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抗战
三言两语，亦见时代。
一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给周锦荪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块手表。很高兴，成天戴在手上。可后来他发现，这块手表是日本货，就很不高兴了。
父亲还给他一件橡胶的雨衣，也是日本货，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下雨时，周锦荪就披着它去上学。同学看见后很稀罕，就夸奖他是Young gentleman ，年轻的绅士。可他很不爱听，出门后心里想，我是Young traitor ，年轻的叛徒。
潘际銮一家逃难到湖北，每年雨季家都要被淹掉。他们就搬到二楼住。一楼搭上跳板，作为进出口的地方。潘的父亲每天就雇个小船，到城里头去上班。孩子们没有事，就在门口坐在跳板上玩。潘际銮的两个哥哥会玩，就钓鱼。
潘那时还不到十岁，哥哥给他做个钓鱼竿，弄好鱼食，他也开始在那儿钓。第一回他很快就钓了一个半斤多重的武昌鱼上来。当时鱼特别多，长江水一过来，门口净是鱼。潘的大哥弄个纱布做个网子，搁在水底下，一捞起来就有几十条小鲳鱼。
他妈妈把它腌一腌，油一炸，就当作家里的食品吃。
重庆大轰炸期间，付汝梅在防空洞里头上课，防空洞石壁上都流水，她的母亲总提醒她，不能打瞌睡，不然会得风湿病的。要离开那个石头壁远一点，小板凳放在中间，不要放在靠边那儿去坐着。
付汝梅说，最怕好天气。天气一好，日本飞机就会来。高的建筑物都挂上大的红气球，那就告诉你，今天可能有警报。然后就真的有警报了，呜呜的，有一点像火车拉的汽笛，有的像狼叫一样，一拉警报，家家户户都逃。
当时，每户人家的床上都放个用手巾包着的包包，付汝梅的包包里有换洗的衣服，还有一碗米饭，米饭里头有咸菜什么的。警报一响就带着跑。有时候一晚上不回来，第二天早上都不敢回来。
有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着火摔到陕西城固的山里边，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全校三四百学生，都走了十几里路，往那个山上奔。王智量跑在最前面。他看到飞机的残骸，还看到了农民拾到的日本飞行员和他妻子、孩子的照片。飞行员的名字叫山谷忠一。学生们笑着说，对呀，他在这个山谷里一心一意为他的天皇尽忠了。
二
陈锐霆原来是商震三十二军的，1935 年签了《何梅协定》后，部队从平津向南转移，老百姓站在路边骂。老爷子多少年后咂摸着说：“那时候当兵真不是滋味。”
十六岁时武干卿报名参军，到了国民政府警卫师，发了军衣后，他就把便衣跟人换了钱。等来领兵的副营长说，这小子太年轻，个儿也矮，不行。他紧张起来，哎呀，我长褂子都换油条了，（真要退兵）我没褂子穿了。
1937 年7 月，赵振英高中已经毕业，本还想着考大学，23 日后形势恶化，才匆忙赶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北平。见着铁路两旁，一边是二十九军士兵，一边是日军，互相瞪着。他看到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看他们。
1938 年春天，日本人占领沂城。尤广才逃到乡下住了一个月，怕留在这里自己的前途埋没了，就决心到后方去。出发后他沿着道路上的车痕马迹走，知道那是部队撤退的路。一直走到日落也没见到一个人。
第二天走到徐州附近听到炮声，才知道鬼子在攻打徐州。心里害怕，怕自己走到敌人的阵地里去。入夜以后，才终于遇到国民党军队向西南撤退，他夹杂在中间，跟着部队走。淮河多支流，颍河、西淝河，水再深，也得淌过去。
过凤阳河到颍上又到潢川，潢川是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到潢川时，尤广才一身衣裳，已不成形，穿的一双布鞋，鞋面破烂，鞋底也穿透了。
1940 年7 月阎启志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前，物价开始涨，之前军校的伙食好极了！两荤两素。每人一双黄皮鞋，衬衣有人洗，行军不带水，渴了就买大桔子解渴。毕业以后到部队，还不如在军校时，且越来越苦。他是河北人，吃不惯大米，没多久，长了口疮。
乐时鸣在新四军教导队毕了业，分配他去江南工作，要走几百里路，不知去了要干什么。心事重重地走了两天，觉得很累。晚上到兵站，正好是同伴的老部下当站长，请他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睡醒，什么也不想了，浑身轻松。
1942 年，上海的地下党员李琼为在女工中发展组织，去纱厂应聘。招工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厂门的外面，一条马路边上，厂里的工作人员出来，她们一个个地站在那里给他挑，问，你出来做过吗？没有。学过什么吗？没有。多少年纪了？20 岁。
挑选她的人就说：“你年纪大了，只能做做老太婆的工作。”老太婆是什么工作呢？就是到粗纱车间，干最辛苦的活。
工钱能买一斗小米，够你自己吃饭，食量大一点还吃不饱。
1942 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协理员肖泽泉的军衣穿破了，没线缝。后来他通过总务处向上级打报告，军区参谋长批给他五根线，用来缝衣服。
李秀鑫所在的河北南宫胡丘村里有三个人参加国民党，去了远征军，后来装哑巴才逃回来，不然一听北方口音就知道是逃兵。还有一个带回来个六指的妓女。
1943 年沁阳蝗灾，田方保家的一亩七分地颗粒无收，四口人出门逃荒，路上妹妹送了人，娘照顾人染上伤寒，被子卷了下葬，六天后爹也殁了，褥子裹着埋了，那天天降大雪。十三岁成了孤儿，身无长物，在别人地头的破窑里栖身。讨饭，或捡或偷地里的麦穗，脱不了壳，胡乱弄弄吃下。爹死后第三十五天，田方保投了八路。
彭嘉衡乘船到美国学习飞行，途径好望角。上岸之前知道那里的瑞士手表很便宜，大家用省下来的钱每个人都买了一两块。那时美国人都很少戴瑞士表，后来他们戴手表到美国去，人家一看很羡慕。
南非华侨告诉彭嘉衡，三个月前也有中国飞行员来，有人上街理发，南非人歧视中国人，不肯给他理。后来那人叫来其他飞行员，把这个理发店捣毁了。警察来，看是盟国飞行员，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所以当地华侨很感谢他们，给华侨出了一口气。
三
1937 年7 月，卫立煌下庐山上华北前线抗日。从山上别墅下来，夫人朱韵珩带着小儿子卫道然送他。卫立煌的警卫远远跟着。走到南天门就要分别了，卫道然要跟着父亲走，卫立煌说：“用不着，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你陪你妈就行了，等我把仗打完，我还要带你和你妈到上海去玩。”
母子两人都很难受，不忍离去。卫立煌的警卫们就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一起给朱韵珩端端正正地敬军礼。
国民政府规定，高一学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受集中军事训练。江苏省学生集训在镇江，总队长是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是东吴大学一年级学生，正好也编到夏世铎所在的总队。那时候蒋纬国没有什么特殊，但是进行摩托车训练的时候，普通学员只有半小时来训练驾驶，他却没有时间限制，夏世铎当时很不满。
张伯苓是参政会的副议长，蒋介石是议长。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南开中学看张伯苓。一些忠实的国民党分子组织学生到广场开会，欢迎蒋委员长到学校考察，带着大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周锦荪和同学们一起都跟着高呼。可这位老兄画蛇添足，他又来了个“蒋夫人万岁”，就基本没有人响应了。
戴澄东说，他父亲戴安澜是5 月18 号受的伤，到5 月26 号下午5 点钟，就已经不行了。郑庭笈和周之再看到戴安澜醒过来，就问：“师长，你看部队怎么回去？”戴安澜示意他们把地图拿出来，指着：“在这里过河，从河东岸回去。”说完以后，就叫卫士把他扶起来，朝着北方，牺牲了。
后来知道，当时日本人在西岸已经埋伏了重兵。所以很多缅甸远征军的人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指了一条活路给我们回来。
抗战期间，川人刘航琛的儿子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有次复旦遭到空袭，过后，有人问刘航琛，你儿子被日本飞机打到没？他说，打了个包包。又问他，伤得重不重？他说，打了个坟包包。刘的儿子躲在床底下，日机扫射，子弹穿过屋顶和床铺，击中了他。
四
田申回忆他父亲田汉。1935 年7 月，聂耳到日本不久，下海游泳淹死了。那时田汉刚刚被假释出狱，软禁在南京，听到这个消息，号啕大哭。他生平有两个音乐上的伴侣，一个聂耳，一个张曙，但两人都不幸早亡，聂耳是淹死的，张曙1938 年8 月被日本飞机炸死。后来田汉痛心极了，根本不想再写歌词了，因为没什么人可以更好地合作了。
吕玉堃回忆，岳枫个头小，有点儿像日本人。“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反日情绪很强烈。他走在街上就被人抓住，说是日本人，要揍他。岳枫申辩自己是中国人，人家不信。最后只好电话打到公司，让公司派车来接他。
出门有危险，但是不能不出门去拍戏。岳枫只好一边在街上走，一边大声唱《三民主义歌》。
吕玉堃说，“文明戏”用现在的眼光看比较奇怪。没台词，没剧本，只有个提纲。你演个要账的，就逼他要账，词全是自己编，没有导演排戏。上来了，就坐这儿，看报。看完了叹口气，把报纸一放，把当天的事这么说一遍，说完了再接着来一套“上中下”。什么是“上中下”？一个年轻人不学好，要自杀了，“你怎么可以有这个行为呢？你这样自杀，上怎么对得起国家，中怎么对得起父母，下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么一套东西。旁边的人就接，“你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怎么对得起江西老表？”观众就笑了。
张石川告诉吕玉堃，过去拍电影没有场记。拍电影的演员都是“文明戏”的演员，要么就是京剧演员。拍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看，对方身上穿的马褂非常漂亮，第二天就早点儿去，找这个马褂，穿上。结果电影放出来就跟变魔术似的，刚才这人身上穿的马褂跑那个人身上去了。所以后来就规定，记好了谁穿什么衣服，不许乱穿，场记就是这么形成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步的抗日演剧团体都散了，变成商业团体。韩非替老板组织剧团，把石挥、黄宗江等人找来。韩非代表老板说，咱们哥们儿都是A，就是A 级演员，每月工资600。石挥就冷冷地来了一句，“我要601”。那意思就是小子们，我比你们强。大家听了都一愣。后来就给他起个外号叫“601”。黄宗江说，生活里碰到这号人，确实比较难相处，可是一演戏，石挥的确是601。
石挥的话剧比电影更精彩，可惜今天没留下来。
“华影”成立不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演《怒吼吧，中国》。日本人宣传反英美，这个戏正好是。最后一场是全体演员在台上喊“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吕玉堃回忆：大家平时都喊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又绕口又不习惯。顾也鲁喊了一声，喊得还蛮响，大伙都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就又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伙儿都傻了，赶紧闭幕下场。
宪兵队“哗”就都上来了，问，“没喊呢，
刚才谁喊的？大伙儿说，
你们谁听见了？”谁都没听见。“喊了吗？”“没喊！”
宪兵队查不出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满映”演员张奕回忆说：“满映”早上八点钟上班，上班不到五分钟，喇叭就放晨曲。音乐一响，所有职员都要遥拜日本天皇，
在心中默念祝你万寿无疆云云。接着又放一遍音乐，遥拜帝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每天如此。一次演出科的导演大谷俊夫找到次长姜学潜，说遥拜是很隆重的事情，可演员吵吵闹闹的，一是对天皇和皇帝不尊敬，二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姜学潜说，好，我管管他们。姜学潜就召集演员开会，他开口就是：“你们这帮混蛋。”大伙儿不敢吱声。“早上遥拜的时候你们闹什么，人家都给我提意见了，你们不好安静一点吗？不遥拜也不强迫你。旁边日本人遥拜呢，你不影响人家嘛。净给我找麻烦。”这是开场白，把大伙儿训斥一顿。“你们怎么那么不明智呢？那遥拜，谁知道你怎么遥，怎么拜啊？你就在那儿眯着不就行了嘛。你不想让日本天皇万寿无疆，不想让‘满洲皇帝’长寿，你就在那儿琢磨：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蒋介石你快回来吧。你还不会想这个吗？”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别吵吵，以后你们要再出事儿我就扣你们工资，听明白了没有？”大伙儿说，明白了！声音特大。
在四川时，黄宗江的前女友要跟别人结婚了，黄宗江准备写一封信给她。好朋友蓝马给他讲了勃朗宁夫妇的故事。说有一次伊丽莎白出事了，罗伯特给她写信，说：“我曾为你而战，最后的最好的一战。”黄宗江就把蓝马教他的这两句写进信里，寄给那个女朋友。
蓝马外号懒马，不仅懒得谈恋爱，也懒得读书。黄宗江问他：“你平常也不读书，哪来那么多学问？”蓝马说：“我一年就读半本，都用上了。”
方沛霖有个新电影要拍，就带了剧本找《万象》杂志主编陈蝶衣，请他写电影插曲的歌词。陈蝶衣一看片名《倾国倾城》，就说：“阿方哥，现在是国难时期，既不能‘倾城’，更不能‘倾国’啊，这个片名不行。”方沛霖回去后翻新片的说明书，看到“凤凰于飞”四个字，第二天又找到陈蝶衣。陈觉得可以借题发挥，就写了《凤凰于飞》的歌词。
这首歌被金嗓子周璇一唱，流行一时。
五
叶于良因为搞抗日杀奸团被捕后，日本宪兵问他：你哥几个？哥九个。哦……那死一个没关系。就笑，叶于良也笑。那时想，死就死吧。
左勇所在的抗大五分校，在江苏盐城一带。“白天日本鬼子出来扫荡，我们避开了，夜晚就去打他，袭击他。……那就是告诉敌人，我们还在，我们不会投降的。”
郑竹书军校十九期还没毕业，分到青年军六一九团当教育班长。“连队里有六〇炮，火箭筒下到班，团里有工兵、炮兵、坦克，火力是原来的十三倍。”青年军士兵“文化程度高，掌握火器快，一听就懂……那时候心想，要是有一百个这样的师，可以横行天下……”
参加了新四军四师的老战士方远说，新四军六师活动地区西至南京，东迄上海，北抵长江，南到太湖，是敌人的“治安模范区”。汽艇众多，水网密集。六师很长时间集中不了一个连以上的部队，打不了两个小时以上的战斗。不然敌人就围上了。
1942 年的鲁南无日不战，教二旅主力被迫撤到江苏赣榆一带休整，留下五团在当地坚持。但是，旅主力一撤走，二百里的地区内顿时人心惶惶，大部分地区开始伪化，但带兵还可以走，作为五团政委的杨永松带着半个连去旅部接受任务，只能走山梁。走到有的村围，已经不让他们进村了……那就只有打。
四几年在苏中反扫荡，陈海峰在的后方医院迁到海边，鬼子扫到海边时就得上船，海上一待就是半个月。晚上去抓螃蟹，一打手电，螃蟹成千上万地爬过来。自己做虾酱，饥一顿饱一顿，提心吊胆，医院没几条枪，谁来也打不过。
皖南事变前，陈海峰他们后方机关往茅山撤，过青衣江，对岸国军五十二师的机枪冲他们头上扫射，想逼他们退回去，他下水时听见子弹咻咻地从头上飞过。上了岸，部队呈四路纵队穿过马头镇。五十二师的士兵站在两边，刺刀修长，瞪着眼看他们。他们不管，大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反复唱。
郑需凡参加八路军第一次战斗，是救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连队负责阻击日军。日军一个小掷弹筒弹打在旁边，半边身子都麻了，战斗不利，连队撤得很急，旁边人说撤，“我意识有点模糊，说你撤我掩护，他以为我不行了……”清醒的时候，已经不打枪了，下边日本鬼子没上来清扫战场，也已经走了。他就在山上转，饿了挖野菜，渴了喝溪水，一星期，不敢轻易下山进村，怕碰上日本鬼子。有天听到下边村里吹号，听出是自己人，拄着东西下去一看，“就是我们连！”见了说，哎，你没死啊。
有一年山东纵队分好几期整军，部队番号变了好几次，郑需凡在的六十一团先后变成七支队、二支队、津浦二支队，有时自己都记不清番号了，碰上哨兵喝问口令：哪部分的？想半天。“六十一团的……”哨兵大喝：六十一团早没了！
吴淞战后跟随解围部队进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常德，尸体还很多，臭满四城——老百姓都不肯埋日军的尸体。那时他看到两个兵，服装整齐，升起了一面国旗。心里觉得很自豪。
特务连长尤广才随五十师飞越“驼峰”到印度。一下飞机就洗了一个澡。美军设了两个浴池，洗完澡要打防疫针，换上新装备。中国带来的衣服都烧掉。烧火时印度人围着看，可能是想把这些东西拿走。从中国飞来时，他们的行李都很新，尤其毯子都是新的，为什么要烧掉？实际上这是军事防疫处理。
尤广才说，第二次滇缅作战时的空运补给，中国不能比。每个营以上，都有通信（设备），行军走到一个空场，摆上布板，发一个信号给美军，美军补给就投过来了。它有两种，投粮食的是白布伞，投武器的降落伞跟现在的人造丝棉差不多。好点的武器、弹药，都用丝织的（降落伞）。
在湖南打游击的谭昆山回忆，到1945 年日本兵也很困难，吃稀饭、吃霉米，还得饿肚子。到农村抢粮食，连废铁都要收去，要造武器连钢铁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