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序
一个诗人的存在和发现
郑珍，生卒于一八〇六至一八六四年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一代诗家，更是中国诗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这位生于偏远的贵州山乡，曾短期出任小官却大半生穷愁潦倒的诗人，虽为乡邦文献所记载，也只获少数文史巨公青睐，而对于现代一般的新旧文学爱好者来说，他几乎是从没听说过的陌生人。
这正像一颗行星，就其体量看，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悬天边，寂然悄然，泯然于众星之间，等待着被发现。
我之知有郑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来贵阳和遵义旁听黎庶昌国际研讨会，才了解到郑子尹和莫友芝与黎庶昌同为“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义市区子尹路命名的由来，于其人其诗仍是一无所知。
本书的作者戴明贤在自序中说，他对这位乡先贤也是从懵然不知，到经人点拨，在十年动乱中偷暇精读，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贤对遥远天际这颗诗星的发现，并著成此书，将带领我，也将启发众多今天与尔后的读者感知这颗星的存在，接受这颗星光芒的牵引。
套一句熟语，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该会感谢戴明贤为他写这卷“诗传”的劳绩：让更多后人走近这位寂寞百年的诗人及其诗作，也让这些心血浇溉的生命史、社会史不至湮没于岁月尘沙。说来可怜，我刚打开书稿时，竟不知道郑珍是郑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乡的山，别署“子午诗孩”则寄托着他对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读到最后一页，这位陌生的诗人，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对饮，可以雨夜联床，甚至是结伴奔波在逃难路上，可以互相倾诉共同的忧患与各自的悲欢，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了。
戴序中介绍了晚清以来诸家对郑诗的崇高评价，皆是有所据而云然，并非溢美之词。人们将他置于唐宋以来的大家、名家之间加以论列，多是从他与各家风格的异同来突出他的优长。这是学者之言。像我这样的诗歌爱好者，或多或少读过一些传统诗作，且各有偏好，自会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有所欣赏，有所品鉴，不必拘泥于论者的排名，也可以说，读诗，读好诗，快我胸襟，斯为得之，又岂在为诗人排座次哉！
不过，从接受心理来看，一个读诗的人总有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风调。读郑子尹写自己亲历的穷愁坎坷，写周围的民间疾苦，总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写乡居闲情，又使我想起储光羲、范成大；而诗人主体，更使我想起黄仲则、龚自珍。然而这只是某些近似而已。郑珍就是郑珍。这部“诗传”的好处，正在戴明贤创为“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及诗，人诗共见”的体例，避免了单纯的传记“见人不见诗”（往往需要另找诗集合参）和单纯的诗集“见诗不见人”（往往需要另找有关诗人的史料），为读者节省了翻检之劳，也更利于知人论世，不但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诗人的具体处境，乃知一词一语，都自有心路历程，不是无病呻吟了。
戴明贤这样的写法，也许不是学术论著的取径，却十分适合向一般读者“普及”一位诗人及其诗作，犹如陪同游客进入一条花径，一片丛林，随引随行，即景指点，远胜遥对草木花树，空泛地说花有多么香多么好看，树为什么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远在贵州的戴明贤，比我之知郑子尹早十来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拜读了他写的历史小说《金缕曲》，心向往之。“文革”后的文学界不断发现被不正常年代埋没的人，也发现了戴明贤——《金缕曲》选载于《小说选刊》。后来一九九二年我在贵阳见到了他，这是我们缔交之始，于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读到他默默写的好几本书，例如关于安顺，他如数家珍。我从他的笔下，真正感到了一个作家对家乡热土的感情，这与他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存和风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贤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郑子尹也是如此。读了戴明贤这部写郑珍的“诗传”，读了经他精心摘引、解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串讲”，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会）的郑诗，贵州这片曾经多灾多难、边鄙贫瘠的土地，变得于我亲切起来；诗人郑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亲人、乡邻、挚友和学生之间，像浮雕一样突现出来。
我相信，郑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诗的巨大存在，一经这次发现，将永远不会被中国人忘记或忽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序
古人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我就因缺乏诗才，想学做诗而学不好。但我喜欢读诗，相信诗是文学之冠冕。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其本质特征和精神风貌，往往在诗歌中得到最准确、鲜明和生动的展现。我又相信诗是文学（一切样式的文学）之灵魂，不学诗，无以言；文而无诗，行之不远。
吾国素称“诗国”，诗人灿若星汉，好诗不计其数。我对国风屈原、曹操左思、李杜小李杜、后主易安、稼轩放翁、纳兰容若龚定庵，固然都百读不厌；而爱其诗兼爱其人者，有陶渊明、苏东坡和郑子尹三家。定庵有《三别好诗》，陶、苏、郑就是我的“三别好”之一（之二则是辛、陆、龚）。而囿于根深蒂固的“布衣情结”，三位中又以自觉选择耕读生涯的陶、郑更觉亲近。东坡做过大小官职，身不由己，我心仪他的，是不论顺境逆境，都以一种审美眼光观察万事万物、无可无不可、把生活艺术化的那份胸襟和睿智。
读陶诗，心情比较单纯：跟着他享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就是了。好几位退了休的朋友索字，我就给他们写这四句。读苏诗，赏其清雄之余，更抱着一个天大的“屈”字：这样的人中龙凤，被一班宵小嫉恨，一再陷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万里都不打紧，要命的是不准回去，求做自食其力的渊明而不可得。这份苦太沉重了。
读郑诗，则是感同身受的两难。陶渊明是做了小官而自己放弃。郑子尹不同，他与生俱来的兴趣是乡居、学术，而家贫亲老的情势推搡着他往学优登仕的“正途”上走。如果真走上了，他必定能做个清正爱民的好官；然而他不肯做迎合判卷人兴趣的时髦文字，就做不成官。这个解不开的死结，有如双马分尸，令他吃尽苦头，不仅自己差点死在考棚里，更让两个孙子夭折在了赴任途中。
渊明、东坡，家喻户晓；郑子尹却寂寞之至。
子尹名珍，是晚清大诗人。贵州遵义人氏。“遵义会议会址”坐落的子尹路，就是以他命名的。
研究清诗的权威学者，对郑子尹《巢经巢诗》评价都极高。清末大诗人赵熙平生批注古近代诗数十百种，持论极严，不轻许可，而断然评子尹诗为“绝代经巢第一流”。吴敏树说：“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陈夔龙说：“近人为诗，多祧唐祢宋，号为步武黄、陈，实则《巢经》一集乃枕中鸿宝也。”（号称学的是黄庭坚、陈与义，实际是以郑子尹为秘密捷径。）钱仲联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又说：“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汪辟疆更说：“唐宋人真正可称为大家者，仅太白、杜公、右丞、昌黎、香山、东坡、山谷、剑南、遗山、道园十家。名家甚多，吾只取元结、孟郊、李商隐、韩偓、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顾炎武、吴嘉纪、厉鹗、郑珍十二人。”（以上转引自白敦仁先生《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连眼光超卓的钱锺书先生，对郑子尹也赞誉有加。《谈艺录》中一处说：“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载），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筠）不与焉。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师之传，堪以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这是说子尹学韩愈一路的诗，既有深厚的学问识见，又有诗心诗情，不像有的学人用诗的形式做注疏考据文章。钱先生在另一处说在抗战流离中读到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诗，“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这说到子尹的另一路诗：以白描手法，描绘眼前情景。“写实尽俗，别饶姿致”八个字，评说无剩义了。
然而，今天的诗词爱好者，十有九人不知道郑珍其人其诗。
郑诗未能广泛流传，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一项都不占。
贵州建省晚，僻处西南一角，从来不受先进地区、主流文化的青眼。曾见近代笔记中有一例证——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皇帝钦点状元为贵阳人赵以炯。大学士翁同龢谏曰：点一个贵州人为状元，恐江南举子不服。状元如此，何况等而下之者。郑珍不仅是贵州人，而且是一辈子僻居山乡的贵州寒士，足罕履通都大邑，友不交大佬权贵，知音唯三五挚友，传播仅府县之间，何来地利与人和？至于天时，王瑶先生在《陶渊明集•前言》中说，陶诗在当时简直没有人注意，等到他在文学史上有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已经过去三个朝代了。他说：“为甚么陶诗在当时这样不受人重视呢？原因之一是他人微地轻。”郑子尹不仅人微地轻，而且天时尽失：身后五十多年，就兴起提倡白话文新文学的“五四运动”，整个旧体诗词都迅速被边缘化了。赵翼说得有道理：“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
郑诗的特点，一般认为主要学韩愈。或曰：“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钱仲联语）或曰：郑诗是以韩愈的语言写白居易的内容。其实，郑诗转益多师，风格丰富，除了“以文为诗”的韩愈，李贺的诙诡、义山的缠绵、东坡的清豪、山谷的奇拗，在他的诗巢里总能找得到。然而尽管风格多样，郑诗就是郑诗，并非“百衲衣”或“聚宝盆”。有人认为郑诗古奥深邃、晦涩难懂，影响它的传播，其实郑诗中“赤手白战”、平易如话的作品又多又好。
郑诗更有一大价值：郑子尹生活于中华古国最痛苦的历史转折期——内忧外患相煎迫的晚清。他把一生经历的些少欢乐和巨大苦难、他置身其中的心路旅程，都写成了诗，不自知地为这个历史分娩期做了翔实记录，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巢经巢诗集》像一部诗体断代史，更像一部诗体日记，能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供许多难得一见的材料。可以说，这是诗歌群星中罕见的贡献。
想写写郑子尹，是多年的心愿，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一种惬心的叙述方式。
一般说，介绍一位诗人，不外乎两种体裁：传记和诗选。我读通行的诗人传记，总觉传主像一座塑像，矗在那儿让别人介绍评说，他与我之间多了个“第三者”，如雾中看人，眉眼不真切。而读一般的诗选，虽然诗人就在眼前，却又是一首首诗各自独立，把诗人的一生割裂了。两种方式都有“隔了一层”的感觉，于是迟迟不能动手。
二〇〇四年，想出一个“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及诗，人诗共见”的写法，庶几能产生传主面对读者、现身说法的真切感，也试着写出了几段。一晃几年过去，写写停停，直到最近把几种难度小些的书稿弄完了，才集中心思来对付这个把几种体裁糅在一起的“四不像”。
采用这种写法，要干的活儿主要是使郑诗“今文化”。
旧体诗词使用的是古代书面文字，又有格律限制（句式、平仄、对仗等），因此词与句极度浓缩，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暗藏着许多空白，加上常用经典故实，乃至形成今天读者欣赏旧体诗词的主要障碍。郑子尹是学者兼诗人，这种障碍尤其突出。如何消减这些障碍，使郑珍其人其诗与读者之间亲切无隔膜？那就得让他说今人的话。
怎么“说”呢？常见的是逐句今译。实践一段，觉得不理想：如果只从字面上把文言换成白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更加不知其意。如果对那些“空白”填进许多外加的字（有的加在括弧里），又会变得拖泥带水，全失阅读的快感。更重要的还在于：许多言外之意、“潜台词”，不加以阐发会损害深度，写入译文又似强加。这是诗词今译本中常见的现象。几经试验，同时参考多位外文翻译名家的经验，决定用包含了我对郑诗的解读、感受和阐发的一种综合性散文复述，以期“从译文获得原作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面意义”（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语），从而形成一种原诗、复述、释典、简议的“四段式”结构，希望多少能达到亲切不隔、流畅简约的阅读效果，让读者“因诗见人，史外传心”。诗人邵燕祥先生在《我的诗人词典》一书中论及：“他（陈明远）曾把郭沫若的一些旧体诗译为新体，使其中的诗意得到很好的阐发和表达。”我想对郑诗做的，正是想让隐藏在字面以下的诗意能得到较好的阐发和表达（因此在词语、语气、句式等方面，不一定悉循原文）。至于能够做到几分，不敢有太多自信。
以我个人的观点，郑诗的精华有三类：一是如实状写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如洪灾、大旱、狼患、战乱、腐败、贫困、苦旅、科举仕途等的作品），绪承了杜甫“三吏”“三别”、元结《贼退示官吏》、白居易《卖炭翁》、韦庄《秦妇吟》的传统，而且写得更多、更细、更生动、更深刻，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二是真挚倾诉亲情、友情的作品，感人肺腑。三是描绘山水景观、乡村风物的作品。苏轼说文与可画竹，“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郑子尹一置身大自然间，就真像与眼中之物同化，天人合一，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有声画”。三类作品同出一源：出自子尹博大的爱心、精微的诗心和“万物笔下难遁形”的笔力。我的选择，也着重在这三个方面。
母亲和书，再加上挚友，构成郑子尹的精神家园。母亲在世时，他像个小孩，成天除了读书，就是尾着母亲走进走出，受到弟妹打趣；一切喜怒哀乐，都诉诸诗歌，与友人共同担当。母亲去世后，他葬母于子午山，自号“子午山孩”。此即书名的出处。
个人定位：这是一部写“人”的文学文本，而且只是我一个人读出来的郑珍其人。所以有意不接触有关的学术论著，以保持直接阅读的新鲜感；只采用四川白敦仁先生《巢经巢诗钞笺注》（巴蜀书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包括所附凌惕安先生《郑珍年谱》）、贵州杨元桢先生《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贵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校订，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第一版）两书对郑诗典故语词出处的注释，这对我理解原诗很有帮助，但也有若干不从二书处。郑氏族序方面，则依据贵州省社科院黄万机研究员的《沙滩文化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月第一版）。万机兄是遵义人，与沙滩三氏有戚谊，对有关历史研究十分详赡，成果累累。他的另一种大著《郑珍评传》也承惠赐，我因怕形成先入之见，还一直没有开读。在此，谨对三家致以由衷之谢！至于对郑诗的理解和诠释，则纯出己意。自揣谫陋，谬误难免，不敢推卸也。
二〇一一年八月六日适斋灯下
二〇一二年八月廿八日挥汗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