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扑通扑通的、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从外观上看，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与此同时体温下降，四肢变得僵硬，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它是以一种确信的、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是在履行一项“君子协定”。也就是在此之后，死亡随即登场。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这是一种毫无余地、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其势不可阻挡。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穿过肠腺，进驻胰岛，再插入鲍氏囊，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最后抵达心脏。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人们可以想象，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都装载满满。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身躯归属死亡。废弃的灯盏，箱包，地毯，门把，窗框。泥地，沼泽，溪流，山脉，云彩，天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纵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型医院里，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有专用的电梯，专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在教堂墓地那儿，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举行葬礼仪式时，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从实用目的出发，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比如，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大可不必加以遮盖，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开车抬走。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这里啄啄，那里啄啄，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对这一系列的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为了合乎礼仪？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礼仪。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向世界敞开一切吧，像她那样躺在那儿，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在公园和在停车场，这就不是城市，是地狱。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由此，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么、驱走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但一年半载下来，其数目可能很稳定，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无论如何没法避开。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来，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这一定意味着，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无论是哪种缘由，结论只归于一个：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从集体的转向个体—不，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天经地义。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要是办不到，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则会是：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但殡仪馆就不行。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譬如，地窖阴冷，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落叶终须归根。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在中东地区某城市，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画面没有重量，没有夸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它们不属于哪里，却又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一个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天气平静无风无浪，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它就这么消失了。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多云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缓慢而沉重，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切。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几秒钟，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我站起身来，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我母亲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赛，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这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把脚塞进鞋里，手臂插进夹克衣袖，打开房门出去，绕着房子就开跑。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我放慢速度，开始走起来。他站在房子背后，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凭直觉。
他放下铁锤，摘下手套。
“怎么啦？”
“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我说，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
“一张潜水员的脸？”爸爸说。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什么人的脸，是海里的一张画。”
“一张画，我说你呀。”说着，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说。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
“这么说，”他开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当然，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个基督教徒，他感到有点难堪。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类，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在这片住宅区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他是这么低估我。
我摇摇头。
“不是耶稣。”我说。
“这个回答还差不多。”爸爸说，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强。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这低低的、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声音清晰可闻。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 咳嗽了几声，戴上手套，又把铁锤握在手里。
“别再想这事了。”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
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身体血糊糊的，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当活动的时候，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安静，严肃，深不可测。我伸出舌头来，有一分钟那么久，于是她也伸出舌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现在她四岁了，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她的眼睛机灵警觉，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于狡黠，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这样的时候，我气得不行，使劲摇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脏跳动着。啊，我的天，它跳动着。
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还差几分八点。我坐在书房里，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听着瑞典林子乐队（Dungen）的音乐，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从那儿再往前去，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树枝光秃，草地青青，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我熟悉窗外的景色，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喜欢这点，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或许搬到奥斯陆去，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但我们说及的未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外出旅游，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事情却发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出乎预料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这么做了，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我怎么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刚到斯德哥尔摩时，只认识那里的两个人，而且都不熟：盖尔，1990年春天和他在卑尔根有过几个星期的交往，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琳达，1999年春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举行的文学新人讲座上结识的，只有几天时间的接触。我给盖尔去了封信，问是否可以在他那儿待几天直到我给自己找到住处。我办成了，在那儿我给两家瑞典报纸投了一份租房广告。从四十多份复信里我选了两份。一处在巴斯图街，另一处在布兰许尔卡街。两家看过以后决定住第二家，直到我的视线落在大门进口处楼梯旁的住户名单上，在那里我看到了琳达的名字。世界真的很小，竟然有这个可能？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千五百多万人口啊。要是公寓是由朋友或熟人关系介绍，几率就不会这么小，因为不管城市大小，相对来讲文化圈子是很窄的。但这可是完全经过一个上百上千的人都看过的无名无姓的租房广告，回我信的人自然既不认识琳达，也不认识我。就在这一刻我再次改变主意，最好还是住另外一处。因为要是我选择住这里，琳达或许会认为我是对她有意思。但这就是一个预兆，其中含义无穷。因为琳达就是现在我娶的女人，我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是她与我分享生命。我以前生活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我随身带来的书籍与唱片。其他的一切我都让它尘封。那时候我用了许多时间来回想我的过去，现在想来，那么多时间几乎是一种病态，因此我不仅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最大限量地从中吸取经验，现在过往的一切几乎不能在脑海里接近我。更多的原因我想是我们有了孩子，和他们一起的生活现在占据了所有的时间空间。甚至所有新近发生的事都完全被他们排挤掉了：若问我三天以前做了些什么，我记不得。问我两年前万妮娅的情况怎样、海蒂两个月前的事、约翰两周以前的事，我都记不得。在我们每天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这些事始终重复发生着，我现在改变最多的是对于时间的概念。从前时间在我的眼里像可以向前走的一段距离，这道路通向遥远的未来，但愿它的前景充满光明，至少绝不会是乏味无聊的，而现在这里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模式。要是我用一幅画来描述它，应当是在水闸前的一只船：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了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同样的千篇一律。随着每天的日子过去，当生活触及边沿的一刻便更加怀念以往，那一刻前方之路敞开，生活终于又向前移动。与此同时我在其中恰恰看到了这种重复、禁闭和毫无变化很有必要，它们给予我保护，一旦我离开了它们，所有从前的烦恼便会回来。突然地，我会被那些所说过的、所见过的、所想过的漫无边际的无数念头完全占据，仿佛又被扔进了从前生活了多年的那种毫无节制、一事无成，常常深陷于自轻自贱和失败的境地之中。往日的憧憬与希望现在依旧同样强烈，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希望的目标在那时可以实现，而不是此时此地。我在这里要寻得另一种目标，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安宁。这里我说的是艺术的生存。纸上说说不难，在纸上我能轻而易举地给海蒂描绘出一个形象，比如，清晨五点钟她从童床上爬下来，黑暗中她在地板上蹒跚学步，几秒钟后打开电灯开关，站在跟前，对睡眼惺忪半张开眼的我说：“Köket”（瑞典语：厨房）。她的瑞典语很有个人特色，词汇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含义，而是她的自创，这个“厨房”的意思就是什锦麦片加蓝莓酸奶。用同样的方式，比如看见蜡烛就叫“Ja, må hon leva!”（瑞典的生日祝福歌）。海蒂大眼睛，大嘴巴，还有一副大胃口。在她自己生命的头一年半里，整个看来就是个急切贪吃、健康强壮、快活的小家伙。这个秋天约翰出世，其他人都退居次要，海蒂显示出了自己最早期朦胧未知的情感的宣泄方式。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几乎利用每一个机会想方设法地去伤害弟弟，他脸上的抓痕经常规律性地出现。秋天我去了一趟法兰克福，四天后回来，约翰看上去就像去过了战场。事情很难办，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让她接近他，于是只好想法洞察她的情绪，避免她靠近弟弟，断了她想碰到弟弟的路。但即使在她心情愉快高涨的时候，她的手也可能闪电般伸出去揍他一拳或是挠他一把。在这一系列行为的同时她也会开始生气，其暴怒的程度是我两个月前未曾想到的。与此同时，她身上也体现出了早期的那种同样莫名的脆弱：在我的声音或是举止中有了几乎难以察觉出的那么一丁点儿的严厉，她便垂下头，转过身开始哭起来，仿佛她只愿意向我们展示她的愤怒，而一些敏感的东西她会掩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温柔之情。但这只是在纸上。在现实里，真实的场景是：一大清早，当外面的街上还是一片漆黑，整个屋子里还没有一丝动静的时候，她站在我跟前，情绪很好地等待着这新一天的到来。带着一种心甘情愿、紧张又带点激动的心情，我立刻开始行动，把昨天的衣服往身上一套，跟她走进厨房，那儿是许诺过的蓝莓口味酸奶和不含糖的什锦麦片等着她。她的作为要是超出了我的底线，我便温情全无，一连串的例子，比如一再闹着缠着要看一场电影，或者想法进到约翰正在睡觉的房间去，简单地说，每次我对她说不字她都反而对着干，接着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较量，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于是我由厌烦变为激怒，当我厉声对她讲话时，她的眼泪就滚了出来。她低下头，耷拉着肩头扭过身去，我想，自找的，让她这么去好了。直到晚上我才领悟到，她不过两岁呀，哪能不管她。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心想，我在这里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啊。但一旦这念头过去，心里会对自己说我别无选择，心里会是每天清晨三小时里要走过的一切程序：尿布要换，衣服要穿，早餐要摆上桌，牙要刷，脸要洗，头发要梳光洁后再归拢系好，吵嘴要避免，打架要制止，连衣裤和靴子要穿上，然后我一手推着双座的童车，一手把两个小女孩推着往前走进了电梯，伴着一路上少不了的推打吵闹下楼，走出大门，把她们抱进童车坐下，戴好帽子和手套把车推到街上，这时路上已经有许多来来往往赶着去上班的人，十分钟以后把她们送到幼儿园，这时我还有近五小时的自由时间可工作，在他们又给孩子们穿戴上衣帽等候回家之前。
我始终有很强烈的希望独处的需求，我需要巨大的孤独的空间，当我得不到这些，像我过去的五年里一样，就会失望沮丧，有时候几乎是恐慌，或者发怒。我整个成年人的生活里让我向前的动力—奢望有朝一日能写出些精彩的东西，当这唯一的念头受到威胁时，就会感到像有一只耗子在啃噬着我的心，就想从这里逃开。时光从我身边飞走，像沙粒一样从我的指间滑落，与此同时我做的是……是啊，我做的是什么呀，我？擦地板，洗衣服，做晚餐，饭后的洗刷，购物，跟孩子一起在外面的儿童乐园玩，把他们领回家，脱衣服洗澡，照料他们直到晚上睡觉，把她们在床上安顿好，晾衣服，收干衣服回来，衣服叠好放回衣柜，收拾屋子，擦拭桌子、椅子、柜子。这是一场战争，不是那种史诗般的英雄战争，却是那种你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因为无论我在家里付出了多少劳动，所有的房间里还是杂乱不堪、邋遢肮脏，我用我醒着的每分钟照管着的孩子，却比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更加执拗，有一度这里简直就是个疯人院，或许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亲密和疏离之间获得必要的平衡，越是难以控制情绪的时候这种平衡就显得越重要。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万妮娅八个月左右时，她开始有了很强的感情宣泄需求，有时候几乎是一种突然袭击，那会儿根本不可能亲近她，她只是一味地尖叫，大声尖叫。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拽住她，直到这一切结束。也难说清这是为什么，但当她从外界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时，便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当我们到斯德哥尔摩郊外去看望她外婆时，当她与其他孩子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太长，或是在周末的一天我们进城去了一趟。当她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尖声大叫，不顾听不受劝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敏感与自控力的统一结合并非易事。在海蒂出生后，对她就更难了。我真希望能说自己的行为举止是明智的、有分寸的，但很遗憾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势下我的愤怒和我的情绪也随之加剧。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万妮娅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超市地上就是不起来，在我的怒火上来时会失去理智，恨不得把她立时撕成碎片，当时也顾不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把她像一袋马铃薯那样往肩头上一甩，就这样扛着她穿过城市，她当时又踢又打像野兽那样嚎叫。另一种情况是，她喊叫时我就站在那里跟她对吼，把她扔在床上用手按紧直到她最后降伏，这是她害怕的一招。在她那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找到了一个可以准确地让我完全发疯的绝招，即一种固定方式的嘶喊，不是哭或者抽噎或者歇斯底里，是毫无由来的、带有目的的、含着寻衅的那种干嚎。这时我会完全失去控制，跨步走到这可怜的小女孩跟前，对着她大声咆哮，或是捉住她使劲地摇晃，直到她的嚎叫转变为哭声，她的身体绵软下来，最后终于可以接受对她的抚慰。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段经历，看这个不到两岁的她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刻下怎样明显的印记。事实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说的话题就只有这一件事。说上去这自然不关她的事，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琳达和我的生活几近混乱，或者说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一切随时可能崩溃，而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有小孩的家庭生活。我们不懂得计划。得把晚餐的食物买回来这件事，每天都让我们措手不及。每个月底也得付清账单。要是没有某个发放工资的机构不定时地将钱打入我的账户，比如那些各类的收入，版税、读书会的售书酬金、一点学校教科书酬金，或者，正如这个秋天，有来自国外的后续版税，那一定会全乱套的。这不断有的即兴作品增加了瞬间的意义，当然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劳动的成果自然让人感到生命格外充满意义，感受到光明，当然也可以实际干点什么了，强烈的感受，无与伦比的欢乐。啊，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喜气洋洋。孩子们都充满了活力，自然他们要寻求快乐，要是我们有额外的精力带他们去高兴一回，他们就会把几分钟以前的执拗或是愤怒忘得干干净净。当然会意识到这样做是很消磨人的，所以虽知道要和孩子们一起同乐，但这对身处其间的我意义不大，仍像陷入了眼泪和失望的泥潭里。我一旦陷入了泥潭，就将被新发生的每一件事拽住旋转而下，直至泥潭深处。而与此一样消磨人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跟孩子打交道，是孩子在把我往下拉。这毫无价值。像这种处境，我是要尽最大可能不做这样的人。在有孩子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那时候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只要我好好待他们。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到当时为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警告我有了孩子会是对生活的另一种侵入。将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他们的亲近程度。一个人自己的秉性和幽默如何与他们的脾气和幽默交织在一起，如此一来，个人最糟糕的一面不再是为己所有，藏于内心，而是把它们都显示出来，但又像接受外面的东西一样，被扔了回来。自然，关于人善与美的一面的显示也同样如此。在那些最有压力的非常时期里是个例外。在海蒂和约翰先后出生那会儿，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生活受到冲击，找不到比生事、闹别扭更好的宣泄方式来矫正和改变这一切。这里的生活基本上是稳定和井井有条的，虽然有时我对他们光火，但他们对我仍然有安全感，每当他们需要庇护时，就会想法来靠近我。再没有比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更让他们快乐的事了。他们要的都是一些极简单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奇幻色彩：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天去西约特兰港郊游，先经过一个公园，摆在那里的一堆木头就足以占据他们半小时，然后经过海边，他们对海上的帆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接着就是午餐，我们坐在通往海里的阶梯上吃意式三明治，那是在当地一家意大利咖啡馆买的，至于带的便当嘛，我们自然不去想它了。于是有一个小时他们只是四处跑着、玩耍、欢笑。万妮娅跑起来有点甩手甩脚的样子，这种极具个人特点的跑动姿势，从她一岁半那会儿就这样了，海蒂以她那跌跌撞撞的步姿走着，迈步急切而匆忙，始终掉在她姐姐身后两米的地方，她时刻准备好要接受属于万妮娅的那些小玩意，虽然这种情况不多。然后我们顺着来路回家。海蒂在童车里睡着了的时候，我们和万妮娅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她热爱单独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柠檬水，一边打开话匣子，问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比如天空是不是挂得很牢，或者有什么能让秋天停下，或者猴子是否有骨架子。面对这一切我的愉悦之情油然而生，不是那种巨大的欢喜，更加接近于一种平和或者宁静，同时也很高兴。或许甚至是，在游离出的一瞬间里的快乐。还不够吗？难道这还不够？是的，若快乐是一个目标，那么这就够了。但快乐不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要它来干什么？家庭也不是我的目标。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我拥有的一切时间和我的每一分钱财都花费在它上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那我们就可以住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冬天去滑雪溜冰，背包里装有干粮和暖水壶，夏天出外划船，水里游泳、钓鱼，野外露营，和其他有小孩的家庭一起去国外旅游；一个井井有条的家，用时间精心做一道晚餐，同朋友们聚在一起，幸福而快乐。是啊，这像是一幅漫画，但每天我看到有孩子的那些人家就是这样生活的。孩子们干干净净，衣服精致美丽，父母们都乐呵呵的，有时候会提高嗓门，但他们绝没有像蠢货那样站在那里冲着孩子们一通大吼。他们在周末出外郊游，夏天在诺曼底那里租一栋房子避暑，他们的冰箱里绝不会空着，总是有食物。他们在银行或是医院上班，在IT公司或是政府机关部门就职，在剧院或是大学工作。为什么我要写作，将自己关闭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孩子们用的童车看起来就像是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我去幼儿园时，眼神疯狂、面部僵硬，脸上像罩着一个怪异颓丧的外壳？为什么我要写作，让孩子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合着我个人的意愿，对后果不管不顾？我们生活中这所有的混乱到底来自哪里？我知道我可以让这一切消失，我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家庭，那得我愿意才行，那这必得是我们生活最终的意义。我不愿这样。为了家庭我必须付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