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重读马克思
处于思想建构中的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这里表达着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自律和自信。我们的探讨表明，马克思兑现了自己的理论承诺。面向“现实生活过程”的生存论哲学境域，实现且确保了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切中现实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以及针对现实问题的发言权和解释力。因此，我们体会到，马克思哲学根本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而无可争辩地属于当代哲学，马克思哲学就是当代哲学，当代性乃是马克思哲学的生命。换言之，马克思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马克思哲学也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此说是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理论特质的一般价值判断，而并非是说马克思走进当代就像再版马克思一本著作那般地容易或简单，全部问题的关键则聚焦于马克思理论在当代的“实现”。
马克思对自己哲学的命运似乎有着先见之明，多次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学说。我们只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可以感受到马克思这种真切的担忧。然而，马克思在告诫人们将他的学说当作行动指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有人不能读“懂”自己的著作。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话语竟然会被人误读。这里是指人们致力于在近代哲学语境中“阅读”马克思。结果，马克思被误读的程度与人们“近代阅读”的进度成正比。不言而喻，在近代哲学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就遭到了最关本质的误读并因之受到巨大的遮蔽。正因此故，马克思在19世纪发动的哲学革命，其真实意义在这种“近代阅读”中不可能获致充分的估价，毋宁说日益受到了销蚀，而不仅仅是遮蔽了。关乎问题之根本还在于，马克思走进当代被这种误读所延宕和阻碍。而当代生活的现象实情已经产生着“各种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着马克思“幽灵”的返回，期待着“慈父般”的“马克思”来“驱魔祛邪”。问题是如此之迫切和严重，以至于廓清“近代阅读”之迷雾已经刻不容缓。所以，重读“马克思”是马克思给我们的“指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愿望，是马克思理论在当代“实现”的必由之路。
尽管如此，人们仍有必要予以拷问：重读马克思，难道就能保证马克思不再被误读吗？的确，谁也不能轻松地做出担保。不过，审视“近代阅读”马克思的基本读法，我们肯定由之而明白何种阅读是误读。不言自明，这能够为我们重读马克思提供具有本质重要意义的思想向导。
“近代阅读”的最显著“成果”，就是把马克思哲学读作“知性科学”。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最初，马克思历史观被读作仅仅是要“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被认为的确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就被指认为是社会历史领域做出了重大发现的“达尔文”——如同达尔文把“生物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那样，马克思将“社会学”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问题的复杂性尤其在于，这些阅读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相关论断作为文本依据。请看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列宁的一段相关论述则是：“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即便如此，这种“近代阅读”所产生的理论效果，就是标识了马克思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因为按照历史研究的“实证主义纲领”——先“确定事实”，再“构成规律”，很多历史学家皆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勾连，但马克思在这一“近代阅读”的语境中明明白白地做到了。看来，马克思真是一个优秀的实证主义者！问题在于，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实证主义者，毋宁说马克思是非常鄙夷实证主义的，并与实证主义有着清晰可辨的原则划界。马克思在把孔德与黑格尔相比时，明确指出黑格尔学说要比孔德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不知伟大多少倍”。而且，在马克思眼中，孔德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对孔德的这种态度，足以表明上述“近代阅读”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和误解。这种读法的要害就在于，它忽略马克思本人的真实心路历程，人为地把具有总体性品格的人的感性活动分割为“先后”相继的关系，把“规律”看作是一个游离于“生活”的预设“本质”，而根本无视“规律”与“生活”内在关联的马克思本己之思。这种读法隐而未彰地承认，马克思发现的“规律”是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决定性力量，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必须遵循的前提预设。进而言之，马克思发现的“规律”恰如为人设定了一个唯其马首是瞻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源始性质的人的感性活动、人筹划自己生存的本真状态，皆统统降格为派生的性质或现象。
不宁唯是，为了突出马克思历史观是如此地“科学”，“规律”必得要被当作马克思历史观中具有本原意义上的“唯一性”。设若没有这种“唯一性”，那么，马克思历史观怎么可以被称之为“科学”呢？由于马克思所概括的“规律”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质，所以，“经济”必定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君临一切、囊括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历史观接着便被读作“经济决定论”。这是上述“近代阅读”合乎逻辑的延伸或发挥。第二国际的一部分理论家是这种读法的始作俑者，他们很早就在“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这一阅读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拒斥，但第二国际的这些理论家不改初衷，进一步传播和推进了这种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于是，莱辛巴赫（H.Reichenbach）把马克思的学说看成是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卡西尔认为，与尼采赞扬“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突出“性欲本能”相比，马克思则推崇“经济本能”。柯林武德则断言，马克思历史观“兼有黑格尔的强点和弱点”，马克思把人类历史仅仅当作涉及人类“经济”生活的“一部单一的历史”，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熊彼特就用“经济史观”来指认马克思在哲学领域的创造性成果，强调“经济史观无疑是迄今社会学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他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任何其他运用经验科学方法说明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加唯物主义。”可以想象的是，诸如此类的阅读，都自认为最忠实于马克思的文本，从而都自以为读到了最“地道”的马克思。从当今流俗的现实期待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来看，不用讳言，以“经济决定论”面貌出场的“马克思”，恰是当代最为流行的“马克思”。但是，从“经济决定论”的固有逻辑，必然推导出“马克思”是本质上为现存社会辩护的思想家！不消说，马克思在对现存社会实证肯定的同时也对之批判否定的哲学精神旋即消失。于是，马克思就被看成是一个实证的“社会学家”、一个实证的“历史学家”，等等。把马克思历史观读作“知性科学”由此便大功告成。
这样说来，与本书所揭示的马克思生存论哲学境域相对照，我们毫无例外地发现，这种对马克思的“近代阅读”使人的感性活动消失不见了，毋宁说人为放逐了人的感性活动。误读马克思昭然若揭，对此大概无需多议。我们要提请注意的是放逐人的感性生命却是理性形而上学之专擅啊！难道这种“近代阅读”与之殊途同归？答案已在不言中。当然，我们能够相信这种阅读对马克思理论在当代的“实现”起着促进作用吗？这里值得追问的问题还有：理性形而上学何以在当代仍有持存的可能性且余勇可贾？我们更愿意揭示其赖以立足的现实成因。
16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开始突破神学的藩篱，而进入了以实验为导向的新时代。随着“经验自然科学”进展到“理论自然科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相继取得了一系列卓著的成就，以至于人类社会迎来了“科学的世纪”。由于理论自然科学的创新不断转化为技术科学，并具体应用于生产，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而成为社会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恰如马克思所洞察到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正是始自19世纪，科学技术无可争辩地成为现代性“家族”中的显贵。这一判断同时也标明，科学技术已然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程度，渗透并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乃至控制着人们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推广和普及，整个生产过程便不再从属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而是取决于“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于是，“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1页。 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基石”，指的就是“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是自然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效应，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多维互动的。一方面，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必将创造新的社会需要，反过来成为科学自身发展或进步的生长点；另一方面，“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9页。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就获得了永不衰竭的驱动力。正是这样，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既然“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势不可挡地需要利用且占有自然科学，那么，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及其条件就没有任何例外地“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毫无疑问，这是生活世界的重大变迁。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的时代氛围中，自然科学的应用不过是听从资本增值的需要，毋宁说实际充当资本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自然科学一旦成了可以被主观随意使用的手段，技术理性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而且，因其有着形式或外表上的合理性，技术理性一定能够不断地展开或外化自身，越来越放肆地疏离生活原初拥有的目的或意义。
就此我们当能发现，科学技术本是社会生活动力系统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实质上归附于资本，服从于资本原则的需要，并真正成为资本原则开展自身的同谋。像科学技术这样公认有着自身独立性的生活要素居然被资本力量所吸收和溶解，那么，近代以后的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逆转地逐渐进入了以资本原则为轴心的生存状态之中，“抽象统治”遂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不仅揭示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而且还富有卓识地挑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218页。 正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为了实现价值增值，整个资本社会必然以抽象劳动为日常生活的风向标和推动力。
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社会生活确有极其公正和平等的外观。抽象劳动之所谓，就是指抽离了劳动的具体形式而仅仅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也就是说，抽象劳动专指劳动的“量”，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亦即“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由于抽象劳动决定性地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所以，只要是等量的抽象劳动，不管人们之间在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等方面是如何地悬殊，都可以公平地进行交换，以满足各自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行为纯属自愿，自由的存在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皆能亲身经历到平等和自由，所以，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活，自然就被人们认为是合法的。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必定能够产生强大的吸收与整合作用，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作为资本的“劳动”居然把人变为“单纯劳动人的抽象存在”。更为关键的，这些现象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常态，而且是整个资本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从此可知，资本原则的“抽象统治”，程度上表现为对于整个社会的无限渗透和超强控制，结果上不是要人灭亡而是致力于维护人的“非人化”生存，性质上乃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造就性的。
如果说资本原则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制定了大致方向，那么，黑格尔所完成和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就为这种生活定向提供了相匹配的文化辩护和导引，进而成为资本社会的理论纲领、精神动力和文化向导。随着资本原则在当代生活领域的渗透和扩张，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在肥沃的生存土壤中与资本原则相互照应，使近代以来的“抽象统治”不断获致再造和升级。海德格尔就有一段颇为深入的评价：“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已经得到先行思考，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Herstellung）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就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路标》，第401页。 这就明确证明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社会“抽象统治”的原则同构性。就此而言，随着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生活主导原则，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从此得以开启，资本和形而上学就成了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两者相互作用为其构建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根据。
这样就十分清楚，虽说理性形而上学在当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甚至出现了众多的替代方案或解决办法，但在新时代“抽象统治”的生活风尚未曾有过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理性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毋宁说还能满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需要，从而依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存在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援引理性形而上学作为立论理据或前提预设，毫无疑问在所难免。前述“近代阅读”马克思的思想行动，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此而言，我们发现到理性形而上学在当代持存的现实动因，发现到“近代阅读”马克思在存在论原则上的必然性，更发现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充分展示这一意义的本质重要性。全部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如何有效地对待或扬弃理性形而上学。不消说，马克思就此树立了一座启明方向的思想路标。
就此而论，重读马克思必须坚决地拒绝这种在近代哲学语境中阅读马克思的做法，而应当把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读出来，把马克思在这一批判和超越中建构的属于本己的哲学境域读出来，把马克思倚靠这一哲学境域所澄明的历史意义读出来，从而，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成果读出来。
既然重读马克思肯定不能在近代哲学语境中进行，那么，立足于当代哲学语境来阅读马克思就必定是唯一合理和明智的选择。可以相信，“当代阅读”马克思不仅是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尊重，更重要的在于，这种阅读可以根据当代的现象实情来阐发马克思，让马克思理论充满“生活感”，真正回到马克思。在这种意义上，“当代阅读”马克思就能毫无保留且毫无遗漏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从而，深刻领悟当代人生存状况的马克思哲学就能真正发挥其“改变世界”的理论优越性。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实现”。
显然，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重读马克思，如果我们不是流于空谈，那么，这不仅需要睿智，尤其需要勇气。在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所引用的但丁的那句诗文。我们将之抄录于后，以此作为重读马克思的“绝对命令”：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