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艺术怎么样
文/蔡国强
艺术家其实可以闷着不说，就做让人想不通的东西。但我自己是喜欢说的人。既然艺术上主张跟大众对话，怎么可能不说话。我跟大众说，和艺术界大家说，其实是边说边想，自己找话说，有些并没想通。不少是我平时在工作室说、也跟媒体说的，说别人也是说自己。有些可能是听人说，有些是不太应该说，竟然还写出来。反正我也不是正经策展人或评论家，更不是领导。艺术家嘛，不太负责任地随便说说又怎么样，说艺术、艺术家，说做作品、说展览。因为展览主题说的是创造力，也比较针对中国，讨论起来未免令人感到过时、说教，也不酷……
说艺术
八五运动时期的艺术家，包括我，还是比较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到今天也还有。多多少少幻想自己的艺术能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开放自由，能在艺术史上有贡献。面对社会问题，总想到或许艺术能改变它。
这跟1990年前后有些不一样。知识分子还在努力从挫折的结果中走出时，艺术家们已经很快出来了。他们普遍放弃理想，但用“卡哇伊”（日语“可爱”）面对民族命运。
卡哇伊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受中国明代年画影响的日本浮世绘，包括春宫画，再到后来的卡哇伊日本动画片，甚至动画风AV片。战争的故事以卡哇伊风格表现，容易创作，也易被接受。日本动画片里，战争的苦难、杀戮、责任和反省，可以用卡哇伊回避和模糊。2000年后，卡哇伊又以现代艺术的形式销向世界。一个民族不可能在战败后不说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可怎么说呢，说起来都要面对那些沉重，也难以辩解，这应该就是日本动画和漫画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据说正是战后许多军工科技人员的改行，打造了日本礼花弹的崭新时代：不能造武器，都做烟花去。美丽和可爱造就了时代的文化市场繁荣，玩笑了历史和今天。
中国当代艺术里也有卡哇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被涂画成卡哇伊；领袖被卡哇伊，面带花草；工农兵被卡哇伊，带着西方时尚的商标……90年代开始，卡哇伊更厉害，中国艺术家不正面挫折，而转为卡哇伊式的调侃。这些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政治波普。
中国艺术里的卡哇伊风可谓成功。收藏家喜欢卡哇伊艺术，这样的富贵阶层很多人没有太大的政治斗志和目标，不管哪个制度都是他们的“游戏”平台。作品卖天价，因为卡哇伊好玩，这个时代人们不愿收藏沉重和尖锐，艳俗更适合奢华的家庭。政治波普被容忍，因为毕竟是无关痛痒的小资产阶级东西。中国波普的成功，也是世界普遍欣赏卡哇伊文化的反映。
也许可以说，艺术家的斗志被社会现实挫伤，创作卡哇伊能安慰自己创伤的灵魂。嘲讽和滑稽代替激昂的革命精神，改革的失望被经济开放的丰收补偿。人们着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财富积累、生活改善，个人欲望扩大。但是个人财富积累还要带动个人灵魂的解放，否则只是享乐，进而唯利是图。个人灵魂的解放会促进社会的开放和政治改革进程。一般来说，艺术有更多自由，艺术家、作品应该会更好。可是，这个世界有些自由的国家，为什么它们很少有当代艺术？这说明好艺术家的产生，还有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本身不是那么简单。
波普风在苏联也出现过。列宁、斯大林形象都成了卡哇伊，海军战士的泪水闪烁着宝石和鲜花。偶尔听到这样的议论，总是令人难过和讽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没了，西方人对俄罗斯艺术家失去兴趣；艺术家和社会，包括曾关注它的西方人都好像失去坐标。但世界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艺术家，包括艺术家自身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在制度下努力或抗争，不同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苏联、俄罗斯和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关系千丝万缕；老师被消失了，学生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
当代艺术的先辈们是从前卫运动开始接近社会主义的，不管苏联还是西方，都倾向所谓的左翼。左翼反对艺术为一小部分人的资产阶级服务，相信社会关怀和艺术对民众的启蒙意义。当这些追求工业化、大众化，现代性的苏联先锋派艺术家发现被制度束缚了创造力和自由，就纷纷出国，如康定斯基、夏加尔。留下的如马列维奇，也面临自我改良的命运。社会主义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社会写实主义容易教育万千民众。对抽象性艺术形式的探求成了自我精神主张的自由追求，规避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责任。中国当代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除此以外，同时还面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左右牵引。
其实1990年后开始活跃的艺术家的绘画技巧达到西方人能接受的程度，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扎实的社会主义学院写实训练。当然他们的画法并不跟全国美展完全一样，因为接受了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长年累月，很多艺术家都没明白：绘画不是画事，而是画绘画这事，是通过画事而画绘画这事。这就是为何中国画家总是需要争相模仿怀斯、里希特、弗洛伊德、霍克尼、图伊曼斯——还是人家知道绘画的乐趣和难度在哪。前辈赵无极、关良、林风眠、吴冠中也许为当代艺术家们所忽略，但他们致力于中西合璧，正视绘画这事，毕竟形成风格！今天大多艺术家如果把画的内容拿掉，谁是谁？
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后首先进来的是西方现代思想。西方人以为中国人远离西方很久，其实社会主义就是从西方来的。中国人从小上学的课堂上眼睛看过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留着大胡子的西方人。中国人唱着国际歌，思考解放全人类，以为是进行着全球化教育。
中国人经常要么认为自己文化太深广，西方人不懂，要么觉得自己文化太落后，没什么可说，总是没法说清自己的真实。相比之下，日本一直以西方为镜，探求什么是日本和东方，什么可以是世界的，或者让西方接受的——在世界语境里对自己如何清晰阐述。村上隆《小男孩》展览的目标就很清楚，认识到并直接讨论：日本文化艺术里右翼、左翼是什么？可以做的和不好做的是什么？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和接受，对战争的态度，日本和西方的落差何在？如何评价卡哇伊的意义，西方为何喜欢它，而日本当代艺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为什么质疑它？卡哇伊是日本艺术的世界性影响，还是满足西方美术界的异国情调、回避了日本文化精神在当代艺术的不作为……以上等等问题。
日本紧紧把握跟美国关系的状态，在意美国因素在他们国家的重大影响。曾经很激烈的西方化进程时，日本左翼艺术家们对国际精神、西方现代艺术很崇尚。但签了《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正式成为日本保护国后，这些现代主义的年轻人受到很大打击。因此推动了现代民族文化的抬头。相比二战前，战后日本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精神，并且在世界现代文化的脉络里成就巨大。
日本当代艺术总是讨论什么是日本美学的传承，如何经受西方当代艺术的冲击。日本和中国有共同的复杂情结：现代艺术来自西方；亚洲当代艺术既要面对是否被西方承认，又要在西方冲击下，尚能说出自己的话语，这是有矛盾的。村上隆的卡哇伊展是带异国情调、浮世绘式的当代版：精神上既有文化传承又是日本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形式语言实际是所谓西方的、国际的。有时候日本当代艺术主流的左翼，会发现村上隆实际是比较右翼，展览的出发点在探讨日本文化的灵魂。让日本左翼评论家们有点挫折的是右翼在美国更得到支持，这样的状况也包括政治。西方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比对中国更多，日本的软实力强于中国。三宅一生、安藤忠雄等一方面对世界的游戏规则非常了解，又以对自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世界和当代的创造。
西方的影响不止在日本，对中国，包括我们的展览，也是一个重要参考。西方现代文化的因素对于中国一直存在，来自西方巨大的文化牵引，不仅体现在艺术上，也在追寻社会制度、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的历程里，政治因素确实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