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无尽》创作纪事
加里•斯奈德
在里德学院读书期间，我有幸就读于劳埃德雷诺兹门下，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尤其是他的文艺复兴式斜体书法堪称一绝。正是从劳埃德那里，我学会了鉴赏各式各样的笔，无论是芦苇笔、火鸡羽毛笔，还是手工精细打磨的合金钢笔尖。劳埃德有一学生叫作查尔斯梁，是一名华裔美籍的“二战”退伍军人。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法”，查尔斯梁读书是免费的。当时，他已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汉字印鉴篆刻师和毛笔字书法家。在查尔斯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写钢笔字，而且也学会了怎么握毛笔。
十三岁那年，有人带我去一睹太平洋西北地区巍峨壮观的雪峰。这样，未满二十岁，我就已攀登过许多山峰，那里的岩石与天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十岁多在西雅图博物馆所看到的东亚山水画亦呈现出与之相似的空间。在里德学院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著作《中日艺术时代》，这成为我深入了解亚洲艺术的指南书。同时，费诺罗萨也带我走进了埃兹拉庞德的翻译作品。
在攻读人类语言学硕士专业一段短暂的时间后，我就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东方语言，并选修了艺术系开设的水墨画课程—东亚毛笔画。授课教师名叫小圃千浦，是一位热情洋溢、个子矮小的日本男子。小圃教我们认真磨墨，如何使用一大排毛笔。我们尽力模仿他那行草如飞的遒劲笔锋，在白纸上画下松针、竹节、桉树叶，那感觉好似变魔术一样。小圃曾在“日裔集中营”待过，但现已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关于他的事，我知之甚少。尽管我天资平平，但因为经常使用炭黑笔墨进行练习，这使得我对绘画作品观察得更为细致入微。通过参观博物馆与阅读书籍，我逐渐意识到，薄雾、清水、岩层、气流看似处于一个混沌的大千世界里，其实万物各居其位、井然有序，这些自然事物的能量是东亚画家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碰巧看到一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提及一幅题为《山河无尽》的卷轴画（手卷），于是这个名字便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伯克利读书期间，每逢暑假，我就在大山、国家公园或国家森林公园里工作。我曾在山火瞭望台度过了两个夏天（一九五二年在克雷特山，一九五三年在沙窦山），当时它们都隶属于贝克山国家森林公园，距加拿大南部边境不远。在那里，我有机会充分地观察广袤无垠的自然景观千变万幻的气氛，及随着时间移动的天光—数不清的云朵、塔状积云，以及伴随着锯齿状的闪电滚滚而来的黑色雷暴。长时间驻扎在山上的小屋里，这也让我首次能心无旁骛地跏趺打坐，以佛教古老的修行方式进行冥想。返回伯克利，我参加了由今村坎墨大师及其妻子简主持的伯克利佛教协会活动。简待人亲切和蔼，精力充沛。在他们的佛堂里，我开始接触亚洲传统佛教，耳濡目染那温暖、轻松、虔诚、富有家庭气息的氛围。他们信奉净土宗，这一佛教宗派是二十世纪初随着日本移民迁徙加州所带来的慷慨馈赠。在伯克利，该佛堂对所有人开放。净土宗与禅宗都属于大乘佛教。那些年，我一直博览大乘佛教经书、旧注疏、中日禅典、金刚乘著述。对于佛经中的超凡想象、神话-精神层面的大胆探究，我心向神往、乐此不疲。
那时所产生的零碎思想，连同自己在俄勒冈州东部干了半年的伐木工经历，全部融进我的组诗《神话与文本》的创作中。这部组诗是我第一次冒险尝试长诗的创作，挑战自己将物质生活与内心世界两者互为交织的能力。我一边学习东方语言，用毛笔练习中国书法，一边完成《神话与文本》的写作。最后的润色工作是于一九五六年初在加州马林县我所发现的一座废弃的小屋中完成的。
我对禅宗的兴趣促使我前去聆听阿伦瓦兹的讲座，他是旧金山亚洲研究院的创始人。基于对佛教的共同兴趣以及对斜体书法的相同爱好，我们成为了朋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冬天，一位来自日本的杰出艺术家成为亚洲研究院的驻校教师，他的名字叫做长谷川三郎。我听过长谷川的一些讲座，从未见他穿过西服，他总是穿着正式的和服与袴。他将东亚山水画看成一种冥想修行方式。我记得他曾说过，山水画里禅机毕露，犹如唐卡和曼荼罗在藏传佛教中的教育功效。
有一次，长谷川听说我从未品尝过正式的抹茶，于是就兴高采烈地邀请我去他的公寓。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正好也是佛陀的诞辰日。他用一个竹制搅拌器将茶搅出气泡，我们闲聊着，他向我详尽地讲述了日本禅僧兼画家雪舟大师的奇闻趣事。临走时，我暗下决心，打算开始创作另一部长诗，取名为《山河无尽》。
一个月后，我乘一艘能搭载乘客的日本货船西行，前往东方国家。在京都，我住在相国寺院内的临济宗寺庙里。一到那里，我立马就进入当地的深山密林里，找到那里的小径与圣地，满怀敬意地朝拜当地神道教的神明。在短暂的闲暇之余，我研习地质学和地形学。我渐渐了解“山”、“河”之间所蕴含的种种瑜伽似的神秘关联，并将其视为存在于意志自律的刚毅精神与关注苍生的慷慨大爱精神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这两者在佛像中则具象为两个人物图像：一个是超凡卓识，手持智慧剑的文殊菩萨；另一个是他的搭档，大慈大悲，手握莲花或花瓶的度母。我神思妙想，这个二分体就好似两条平行线，置身于山峦隆起、俯冲、侵蚀与地球水循环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中。
我开始观看能剧表演，并成为一名能乐历史迷与美学迷。十余年来，我有幸观看了大量的戏剧，有些戏剧甚至看了很多遍。虽然能剧表演极为写实，但能剧本身确实是一门高雅的文化艺术，属于萨满教表演谱系，即它是一种通过嗓音和舞蹈的方式唤起心之秘境的戏剧。我开始通过能剧的舞台戏剧策略来构思《山河无尽》的创作。颇负盛名的能剧《山姥》（Yamamba）尤其让我痴迷忘返。尽管如此，我从未丧失自己对北美的归属感。我不断丰富意象、加强修行，这种滋养生息的方式让我与龟岛那些古老神圣的山水景观保持着一种紧密相联的感觉。
六十年代，我在日本度过了大部分时光。不过，中途有九个月我在一艘往返于波斯湾和中太平洋石油港口的油轮上工作。海洋景色给我带来了强劲的视觉冲击。当我返回京都时，编辑西德科尔曼早已在那里，并着手策划出版《起源》期刊。《山河无尽》里的一些早期诗作便刊登在那个期刊上，而其他一些诗作则发表在詹姆斯科勒编辑的《郊狼期刊》上。一九六四年返美时，我又去了一趟内华达山。那次重返岩石冰川王国，令人心旷神怡。逗留期间，我曾跟编辑、翻译家兼出版商的唐纳德艾伦介绍了我所做的事情。他拿出一本小书，那里面刚刊发了我的一些诗作，标题为“山河无尽诗六首”。
尽管我来京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禅修，但我也有幸结识了一些修炼者，即山伏，并有机会了解到这种醉于山水之间的跋涉既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冥想修行。我曾在大峰山的山脊上步行朝圣五日，尝试着与古老的佛教山神不动明王进行神交。这种古老的修行方式令人对从山峰到谷底的远足充满了视觉幻想，将之视为金刚乘佛教中的胎藏界曼荼罗与金刚界曼荼罗之间的一种内在因缘。
那时，我正在大德寺的禅师门下研习。我早已搬进自己的住地，距寺院有十分钟的路程，与一位名叫中村保坂八重子的女子同住一栋小屋。八重子是一位颇有教养、成熟大方的能乐演唱的学生。我沉迷于《山姥》和其他能剧的唱腔（utai）长达五年之久。她常引吭高歌，字正腔圆、浑厚有力，那神秘怪异的旋律不时地从她楼上的房间里传来。我曾试图与她一起吟唱，但不久便放弃了。
京都的佛教寺庙，尤其是大德寺，藏书丰富；在那些地方，我查看了部分珍稀的日本和中国卷轴。我保持以大约每年一篇的速度创作《山河无尽》的诗篇。与此同时，我还创作其他诗篇，只是风格迥然有异，显得更加抒情。
一九六九年，我回国并重新栖居于龟岛，创作了许多《山河无尽》的诗作，并常刊登在克莱顿埃什尔曼主编的《毛毛虫》期刊上。（埃什尔曼曾在京都待了很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那里。）后期的一些诗作已发表在他主编的《硫黄》杂志上。我与家人一起搬到内华达山居住，在一片松树与橡树交错生长的森林里建了一座农庄。
七八十年代，我在全国各地巡回举行诗歌朗诵会和讲座，借机得以饱览美国收藏的大部分中国画作。在克利夫兰市艺术博物馆，我见到了《宋人溪山无尽图》，这就是开首篇描写的那幅画卷。费里尔市博物馆的几位馆长曾慷慨地让我两次私下观摩清朝陆远的画卷《山河无尽》，这极有可能就是第一次吸引我眼球的那幅画作。我遍访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檀香山艺术学院、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以及欧洲的大英博物馆和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一直以来，我充分利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资源。最终，我得以去北京故宫和恢宏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那里，我目睹了苏轼的亲笔书法，深深地被其感动。每一次凝视那些浩瀚的画作，就宛如经历了一次神秘的拓展之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道元禅师的《正眼法藏》的英译本，激发了我的思想。书中的《山水经》是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它让我对河川有了更多的思考。伴随着登山运动与季节性劳动，我积累了大量有关山的直接经验，因此，我现在转而研究水，它们结伴而行，喧哗着、欢笑着、旋转着，猛冲而下，形成一股股湍流。自从回到太平洋海岸，我就开始逐渐扩大自己跋山涉水的体验范围：北至阿拉斯加州，最远至布鲁克斯山脉与北冰洋；南抵美国西南部，直至下加利福尼亚。海外，我曾在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度过一段时间；穿越了拉达克地区喜马拉雅山的山民居住地；远赴中国大陆访问，短暂停留于台湾较为荒僻的地区。我经常横穿隘口，向东挺进大盆地。然后，我返回古老的内华达山的栖息地，进行了一些甜美而深思的艰苦跋涉之旅。
此时，我想起年迈的小圃千浦老师曾创作过的那些有关加州大山美景的水彩画和彩色木版画。我突然开始意识到，那些画面的光线是多么明亮，多么富有震撼力。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他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多次进入内华达高山进行实地考察和写生的成果。
在近二十年里，我的另一些经历也扩大了我对这部诗的创作视野。例如：我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心工作／走访；在内华达山麓下，我与那些聪明、古怪的邻居一起工作；亲自干些与森林和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的杂活；从事山水和森林生态学的研究；考察我们当地分水岭的情况；深入了解最小的溪流和山丘的状况；享受我的妻子卡萝及儿女们给我带来的天伦之乐和生活教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兼职教书，这地方距宽阔的萨克拉门托山谷有一百零八英里远。我专心致志地构思着《山河无尽》。一九九六年四月，也就是我与长谷川三郎一起品茗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几个山-佛-诗-绿色-先锋派群体的旧友在旧金山重聚，共同纪念故友，宣布这一伟业结束，并举杯为“艺术和诗歌的最高主题”而庆贺。诚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但愿如此！
人们过去常心照不宣地带着某种微笑对我说：“《山河无尽》是无尽的，是吗？”对此，我不敢苟同。山水在自我之境里是无穷无尽的，但我深知自己与这首长诗的尘缘终有尽头。大盆地的色与空引领我于何处终结；我那些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在荒野中尝食着那未必为真的天赐吗哪，也教我如何终结。在我眼里，这首诗有点像佛教经文—这是一篇有关度母的诗意的、哲理的、神秘的长篇叙事诗—谨以此诗献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