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8月，当时正值休假，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法国公共综合电台的台长皮埃尔•威诺（Pierre Wiehn）给我打来的——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他邀请我参加法国公共综合电台暑期后的一档广播节目，父母面对孩子时会遇到一些问题，而这一节目主要对此提出建议和意见。身处假期却要考虑假期结束后的工作！我拒绝了。我之所以断然拒绝，是因为我最初觉得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很难探究清楚家庭教育问题的背后那许多没被意识到的因素。几天后，台长皮埃尔•威诺的助手让•舒盖（Jean Chouquet）又在电话里极力地说服我，他对我说，听众对这档节目呼声很高，自从电台广播成为陪伴每个家庭的声音后，许多父母都在电台寻求自己心理问题的答案。为此，他们才要去做一档针对儿童教育难题的节目。不过，他们为什么找我呢？心理分析师的工作已经让我非常忙碌了。这应该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年轻父母的任务啊！现在已有许多人来处理这些问题，至于我嘛，就算了吧……之后我便没再考虑过这件事。
然而，暑假结束我恢复工作时，台长皮埃尔•威诺再次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您就单纯来和我们聊一聊吧，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您就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下吧！我们很想与您讨论一下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对这档节目方案非常上心。那时我刚刚休假回来，休息得很好，而且也还没有受到工作时间安排的约束，于是，我便同意了。
那是在9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去了法国公共综合电台公司大楼，见到了各位先生们，与他们一同思考和讨论。渐渐地，我便被他们说服了。
是啊，这对于童年而言，的确值得去做，更何况还有许多来自听众的呼声。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既不带有伤害或教训的口吻，又能较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同时，如何才能利用广播这种渠道来为那些孩子做些事情呢？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未来，我们却从未听过他们的心声。诚然，所有的心理医生都指出，在给那些有适应障碍的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时，其心理问题的原因常常要追溯到他们的年幼时期。除了由学校或家庭原因引起的反应性心理障碍外，的确有一些婴幼儿时期的神经官能症以及某些精神疾病，都起源于一些心理纠葛。假如这些父母或者孩子曾经获得过心理帮助，那么他们便可以毫无焦虑地、也不带对任何一方的内疚感，去相互理解。其实这些心理纠葛原本都可以被治愈，然而，这些遗留下来的心理问题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慢性异常病，于是就让孩子同时产生了依赖性、抗拒性与成长的不协调性。
幼儿消化系统失调、没有胃口、失眠、烦躁不安或冷漠无情，甚至对一切事物都很麻木，包括对玩耍、发出声响等活动开始失去兴趣，这些都是他们最早表现出的精神痛苦的方式。还有一些问题会出现得晚一些，比如语言能力发展迟缓、运动机能障碍或人格障碍等，这些都是由于孩子与周围的人失去了语言交流出现的症状。这些现象在孩子幼年时期尤为常见，但是被大部分父母完全忽略了，在孩子到达入学年龄之前，父母就只管惩罚他们，或者给他们打镇静剂。而一旦医生给孩子开了这种药，以后他们便天天给孩子服用。可以说，孩子在满入学年龄之前出现的人际关系障碍，都未曾被父母意识到。然而，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却会为孩子将来融入社会产生心理障碍埋下伏笔。这并非是因为父母不爱他们的孩子，而是他们不理解孩子，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难题时，再去思考儿子或女儿出生头几年的心理问题。然而，这些孩子从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开始，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个渴望交流、充满各种诉求的生命个体，是一个个需要安全、爱、快乐和语言交流的个体，这些需求甚至超越了他们对物质方面的照料、食物卫生或是生理卫生的需求。
此外，医学与外科手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过去孩子如果得了传染病，或者发生了神经官能障碍、生理紊乱，很有可能夭折；但是现在，这样的孩子却能被救活。还有一些孩子则在经历了艰难的胎儿期、早产，随后在婴儿保温箱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才生存下来。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受过良好医疗照顾且身体恢复健康的孩子，在家庭、社会环境中以及与其他同龄孩子相处时，常常会表现出一些退行的征兆，还有通常意义上说的语言能力发展困难，以及社交心理方面的障碍。
孩子在3～5岁以前，也就是成长过程初期，如果受到过心理问题的干扰，那么在参与同龄孩子的游戏时将完全无法感觉到安全和快乐。如果父母在他们到了上学的年纪才发现这些问题，那就太晚了。再晚一点的话，他们将面临人格障碍、身心方面的反复代偿失衡，还有因被同龄人以及周围的成年人排挤而出现的各种焦虑，这时候，父母就要带孩子去做专业的心理治疗。这些孩子还算是幸运的，相比之下，那些被隔离，并被送进精神治疗医院或特殊教育机构，从而与父母分离的孩子，最终几乎都会成为脱离主流社会群体的边缘人。
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只要发现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产生了问题，就应该尽早去解决，这样才能避免造成为时已晚的结局。可是又该如何入手呢？
有不少明事理的父母很想知道他们养育孩子的努力是怎样付诸东流的，然而这却是广义上的教育问题，如同他们说的，他们所有的尝试都做了，可依然因尚未奏效而焦虑，同时孩子也因无法让父母听到自己的心声失去了对生活的乐趣。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障碍，都是他本能地向父母发出的求救信号，因为孩子是父母的亲生骨肉，父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孩子让父母焦虑的同时，自己会更加焦虑。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些身处困境中的父母，让他们来讲述孩子的问题并对其加以思考，让他们理解孩子并给他们提供援助，而非想方设法地抑制或忽略孩子内心痛苦的征兆？我们应该告诉父母，如何才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如何让孩子在经历了考验或失败，经历了一场大病，留下一些残疾，或者身体、思维或情感有了真正的缺陷后，可以得到自我成长，找回自信。对于父母而言，没有什么比面对孩子的身体疾病或精神痛苦却无能为力更为难过的了；对于孩子而言，也没有什么比从父母那里失去对生命的安全感、天生的自信更为痛苦的了。这档节目应当为父母提供有效信息，回应他们需要帮助的请求，缓解他们的困顿，减轻父母与孩子任何一方的负罪感，以便唤醒反思的力量。这档节目也应该支持父母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的辅助角色，有时还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迷失的孩子表现出来的问题去了解自己。有时候，孩子出现的问题的确与父母的惶恐不安有关，孩子给父母造成的困难往往也是对父母过错的一种反映，而父母却不自知，比如父母会依据孩子的年龄与性情，给予孩子过多或者过少的自由，这种不正确的做法反而阻碍孩子培养自主能力。这是这档节目力所能及的事情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试验一下吗？
危险其实在于让人相信现成的解决办法，或者一些教育方面的诀窍，因为他们面对的常常是复杂的、扎根在成年人心里的情绪问题。当他们为人父母时，要么在重复自己父母的做法，要么相反。他们与父母那一辈形成了反差，他们年轻时过早地开始承担家计，却又难以承担这个责任，而同时又继续承担着这个责任。诚然，对于这种类型的节目，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但这难道就可以成为我们不做此类节目的理由吗？固然，无论我们在节目中说什么，都会引来许多争执，但试一试又何妨？当然，许多家庭的情况太棘手了，有太多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悄然导致家庭成员之间没有了言语沟通，使父母无法找回平静进而反思问题。更何况那些困惑中的父母正期待着孩子的成功能够为他们的不幸带来安慰。那些在童年受过伤害的父母，他们对自己的夫妻感情生活感到失望，对亲近的人也感到失望，在职场感到气馁，于是便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孩子的一点点失败便会让他们觉得失望，于是他们就把责任的重担压到了年轻一辈身上，而不是在一种有安全感的氛围里去帮助年轻一辈，让他们放松地重拾对自我的信心与希望……
那么，节目应该如何着手进行呢？首先，不在直播时回答提出的任何问题，哪怕是匿名提问。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写下细节详尽的书信，并且向来信人保证会认真阅读所有的来信。由于广播电台时间有限，书信中只能有少部分可以得到回复。对于听众来说，用写信的方式明确表达出自己的难题，已经是一种寻求自我帮助的方式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读完信件之后，我们要在众多来信中选出那些通过讲述某个特别案例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对众多父母有所帮助，哪怕在每个孩子身上会有不同的体现。家庭生活方式，孩子的数量、年龄与性别，以及孩子在兄弟姐妹间的排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孩子在情感上的反应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他们在一天天的成长中形成的世界观，以及通过激励、竞争与阶段性的身份认同来寻找的自我身份，也依赖于这些因素。我们应该告诉那些收听我们节目的父母，所有的孩子在成长发育期间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一段又一段特殊的敏感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如果父母不理解孩子，或是对孩子指手画脚、处理不当，那么这个时期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比其他任何阶段都要深，从而使得父母对孩子的误解，以及对孩子这些阶段性反应的干扰因素，都会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总之，我们要通过一些典型的个案去给听众讲述和分析最常见的难题，以便能够真正地帮助父母去理解孩子。其实，许多成年听众朋友并非了解那些童年时期面对的特殊考验，以及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性格，在顺利通过考验的同时会表现出的行为反应模式。
做父母的所不知道的是，一个小小的生命自出生开始就是一个拥有语言的生命体，只要父母给他解释了，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便会被自然而然地化解掉。不管孩子有多小，只有母亲或父亲给孩子讲述他们对孩子童年的痛苦作何理解，那么孩子才能够对自己和父母保有信心并通过成长的考验。孩子所理解的究竟是语义，还是说话背后的善意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敢肯定孩子很早就已经开始对母亲的语言有感知能力了，同样他也能感受到对方用同理心讲出来的真实话语所具有的通达人性的含义。孩子在通情达理的说话方式里，能感受到相应的安全感；相反，为了让孩子闭嘴（有时确实会奏效）而出现的吼叫、打骂，却无法让孩子感受到类似的安全感。打骂的方式会给孩子一种类似自己是“家养动物”的感觉，使他屈从并害怕自己的“主人”。然而孩子应该有一种对自己“人”的身份的认同，相信当他身处困境时会有爱他的人来做他坚强的后盾。在没有令人感到心安的解释性的语言来给予孩子安慰的情况下，孩子的那些哭闹和不安的表现就是他唯一能做的自我表达。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常常忘记这种充满人性、通情达理的交流。孩子是父母夫妻生活每时每刻的见证人，却从来听不到针对自己的语言，尤其是孩子和母亲一起在城市里生活，或者孩子住在保姆家，抑或托儿所这种情况。然而在过去的家族式家庭中，当父母不在时，总会有一个能搭把手的成年人用说话、唱歌、抱着摇着哄孩子的方法，包容着孩子表现出的痛苦与不安。另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教育孩子时，要真诚地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激励孩子用智慧去发展观察能力，激发孩子的推理论证能力与反思批评能力。因此，我认为语言的这些功能是很有必要让父母去发现，或者去重新发现的。许多父母已经忘记了这些道理，因此有必要对他们讲一讲。
这可以说是社会服务型的工作，但是不是一位精神分析师的责任呢？精神分析师要做的是安静地倾听来访者，让对方通过说话的方式来整理自己曾被过去的痛苦扰乱的内心秩序，并在唤起过去的过程中寻找出解读干扰性意识的方法，来打破那些阻碍自己成长进步的既偏执又反复的心理过程。那么我到底该不该作为其中的一员，通过广播去解读与回答相关的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而且一直都在问。当然，作为一个了解精神分析学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在咨询中与年幼的或年长的人对话时遇到过许多尚未解决的痛苦的人，我无法不用精神分析师的方式来说话。然而，尽管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同样的过程，但是每个人在经历困难考验时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哪怕父母常常是出于好意，孩子面临的考验也都与父母面临的难题有关。那么个人对人类共有的痛苦的理解是否可以贡献出来去帮助他人呢？我不得而知。经验会告诉我们答案。
在父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可以避免的伤痛？孩子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会被一些无意识的欲望所困扰，因此这些伤痛在所难免，比如乱伦禁忌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每个家庭成员的欲望之间产生难以解脱，却必须积极解决的矛盾。我是精神分析师，可我也是女人、妻子、母亲，我知道，这些不同的角色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我也知道出于好意的举动同样有着潜在的危险。尽管我是精神分析师，但这里我是作为一个要做奶奶的女人来说话的，我所提供的答案都有待商榷，所以我得出答案的思考也值得再讨论，因为在这个不停变化的世界里，今天的孩子明天将成为下一代文明中的青少年与成年人。我要做的仅仅是试着阐明提问者的问题而已。各位给我来信的朋友、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即将在这本书里读到我回答的朋友们，请勿以为我已受托掌管了真知，而不对我的回复再加以思索。这仅仅是我个人在面对今天与孩子有关的现实问题时而开展的一场研究，许多方面都受制于过往的经验，而且无法脱离转变中的社会大环境及其相应的心理变化，同时也被我们面对的日新月异的情况所牵制。在我所做的回答里，我的目的是鼓励身陷难题的父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同时也激发出诸位听众对周遭孩子生活境况的反思。孩子的童年我们都得参与，因为我们都伴随并接纳着孩子的童年，也扶持着孩子童年的成长，所有这些为的就是能让孩子安全长大成人，并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今天的孩子是否在重复着我们往日的童年呢？我们是否应该复制那些前几辈人成功养育儿女的行为模式呢？当然不是。现实状况已经改变，而且每天都在变，所以今天的孩子也要努力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然而唯一不变的是，孩子想要与成年人交流的强烈渴望。这份渴望一直存在，而且过去就一直存在，因为表达自我以及越过年龄与语言的界限去寻求与他人的交流本来就是人类的本性。同样，人类也会因为无力做到表达与交流感到痛苦，也为自己不恰当的沟通方式感到难受。
阅读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即将读到我给父母和来信相对少一点的年轻人的回答，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让你们一起去体会孩子的感受，去思考他们面临的问题。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答案。同时也要想一想无线电广播技术这一了不起的信息渠道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机会，想一想曾经只能锁在各自家庭中的秘密，如今却可以让互不相识的人借此有了交流的机会。
一些读者也许会在本书中找回他们接受过的教育的回忆，找回他们儿时或是父母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有过的困惑，如同他们在自己孩子那里遇到的难题一样，不需要外在的帮助就可以解决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走近这些与自己情况不同的家庭，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些面对困难时手足无措的大人与小孩；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在小公园广场上玩耍的孩子、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还有那些打扰自己清静的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的反应——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学会用一种更合适的口吻或态度跟孩子说话，让大人不要过快地给孩子下结论，要经过思考再来回应孩子的日常问题。读者们，你们会在本书中读到许多这样的例子。通过与家人的相处，通过子女的提问，你们也许会比我更清楚如何给处在困难中的父母帮助，并设身处地地为子女提供援助。
本书详细收录了法国公共综合电台的节目《孩子出生以后》最初几个月的节目内容。
我要感谢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一直谨慎地紧盯计时器的节目制作人贝尔纳•格朗（BernardGrand）先生，感谢在节目中与我对话的雅克•普拉戴勒（JacquesPradel）先生，感谢把我所有留下的来信做了总结概括工作的卡特琳•多尔多（CatherineDolto）女士（被选择留下的信件让我们可以选出当下的主题），还要感谢在巴黎16区肯尼迪总统大街116号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秘书们，感谢他们让我们使用5348号房间来录制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