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

序言/前言/后记

前言

阿•康•科托夫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努力创作的一生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契诃夫。苏联文艺学把契诃夫从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诋毁和曲解中解救出来，确立了对其创作真正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正是建立在作家同时代人真实见证的基础上。

契诃夫一生都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众多杰出人物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契诃夫都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极大兴趣。实际上，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和艺术活动家都关注过契诃夫。

在他刚踏入文坛，以发表在幽默刊物的笑话和小短篇而闻名时，契诃夫就结识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科夫和格里戈罗维奇。1880年代下半期，契诃夫与同龄的文学人柯罗连科关系密切，再往后与托尔斯泰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契诃夫很快成为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和精神密友。和契诃夫关系最紧密、最友好的当属高尔基，他卓越的才华和革命意识在契诃夫在世时就鲜明地表露出来。

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列宾、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关系都十分密切。虽然契诃夫无法长时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生活，但他巨大的才华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中不乏和文学根本不沾边儿的人。一些进步科学的杰出代表对契诃夫也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季米里亚泽夫（К.А.Тимирязев）和齐奥尔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

契诃夫处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心有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感情方面，契诃夫和许多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一点使得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些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契诃夫的一生提供了资料，而且使俄罗斯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列宾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都与这个阶段紧密相连。

当然，远不是所有了解契诃夫的人都留下了关于他的回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契诃夫去世早。契诃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了解到的。尽管如此，同时代人留下的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在俄罗斯回忆录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同时代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像柯罗连科、列宾、库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卡恰洛夫、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都公开发表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契诃夫的童年时期和他文学创作的早期则由他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详尽地作了记录。高尔基关于他的回忆在契诃夫回忆录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以最详尽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契诃夫的精神面貌，勾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契诃夫。高尔基关于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峡谷》的评论文章，以及稍后写的回忆随笔都为人们重新解读契诃夫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从回忆录文集中找寻作家详实无遗的生平是不行的。绝大多数记录的都是契诃夫生前蜚声文坛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那个时期的事。他与众多文学家和戏剧活动家的相识始于1880年代下半期,他们都曾撰写关于他的回忆录,这自然为他们的回忆录划定出一个时间界限。文献中对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特别是雅尔塔的生活阶段给予了非常详实的记录。这个时期，契诃夫和大批的青年作家、艺术活动家出于对文学和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相互交往。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契诃夫一生中所有的阶段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了体现。

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塔甘罗格。在那里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在前往莫斯科和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关于自己的童年乃至自己的一生,契诃夫自己很少提及，只是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可以见到他记忆中塔甘罗格的生活场景。从契诃夫的信中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断定契诃夫对自己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态度。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每逢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它给我的感觉总是非常阴郁。现在我不信教。您知道，当初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归正》或者《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地看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1892年3月9日的信。这里和下面契诃夫书信的引文都摘自莫斯科1944—1951年出版的文集和书信全集。——原编者注（以下凡未注明注者的均为原编者注）

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契诃夫一家在塔甘罗格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到，从小契诃夫就必须在父亲的杂货店中干活，十六岁当家庭教师，与和“套中人”一样的中学老师打交道——他们只会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用惩罚粗暴地对待孩子。“塔甘罗格中学，”作家唐•博戈拉兹回忆道,“就像一个特别的劳教队。学校有一个感化班，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练习来代替棍棒责罚。”在回忆录中同时代人用生动的描写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个少年契诃夫：在死气沉沉的中学读书，被教堂夜间唱诗班折腾得筋疲力尽，在父亲濒于破产的小杂货店里忙碌，又卖东西又收钱；他幽默，爱讲笑话，那种幽默感是他特有的，安托沙•契洪捷未来的特点在此正在渐渐形成。

契诃夫从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谎言的市侩环境中。“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有一次契诃夫这样说。关于这一点，作家的哥哥亚历山大•契诃夫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写道，“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幸福的孩子。可他自己却从没有体验过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多么希望在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会有一丝甜蜜的感觉。”但是，他能回想起来的只是个受尽折磨、事事服从的中学生。这一点从他的另一个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契诃夫很早就有了要对荒唐的生活和可笑又可悲的人嘲讽的想法。在米哈伊尔和其他熟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塔甘罗格生活的同代人的回忆录中，你会读到他们记录下的契诃夫的讽刺幽默小说和他改编的笑话。“他经常组织演讲和演出，”米哈伊尔•契诃夫写道，“他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人或模仿某个人。”契诃夫生活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很早就对生活中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有感悟——在杂货铺帮忙的时候，在商业法庭和学校都看到过那样的事。他的幽默讽刺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始终不渝地对周遭的市侩习气进行嘲讽。例如,他的一篇即兴之作写人愚不可及地妄自尊大同时又巴结献媚,其中描写了两个官员：一个“官居高位”，另一个是小官吏，在其面前奴颜婢膝。契诃夫也不无讽刺地改写一些宗教故事，比如，他写一个现代人，“在他那里创世的神话发生了极其有趣的变异：小黑葡萄干和葡萄干混合得无法将它们区分出来了，而月亮能应该由女工来清洗清洗”。所有这些都显著地表现出未来契诃夫的特点。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有一个内在准备期,虽然那时确保他获得创作成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但是未来创作的取向和特点都已基本确立。对契诃夫来说，这个内在创作准备期就是在塔甘罗格中学度过的岁月。契诃夫二十岁初涉文坛，在创作中他很轻松地就把自己擅长的即兴创作、讽刺小品和幽默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证实，他在塔甘罗格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结合物。印象中，他当时的一部分小说是由滑稽短剧和笑话演变而来，那些短剧和笑话都来源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对周围滑稽的人和事的模仿和嘲弄。后来，契诃夫养成了即兴讲幽默笑话的习惯，这个习惯对他的小说也有影响——他的小说很容易进行改编搬上舞台。但是，在杂志社工作的最初几年，契诃夫创作所涉及的领域要比他在塔甘罗格宽泛得多。众所周知，契诃夫的创作才能提升得非常快，创作范围也非常广，他的作品内容几乎触及了当时所有的新领域和新现象。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二年起他就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一些幽默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写幽默小说和令人发笑的评论，为图画作幽默文字点评。他的同时代人证实，契诃夫后来甚至连自己都记不清在创作高峰时究竟在幽默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小说——他写得实在太多了。比如，1883年他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和随笔。早期，契诃夫曾在一些小杂志社工作，那里的人都是和写作没太大关系的记者。自然，他少不了和那些记者以及当时新闻界的“同仁”打交道。顺便提一句，后来出现的一个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作家去世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契诃夫的“朋友”。一些好像是“很早和他一起共过事”，一些曾和他有过“推心置腹的谈话”，还有的说是“友情深厚”等等。而实际上，大家知道，在1880年代的记者中和契诃夫关系称得上亲近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

契诃夫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就给自己提出了艺术目标。因此，他的小说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显得非常突出。契诃夫非常善于透过滑稽可笑的事件和细节来揭示深层次的东西。在他的小说中，感觉敏锐的同时代人能够领悟到一些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了解作家是多么巧妙而又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同样在1883年，契诃夫在幽默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中出现了真正的经典作品,它们是《小公务员之死》、《英格兰女子》和《胖子和瘦子》。

当然契诃夫不可能感觉不到，在报社和一些小杂志社里，他和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办报人和无良记者是多么得格格不入。在谈到吉里亚罗夫斯基时，契诃夫认为他是1880年代的记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契诃夫谈到了自己对那些“办报先生们”的看法：“我和他（指吉里亚罗夫斯基）认识将近二十年了，在莫斯科我们一同起步。我对他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脸皮很厚，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爱吹牛……但是人还是很淳朴的，心地也善良，他根本没有那些办报人骨子里的背信弃义的恶习。”（摘自1899年8月24日）契诃夫希望把他划归自己的同类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列维坦、瓦斯涅佐夫和科罗温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的画家都是那种样子。

吉里亚罗夫斯基证实，早在1880年代初“一些画家就经常在契诃夫家聚会。列维坦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始终和契诃夫的家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作家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称列维坦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

维•阿•西莫夫——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舞台美术家，他在自己的随笔中曾讲述过契诃夫和这个画家群体的友谊。“列维坦和契诃夫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挚的友谊和相同的艺术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他们的来往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

契诃夫创作的第一阶段包括莫斯科大学求学时期、在齐金和兹韦尼戈罗德卡医院实习期，是紧张的创作期。在这个阶段，他的写作水平已经十分接近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这一点在很多的回忆文章中都能得到印证。作家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个时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最重要的资料当属柯罗连科随笔中记述的内容。在讲述1887年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柯罗连科证实，契诃夫具有积极的社会情绪。能够确认契诃夫对柯罗连科具有好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柯罗连科刚刚结束多年的流放，并且仍处于监视居住中。契诃夫当面对柯罗连科本人表示出强烈的好感，而且对他的作品也非常欣赏。“他是一位我喜爱的当代作家，”他在1888年2月这样写道。契诃夫提议柯罗连科和自己一起从事戏剧创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办的新杂志出主意，提档次。1887年10月17日在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中契诃夫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态度。“我对您说，”契诃夫写道，“能和您相识我感到万分地高兴，这是肺腑之言。第一，对您的才华我非常仰慕和喜爱，很多原因使我非常看重。其二，我想，如果我和您能再活一二十年，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不会因为观点分歧而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在当今俄国所有从事写作比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肤浅和最不认真的一个……而您是一位认真、坚强和诚实的人。我们之间的差距，正像您看到的那样，非常之大。可是即便如此，我在拜读您的作品和与您相识时没有感到一丝生疏感。”摘自1888年2月5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

柯罗连科的回忆录涉及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对自由民粹派的看法。正如柯罗连科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曾试图把契诃夫和以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北方导报》的自由民粹派编辑部拉上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契诃夫的文学观点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派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巨大差异。柯罗连科列举了一些说明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态度的资料。但在此需要作个说明。柯罗连科是在1904年，也就是契诃夫刚刚去世时撰写的回忆录，同年米哈伊洛维奇也去世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柯罗连科认为谈论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的真实态度有些不合适。当他写到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非常有好感”时，无论如何，能够感觉到柯罗连科希望淡化这种态度，尽管一开始他指的就是他的个人态度。至少从米哈伊洛维奇发表的对契诃夫态度的非常激烈、甚至是侮辱性的演讲中仍然能够找到相关印证。

在契诃夫涉足文坛初期，除了吉里亚罗夫斯基留下的几张素描外，1880年代的文学家中还有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和谢格洛夫撰写了回忆录。前者在1887年初就与契诃夫相识，后来他们见面的频率相当高，主要是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很长时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契诃夫对他的文学活动给予了非常大的影响。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契诃夫对他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文学论点。

同一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相识。一开始契诃夫就预言对方在写作方面会有所建树，但后来谢格洛夫辜负了他的期望。如果说刚认识时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的话，后来契诃夫和他基本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因为谢格洛夫作为一个作家缺乏原则性，做事不择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闻界的一些反动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契诃夫只是偶尔和他通通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契诃夫创作初期的回忆录虽然很多，但是单凭这些仍然很难对作家在幽默杂志工作期间的思想状况勾勒一个完整的轮廓。大部分回忆录仅仅只是对他的经历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并且对作家的文学和美学观点的阐述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尽管非常简洁，和其他人相比，他对契诃夫该方面的剖析还是比较全面的，并且他和别人来往的一些书信也为我们对契诃夫的文学和社会观点获得更加完整的轮廓提供了可能。

《草原》（1888）是契诃夫创作新阶段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草原》之后相继发表的《没有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匿名氏的故事》、《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和《海鸥》是契诃夫艺术才华更进一步的展现，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使命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他广泛接触和了解人民生活的结果。

对契诃夫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有：萨哈林岛之行，这次游历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梅利霍沃参加医疗工作和社会活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赈济饥荒；参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在这个阶段，”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契诃夫处于首都作家和演员艺术群体的漩涡中心……他喜欢聚会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喜欢戏剧界的活动和到各地和国外旅行。他乐观向上，像以前一样地谦逊，像以前一样听得多，看得多，却说得少。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契诃夫和演艺界、美术界和音乐界的接触明显增多。1887年契诃夫和列宾相识，第二年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准确地描述了契诃夫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样，柴可夫斯基也多次对契诃夫的作品给予热情赞誉。“您对俄罗斯文学领域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天才契诃夫有所了解吗？”1889年6月2日柴可夫斯基写道，“我认为，他是我们文学领域未来的栋梁。”给尤•帕•施巴任斯基的信。在那段时间，契诃夫和俄国的著名演员像连斯基、苏姆巴托夫•尤任和斯沃博金关系都很亲密。1895年契诃夫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一直延续到契诃夫去世，并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契诃夫这个时期的回忆录同时代的人写得比较多，这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而且对他的社会和文学观点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代人的记录使契诃夫关于文学的任务、作家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必须要“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生活等论述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材料涉及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契诃夫的演员和作家朋友们都喜欢来这个莫斯科郊外的庄园作客，列维坦就不止一次来这里。梅利霍沃的场景也常常被作家写进描写俄罗斯乡村最著名的作品中。

撰写该时期契诃夫回忆录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比较突出的还有波塔片科和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契诃夫和波塔片科是在1889年敖德萨的旅行中相识的。到了九十年代，两人的关系更加稳固。他写的回忆录中包含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但却丝毫无法证明波塔片科了解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

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契诃夫家人之间的浓浓亲情。在回忆录中她还记录了契诃夫和莫斯科文学界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不少实质性的资料。

对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回忆录需要作一个特别的说明。她的回忆录中有大量关于她自己生活的叙述性文字，其中契诃夫被给予了重要位置。阿维洛娃好像是在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对自己和契诃夫长达十年间的大量来往书信进行了点评。她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可信的资料，特别是契诃夫在彼得堡的那段时间所交往的圈子以及彼得堡的剧院第一次上演他的剧本时的情形，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作家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处理和契诃夫有关的内容时表现出过分的主观和片面。同样契诃夫在小说《关于爱情》中对阿维洛娃的态度未必是完全真实的。

1898年，由于结核病不断加重，契诃夫不得不迁居雅尔塔——早在一年前他的病就有了危及作家生命的迹象。由于病情恶化，契科夫入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同时代的人证实，1896秋天，《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后，契诃夫受到了批评。作家的病情之所以急剧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人的恶意诋毁所造成的。当时这次公演失败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因为剧院没有能正确理解契诃夫这部喜剧的创新性。《海鸥》是由喜剧演员列芙克耶娃进行的义演，她通常扮演预设轻松效果的角色，所以完全不适合出演契诃夫的剧本。波塔片科在回忆录中写道，“列芙克耶娃是一个滑稽、逗人开心的演员，通常情况下她出演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角色，饰演好吃懒做的人、老处女等，这些人物都被处理成喜剧形象，装腔作势地说着可笑的话……”她的追捧者都是商人、店员、市场里的买卖人、军官……而舞台上出现的正是这个群体，他们是契诃夫式的“创新形式”的评判者，而她将这一“创新形式”展现出来。于是除了发生的，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戏剧界墨守陈规者和小报记者，与其说他们的挑衅是针对《海鸥》的演出，还不如说是针对契诃夫本人，是针对他摒弃舞台上的虚假、谎言和浮华的戏剧作品。

回忆录重现了《海鸥》在皇家大剧院第一次演出的情景以及随之发生的一切；讲述了那些人对契诃夫的恶意诽谤和企图诋毁契诃夫的阴谋；同时，回忆录也为我们记录了在那次公演失败后契诃夫自己的心情，以及后来他和剧院方面的关系。《海鸥》在皇家大剧院上演以后，契诃夫又创作了《三姐妹》和《樱桃园》。契诃夫从来没有像在雅尔塔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戏剧倾注那么多的心血，那么狂热地捍卫创新的戏剧形式。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关系亲密。他不仅是这个剧院上演剧目的剧作家，而且是它艺术纲领的制定者，是为确立他的戏剧艺术新形式而斗争的发起人。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契诃夫和高尔基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契诃夫最早看出年轻的高尔基“是毋容置疑，而且是真正的大天才”。1898年12月3日给高尔基的信。克尼碧尔•契诃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高尔基给契诃夫留下的印象写道：“这段时间高尔基也在雅尔塔，当时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享有盛誉。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这儿经常讲述自己离奇的人生遭遇，讲得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他本人对自己所讲的内容也表现得很感兴趣，仿佛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静静地，静静地听着，听着……”1900年2月5日契诃夫在写给塔拉霍夫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高尔基非常有才华，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同样，高尔基对契诃夫也非常倾慕。1901年刚刚被释放，高尔基就长途跋涉到雅尔塔看望契诃夫。两位伟人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契诃夫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书信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意义。1902年，遵照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俄国皇家科学院撤销了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为了表示抗议，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他们的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广泛反映。那几年，虽然身患重病，但契诃夫仍然非常积极地参与国家生活。他身边一直围绕着一大批文学家和演员，他们是1905年革命前夕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时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库普林和魏列萨耶夫都撰写了契诃夫在雅尔塔生活时期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给予契诃夫很大的篇幅。高尔基的随笔为我们展示了契诃夫深邃又全面的形象，揭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迷人的人格魅力。在所有同时代人撰写的伟大作家的回忆录中，高尔基的回忆录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二

回忆录也反映了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不同理解。契诃夫去世后，高尔基马上就指出“路边小报”上数不清的所谓“回忆人”的诽谤的危害性。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他们打着“悲伤”的幌子，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冰冷的感觉，散发的都是同样的庸俗气息，是内心对敌手离世的暗暗窃喜”。高尔基指的是那些很早就标榜自己是伟大作家“亲密朋友”的卑鄙的办报人和小记者。所有那些喜欢谈论“真实的作家”的人，就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一样，企图贬低契诃夫的世界意义，把他和那些平庸记者放在一起，让他的名字和那些黄色刊物扯上关系。契诃夫去世后，报纸上马上出现了类似的文章，伤害了大众对伟大作家的缅怀之情。1904年7月高尔基的信里针对的就是他们：“报纸上充斥着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些冷冰冰的低劣、平庸之作。作家的结局很糟糕——文学界的害群之马立刻就开始对逝去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1904年7月7日给别什可娃的信。高尔基认为，同时代人将如何阐述契诃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四处奔走，筹划出版纪念契诃夫的特别文集。“我们想出版一本纪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1904年7月，契诃夫去世后不久，高尔基这样写道。

在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斗争中，高尔基的文章《论契诃夫的新小说〈在峡谷里〉》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篇文章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评论界第一次确立了契诃夫创作所具有的最伟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一直试图制造契诃夫在文学和社会方面的微价值理论。高尔基公正地指出，这种批评甚至把赞扬变成了“黄蜂的巢穴”。自由民粹派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的评论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对真正的社会利益的关注。对契诃夫最好的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小说“内容贫乏”、“肤浅”，从中不会得出“任何普遍结论……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制造出契诃夫是“黄昏的讴歌者”，一群无聊的人、爱抱怨的凡夫俗子的歌颂者的假象。191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文章驳斥了此类观点，他写道：“因这样一位凡夫俗子熟悉的人，对什么都不满意、爱发发牢骚的人，在大众面前为‘可笑的人’说情的人，‘黄昏的讴歌者契诃夫’倒成为另一个契诃夫——健康、快乐的语言艺术家。”

在不少本着客观记录一个真实的契诃夫的文章中，反映的却是资产阶级批评家鼓吹的观点。1909年，契诃夫去世五年后，反动刊物的撰稿人尼•叶若夫的回忆录出版。这部回忆录歪曲了契诃夫真实的生平，充斥着叶若夫个人对伟大作家的攻击。叶若夫企图损害契诃夫的巨大威望，贬低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作用。他极力想要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回忆录保持同样的腔调，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证明契诃夫要极力远离社会生活，并要求文学脱离现实使命。也有不少的文章是写契诃夫内心的摇摆，写他缺乏信念，强调他本人和他小说中那些意志薄弱、不坚强的人物有相似之处。

高尔基的文章揭穿了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无法令人信服的谎言，把契诃夫推到了在俄罗斯文学中应该占有的高度。高尔基写道：“……契诃夫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的去世，这是一个智慧、公正、诚实的朋友。这个朋友，热爱俄罗斯，和它同呼吸共命运。整个俄罗斯将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颤抖。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会通过读他充满仁爱之心的愁苦笑容的作品、通过读他饱含生活深刻意义的短篇小说来学习理解生活。透过他作品中睿智的客观公正和对人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个聪明、心思细腻的、对一切都能理解的人的同情——来学习理解生活。”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才华的“可怕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写的是真话，“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高尔基认为契诃夫的意义就在于他对浑浑噩噩的生活的无情谴责，对虚伪的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揭露。高尔基把契诃夫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没有找到生活中位置的人截然区别开来。“契诃夫写了很多小喜剧，”他写道，“写那些游离于生活之外并因此树敌颇多的人。”

高尔基在回忆录中发展了他在1900年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他笔下的契诃夫是鲜活的，具有积极的社会人的气质，具有让敌人信服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谎言和庸俗。“他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并引起人们注意庸俗之物的本领，”高尔基写道，“这种本领只有对生活有高要求的人，只有热切渴望看到人们的淳朴、美丽、和谐的人才能达到。庸俗下流的东西在他那里只能受到无情和严厉的审判。”

在转述和契诃夫见面的感受时，高尔基描绘作家生活的一面。高尔基指出，契诃夫像写小说时一样，在生活中也善于发现在动听的自由主义和光鲜外表的庇护下的庸俗和谎言，并把它们揭露出来。在回忆录中高尔基继续阐释契诃夫对自己人物的态度。在指出契诃夫小说和剧本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之后，高尔基写道：“从这群软弱、单调、无聊的一群人的旁边，一个优秀、睿智、对周围一切都非常用心的人走了过去。他面带苦涩的笑容，看着自己老家的这群无聊的人，语气虽然温和，但却带着深深的责备，脸上和心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他用好听的嗓音真诚地说：‘先生们，你们生活得很糟！’”高尔基的文章和回忆录在与自由民粹派的美学批评家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没有积极地融入社会，作品缺乏思想性，没有“指向性”。

针对诸如契诃夫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和缺乏积极的社会性的流行言论，柯罗连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库普林、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其他的作者在回忆录中都给予了驳斥。他们的回忆提供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深切关注人民命运的资料。

1905年革命前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对契诃夫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关于这个时期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席卷了工人中新的阶层并在整个俄罗斯蔓延开来，同时间接影响着学生和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见证了契诃夫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我们有理由认为，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相信革命必将到来。

叶•巴•卡尔波夫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契诃夫在和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谈话时的独特论述。这次谈话发生在1902年6月，他们涉及的话题在当时引起了作家极大的兴趣。契诃夫指出，社会运动正在迅猛发展，进步文学面临新的任务。契诃夫说：“我们熬过压抑的沉闷和踌躇，正面临着转折。我们急转弯……我特别希望捕捉住这种令人振奋的情绪……想写一个剧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剧本……也许我会写完……很想知道……在人民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能力和信心，太令人惊奇了！”

很明显，契诃夫不满意在雅尔塔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局限了作家的眼界。他能接触到的都是事件发生后各界的反应，而不是事件本身。类似的情绪也表现在他1903年11月10日的信中：“……雅尔塔的生活很无聊。我感觉，生活正从我的身边溜走，有多少文学家应该看到的东西我都无法看到。只是幸运的是，我看到并且明白，生活和人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诚实——这是最主要的……”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像契诃夫一样，既是医生也是作家，那些年也住在雅尔塔。他曾讲述：“我记得，1905年革命前我在彼得堡住了一段时间。我从那里返回雅尔塔的当天，契诃夫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马上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对我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他觉得刻不容缓的事就是，他要立刻了解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在文学圈儿，而是在政治领域，在日益迫近的革命运动中！当我对那时发生的一切并不陶醉，甚至还有些怀疑时，他很激动，冲着我说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气坚定，不像是他说的话。“您怎么能那样说！”他发火了，“难道您没有看见，从上到下一切都改变了！不论是社会还是工人！”

契诃夫的另一个同龄人，奇列诺夫医生写道：“他在政治方面的成长，是和生活同步的。契诃夫和生活一起变得越来越左，到最后几年他已经变得异常偏激，容不得任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为什么他会说：‘完完全全就是阿韦尔基耶夫’）。他在证明，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前夜’。”捷列绍夫也证实：“契诃夫经常谈论革命。他认为在俄罗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很快就会到来。”那些年非常清楚契诃夫心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越来越近，他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不移。”

当然，契诃夫没有提出革命的具体途径和动力，但他的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都可以证明，他是多么热切希望明白新的社会运动的特点，他对登上历史舞台的那股新力量表现出怎样巨大的兴趣。据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在创作的最后阶段曾想“为另一种读者，严肃而真诚的读者”写一部“不同内容”的书。摘自高尔基给波谢的信，1901年11月14日之后的某封信。按一位回忆录作者（阿努钦教授）的话说，契诃夫看到高尔基的意义在于，“他营造了一种情绪，唤起了对新类型的兴趣”。契诃夫是如何理解“新类型”的，可以根据1902年1月20日他写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在信中把高尔基话剧《小市民》中的尼尔称为“新人”。他坚持向莫斯科艺术剧院推荐排演《小市民》，并且多次指出尼尔这个角色在这部戏里应该是“主要的、中心的、英雄般的”人物。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驳斥了资产阶级批评家关于诸如契诃夫缺乏积极的社会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等谎言，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按照高尔基的表述“是在文学史和社会思潮方面正在开创新时期”的作家的作品。

三

契诃夫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生平自传。在他庞大的文学遗产中没有类似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或者像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样的自传性作品。因此同时代人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伟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资料，并且经常作为研究其生平不可或缺的参考。

契诃夫在莫斯科、彼得堡、沃斯克列先斯克、巴布金，最后在梅利霍沃和雅尔塔生活的故事提供了有关他全方位地接触生活、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具有最浓厚兴趣的清晰认识。很有可能的是，契诃夫之所以没有完全和医学脱离关系，而是一直对医学孜孜以求，是因为——据他同时代人和同行医生见证——医生的活动能帮助他接触最广泛的民众阶层。

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所写的那样，《万卡》、《苦闷》、《哀伤》、《农民》以及其他描写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人民生活的顽强研究者。1888年契诃夫曾对谢格洛夫说：“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永不休止的观察力。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性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天然素质！”他多次建议库普林到第三等级里（工人、农民等被统治阶级）多走走。他对当时刚刚步入文坛的捷列绍夫指出，和人民接触是作家唯一可行的道路。“到远的地方去，”他对捷列绍夫说，“到一千俄里、两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们会了解很多东西，会带回很多的故事！你们会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远的驿站和木屋里过夜，完全像普希金时代那样……只是一定要沿着铁路到第三等级中去，到普通的民众当中去。否则，任何有意思的事你们都不会听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

从契诃夫对年轻的文学工作者的建议中，从契诃夫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兴趣中，还有从他对戏剧和画家的理解中，都显示出伟大的作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让艺术更大程度地触动人民的生活。这一点苏联著名作家伊•阿•诺维科夫（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刚刚从事写作）的回忆录中的一件小事非常具有代表性。诺维科夫讲述，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画展上，大家谈论某位将军的肖像画时，契诃夫称赞了画家的技艺后说道：“但是谁需要它，有什么用？”在另一幅画前驻足了许久，他说道：“这就是，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看的画，它很好。”“那幅画是谁画的，我不记得了，”诺维科夫写道，“但是即使现在，我眼前还会浮现出一个工厂的厂区，傍晚时分，淡淡的紫色暮霭，一个年轻的工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他笨拙、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在手里，目光中透出些许的温柔。或许有些害羞，他不太想在人面前表现出那丝温柔。这种混合的情感在某个方面和契诃夫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正像库普林所写的那样，契诃夫“要求作家写出普通的生活情节、叙事简单、没有刻意制造的东西”。他教导作家要勇于尝试文学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描写人民真实生活的现象特征。从这个角度也应该明白契诃夫是多么希望青年作家关注那些他们书房之外的主题。

契诃夫的作品在争取确立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回忆录文集中大量列举了契诃夫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实质表现在要毫无保留地谴责契诃夫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学中的“神秘和所有荒诞无稽的东西”。在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时，在对青年作家们提出要求和指出艺术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契诃夫的表现就是一个“艺术的生活真实”的狂热拥护者。也正由此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喜欢和一些作家、画家和演员交往。马明•西比利亚克作品中追求的最高的真实让契诃夫激动不已，一位作家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契诃夫对他的喜爱。契诃夫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长期关注同样也是由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按照真实原则创作出来的戏剧在未来才能生存下来。

戏剧在契诃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契诃夫不仅写剧本，而且亲自参与剧院对剧本的排练。他和剧院的接触最早始于剧院对他早期几个剧本的排练。他与剧院、与当时很多著名演员的友好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得到巩固，当时他的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及这个剧院所有的主要演员关系都很亲密。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一些演员和戏剧活动家们证实，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剧院排演最早的几部戏，契诃夫经常出现在排练场，为一些角色的表演和舞台给予指导。他对剧院日常工作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热爱戏剧、了解戏剧、懂得戏剧，当然，是从它最好的方面……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那种令人紧张的气氛，喜欢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欢关注舞台表演和剧院技术问题的一切细节。”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演员的回忆录中我们会了解很多契诃夫对他剧本中的一些角色的诠释，以及他对艺术使命的理解。

契诃夫是最优秀的修辞大师。他在自己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中一直不懈地宣传语言要质朴，要最大限度地简洁。他对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说：“写作的技巧，其实不是写的技巧，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技巧。”一直以来契诃夫对语言都很关注，这一点从他对青年作家的手稿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中都看得出。他要使他们毫不迁就陈旧的文学规则和表现手法，要求他们寻找有力的、精准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他关系亲密的文学家们都证实了契诃夫一直以来对词语的使用是多么地关注。契诃夫要求青年作家随时随地观察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地、敏锐地学习语言。库普林写道：“……他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随时丰富自己的语言，从谈话中、从词典里、从各种目录里、从学术论文、从宗教书籍中，以使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更丰富多彩。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的词汇量非常地惊人。”

同时代人爆料的契诃夫没有写完的故事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很难判断，以后它们可能采用何种形式出现以及契诃夫为什么当初把它们遗忘了。有可能它们只是即兴作品，契诃夫没有赋予它们任何的文学意义；也可能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彻底搞完，后来它们显得过时了。在1888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里，当说到“憋”在脑子里的其他的故事时，契诃夫顺便提及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他说，这个构思是他很久以前的，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些人物就已经过时了。很明显，谢格洛夫讲述过的轻松喜剧《催眠的力量》也属于“过时的”构思。契诃夫多次推迟了这部轻松戏剧的创作工作，直到后来完全放弃。艺术家西莫夫说的那个小说情节，正如契诃夫自己定位的那样，是专为“一个狭小、私密的圈子”准备的，所以也没有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些没有写完的故事表明作家构思的角度多么宽广，它们是研究契诃夫内心创作活动很好的补充材料。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关契诃夫行医和他的医学兴趣这部分内容，填补了作家生平的空白。正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格•伊•罗索利莫写的那样：“……契诃夫没有脱离医生的实际工作，尽管时间和客观情况都不允许。”罗索利莫证实，契诃夫有一段时间甚至梦想到大学教书和从事科研工作。在谈到契诃夫对医学的兴趣时，奇列诺夫医生说他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创立一所医生进修学院。和契诃夫结交多年的同时代人列举了大量他勇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履行一名医生职责的事例。

当然，这部同时代人回忆录文集中所发表的东西，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就他们提供的了解契诃夫的资料来说，价值都是远远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仅仅只是作者回忆和契诃夫见面情景的简单介绍，有的是写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有时甚至和作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回忆录中常会见到作者对契诃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当时的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些主观上的、但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例如，一位像柯罗连科一样优秀的回忆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就完全错误地指出好像契诃夫是继谢德林之后由于“绝望的忧愁”才结束生命的。毫无疑问，这不仅对谢德林是错误的，对契诃夫也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相似的论断和柯罗连科写的基本内容完全矛盾。在总结契诃夫最后几部作品的特点时，柯罗连科写道，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正是这些真正确定了契诃夫1905年革命事件前所创作作品的特点。回忆录中所引用的契诃夫的个别论述和表达，有时是偶然或信口说出的话，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话判断契诃夫真正的看法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的意义只是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方面高尔基作得最全面、最深入，他揭示了契诃夫的创作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再现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契诃夫的作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人们对作家本人的兴趣也日益提高。目前对契诃夫的书信进行了最全面的收集和公开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关契诃夫的文集。而这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使我们领略到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完美与和谐，其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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