？如何才能够扒开历史所覆盖在人性之上的沉渣看到本真的人呢？仅凭当下环境中所接受的常识远远不够，它们甚至还会将我们导向更加固执的地步。此时，我们需借助那些巨人的肩膀，他们眼光高远，见识深刻。借助其眼光，才能深入认识周遭的繁复世界。凭借其力量，才能有力抵抗顽固的习俗偏见。唯此，转身、向上才得以可能。虽然巨人已远去，但他们为我们留下言辞，传下著述，是谓经典。其眼光和见识就蕴藏其间，只有亲躬于字里行间，聆听其教诲，才能真正提升自己。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情况或许还要复杂一些。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论及柏拉图所作的“洞穴”比喻时曾指出，对于柏拉图来说，那个时代，人要认识真理只要从“洞穴”中走出来即可，但对于现代人而言，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林林总总的现代思想已经构筑起了另外一个洞穴，因而人要走到阳光之下得先从那个现代洞穴走到原初洞穴。当然，有人会说，这只是西方思想家就西方文化对西方人做的论述，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前，这种判断或许是对的，但在“中西碰撞”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学者曾论证道：“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说法，用以解释文明的起源。他指出，“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样一个时段。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北纬三十度上下，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的民族同时产生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和精神导师。比如说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等。这些人用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各民族文明的基本形态。此后，不管文明怎么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这些基本的形态。与其他文明圈不同，由孔子所塑造的华夏礼制直到近代都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然而，1840年起，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更为严峻的是，他们带来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传统所奉行的理念和制度。中国天朝上国的思想彻底被敲碎，此即上文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认真理解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制度，尤其是西方的义理制度，以期为我所用。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

用柏拉图“洞穴”的比喻来分析中国，我们发现，在此世界里，东方和西方的交汇、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已然让“认识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困难。从1840年以来，通过翻译、介绍、研究，我们对西方已有了相当的理解，但从理解的“质”上来说，还远远不够。如此，从西方思想的源头开始精读就变得必要而急迫。

2006年，我考取西南政法大学法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有一门课就是经典研究，上课的形式就是一字一句读柏拉图的《法律篇》。为了方便导师组的导师都能参加，我们的课程安排在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开始读书，我都会想到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马基雅维里给他朋友写的信。

马基雅维里晚年被罢官而为村夫，在乡下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仍然坚持思考，每天晚上都过着一种严肃而愉快的精神生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在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这是部很有学术份量和思想份量的书稿，一方面是几代学人面对柏拉图《法律篇》逐字逐句的领会与论辩，让读者对这部经典的思想内涵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领悟；另一方面，这种对思想经典深入文本的精读和细读方式，开了中国学术教育风气之先，值得大力倡导与推广。

到底柏拉图的哲学应该怎样来看，是不是有个青年柏拉图、中年柏拉图、老年柏拉图，或者说他的哲学有一个转变，甚至说从他中期的《理想国》转向晚期的《法律篇》的思想。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早期柏拉图、中期柏拉图、晚期柏拉图，那么可能柏拉图的思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认为他的思想有一个内在的转变的过程，如果承认存在这个过程，那么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转变可能就归结为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柏拉图确实发现他中期的理论——相论出现了问题，或说他对他的哲人王的问题产生了质疑，如果我们承认柏拉图的思想是有分期的话，那么我们在《法律篇》里面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思想不存在有分期的问题，柏拉图写作的时候，他的对话在不同的时期就表现有不同的风格。从柏拉图论述的主题去考虑的话，我们在学习他的对话时，《法律篇》的写作风格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中译本的导言第25页，施莱尔马赫就认为柏拉图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哲学目的，有完整的系统框架，所以他后来写作对话，先写哪篇、后写哪篇，哪篇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一边写一边思考。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了罗尔斯的观点就信仰了自由主义，过两天接触到德里达又觉得罗尔斯的观点有问题，于是开始研究后现代，过个几年又遇到某某人了。我们的观点往往处于变化中，因此以后如果要研究我们的思想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但是在柏拉图这里是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的，即他的观点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成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柏拉图大概二十八岁，应该算是他的青年时期，而苏格拉底据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文本，不知道他对柏拉图的秘密教导到底有多少。到底苏格拉底对柏拉图有些什么秘密的教诲，存在一些揣测，但至少苏格拉底是明确地吩咐柏拉图在公元前399年，待他一死就要马上离开雅典，到其他城邦去。为什么苏格拉底教了这么多学生，却只给了柏拉图这个任务或者说临终的遗嘱，为什么他没有叫色诺芬或者其他学生到处走走呢？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柏拉图没有在他面前，为什么苏格拉底偏偏要叫柏拉图在自己死后周游列国并回来开始考虑写作对话，甚至我们怀疑用对话进行写作这个行动也是苏格拉底死前就已经叮嘱过柏拉图的。

可能苏格拉底告诉柏拉图需要时间，等柏拉图游历回来就可以开始行动，我们可以展开这种揣测或想象。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到底对柏拉图意味着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柏拉图的思想其实就已经成熟了？柏拉图后来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主题，将苏格拉底已经成熟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个途径，可能对柏拉图写作的意图有一些不同于往常的哲学史研究的理解，当然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大胆，不一定有足够的文本证据的支持，这是我上学期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想到的，涉及作为立法者的柏拉图该如何书写和行动的问题。

在死的时候苏格拉底是否已经意识到希腊的城邦制度气数已尽，故希望柏拉图的书写召唤一种新的可能性呢？从西方的政治史来看，希腊城邦制度在苏格拉底死了以后，确实再也没有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主流。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曾经短暂地复兴过城邦制度，但是其精神意向实质上与古典的城邦是不同的。罗马的城邦严格说来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它对语言的态度，对物的态度，以及对行动、对政治的理解也不同于希腊。因为希腊的城邦制度，可以说到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在实践上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当然在语言和思想上，是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这里终结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典范地表现了希腊的城邦理论，亦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奏响了希腊城邦的丧钟。后来亚里士多德教导出来的学生所开创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已经在考虑帝国的问题。而帝国的问题在希腊这里也是存在的，只是后来好像没有落实到行动。

苏格拉底教导出来的最伟大的学生，除了我们熟知的柏拉图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学生叫阿尔基比亚德。阿尔基比亚德当时鼓动希腊人远征西西里的时候，其实就面临了帝国问题。但是当时阿尔基比亚德可能知道希腊的城邦理论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帝国，后来看他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可以归结到希腊城邦内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帝国的问题最典型地反映了战争问题：一个帝国产生的时候，肯定是战争结束的时候，而一个帝国，就是靠征服或者战争建立起来的。因此考虑帝国问题就是将政体问题放到次要的位置，将国家、城邦的一个内部问题置于外部问题之下。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强调了一个城邦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内部的问题，而是外部的问题。就比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提到的，他更多讨论的是城邦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城邦内部的问题。后来从讨论城邦外部的问题开始，来谈控制，来规定对城邦内部问题的探讨，这其实是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

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开始，一直到后来格劳秀斯讨论战争与和平法，包括到后来康德论永久和平，还有黑格尔论世界历史，整个现代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精神都是从战争这个问题或者国家、城邦的外在性来进行研究的。阿尔基比亚德认为这是一个比内在性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城邦的外部不能得到解决的话，内部建设得再好，这个城邦也是脆弱的。尤其当时为了保证一个好的城邦，就要求这个城邦不能太大，因此很有可能这个小的、好的城邦足以被另一个大的、不讲理的城邦毁灭。因此在柏拉图对话之前，希腊的战争问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外部问题。在此之后，外部问题仍很突出。为什么当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随着城邦的衰落反而忽略了对城邦外部问题的探讨呢？柏拉图之前，希腊的精神是由荷马史诗规定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也是讨论战争问题。因此在柏拉图这里，除了考虑哲学的分歧和考虑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死，我觉得还得考虑战争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就涉及柏拉图的写作。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柏拉图为什么要写作——虽然他的写作也是很隐讳的，但是他毕竟写了。他的写作动机从哪里来，怎么解释，我个人的体会是应该从城邦的衰落以及城邦需要召唤新的立法者来思考。柏拉图通过写作终结一个时代，或者说为能读懂他的书的人开创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