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我之认识严春宝，是林文庆种下的因缘。因为大家同样被林文庆传奇的一生所吸引，故此到过厦门、香港以及林文庆的出生地新加坡，为的是追寻林氏的踪迹；我们也都阅读过相同的书籍和数据：林氏的著作、林氏的传记以及一手或二手的文章。终于，我们在纪念林文庆的会议上相逢，犹如他乡遇故知，好像是已经认识的多年老友！
其实，我的年纪要比严春宝大得多。他的哲学博士学位，是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则是1980年，相差几近三十年！之后春宝到厦门大学，跟曾玲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两篇论文都和林文庆有关。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于2010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资料翔实，立场中肯，是研究林文庆必读的传记。
传记出版以后，严春宝教授对林氏的思想有进一步发掘的兴趣，尤其对林氏的儒学思想及其英文著作，于是，不断地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翻阅报章，造访亲友，尽力搜寻，并且编撰成书，出版以供同道分享共阅。书前有国际知名学者、儒学名家杜维明教授作序推介，亦真难得也。两书出版之后，也奠定了严春宝作为“林文庆研究专家”的地位。
浸淫于林文庆研究多年，今年严春宝又有研究新作，专门讨论林氏的儒学思想，问序于余，以余及李元瑾等，乃陈育崧前辈之后较早对林氏有研究兴趣者也。李元瑾已成钻研林氏之权威，而我多年来只写过几篇有关林氏的小文章而已。蒙春宝兄过爱，不胜惶恐，略撮数言，以述原委，权以为序。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学讲座教授
暨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序二
与严春宝博士结识是在2010年。那时他撰写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刚刚出版，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演讲，而我恰巧在该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我也研究厦门与海外华人，对林文庆也颇为关注，两人相谈甚是投机，之后就一直保持联系。严博士的学识、学养都是我难望其项背的，对林文庆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更令我折服，在新作《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即将出版之际，嘱咐我写篇序言，不禁倍感诚惶诚恐。推辞不果，兹提出自己研究林文庆和海外华人时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抛砖引玉，权以为序。
早在1995年，新加坡学者李元瑾博士因为感叹在厦门大学竟然“找不到一砖一瓦可以凭吊林文庆”，撰写了长文要“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文中，李氏高度赞扬了林文庆的人格与修养，对他为厦门大学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至于林文庆为什么在中国会遭受批评并持续受到冷落，李氏将原因归咎于他“与鲁迅的冲突和昭南时代的黑锅”。窃以为，李氏对林文庆受忽视的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但是仅将林文庆的遭遇视为个案，则失去了用之审视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好机会。
我们知道，海外华人在中国眼中从“天朝弃民”到“爱国华侨”的转变与中国国势积弱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在寻求现代化以自保的时候因为国库空虚，不得已将眼光转向了海外华人，冀望这些“自弃王化”，“与番民无异”的移民能够认祖归宗，出钱出力协助祖国走向富强。晚清政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不少人热烈响应国内捐款、赈灾和投资等的号召。然而，晚清政府虽然从海外华人的慷慨解囊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还是“国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因此，在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兴趣有增无减，对于吸引海外华人的资金也更加热衷。换言之，中国对于海外华人观点与态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上述的功利主义心态上。也因为如此，虽然海外华人已升格成为华侨，在政治和法律上恢复了中国公民的身份，不再是罪犯或汉奸，但中国人对海外移民长期以来就存有的传统偏见却并未随之消失。
我们从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如《东方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等所刊发关涉海外华人的文章中，就不时看到中国政客与文人不经意地透露出对海外华人的蔑视，认为他们是拜金、没文化、落后，乃至是“丧失了华人性”（un-Chinese）的。比如，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中对林文庆的讽刺，便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文人的这种态度：
林文庆医生，论职业，是一名医师；讲兴趣，是一位学者；谈声誉，是一个商人；出于偶然，还成了教育家。实际上，他既不是医师，也不是学者，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教育家。他真正的职业，是努力成名。他想要的，就是出名……我不能保证林医生读通了埃夫伯里勋爵所选的名著，但是我却暗自怀疑，他是希望人们以为他都通读过了的。也许他通读过，也许没有。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专长，他并没有做到，甚至未能全面掌握作为专业的医学。其结果是……对于一切事物都一知半解，一种繁杂的令人头晕的知识大杂烩。你向林医生请教孔夫子的问题，他可以讲上个把小时理雅各著作里的陈词滥调。等他说完了，我们可以确信，他已经说出来他所知道的全部——也许，比他所知道的全部还要多……林医生好像什么都有，所罗门王有的他都有，只是除了智慧和——要不要我再补充一点？——知识。
就因为这种潜藏但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与海外华人之间的鸿沟和壁垒，海外华人即使回到中国以后也无法逾越。身为一名在海外出生，接受英文教育的第三代海外华人，林文庆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与隔阂是深有体会与感触的。他明确地意识到虽然自己体内流淌着汉民族的血液，但并不表示回到中国后就会自然受到国内同胞的认同与接受。为了缩短与中国人的距离，林文庆努力学习中文，熟读中国历史与文化，并且研究及宣传儒家思想。1929年，他甚至英译并出版了屈原的《离骚》。当新加坡著名报人连士升询问林氏为什么会翻译《离骚》时，他的回答道出了海外华人的困境与无奈。根据连士升的记载：
他（林文庆）告诉我说，当他回国做厦门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人笑他是个峇峇 ，懂什么中国文化……那峇峇两字，仿佛一块烙铁，伤透了他的心，于是他发愤向学，努力钻研中国古籍，以便洗雪不懂中国文化的罪名。
他曾请教友人，看中国古籍里什么书最困难。人家告诉他说，中国文学里最艰难的莫如诗，中国古诗里最难懂的无过于离骚。因此，他下个决心，从事彻底研究……把它翻译出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成名，中国学术界人士，多刮目相看，谁也不敢再把他当作不懂中国文化的峇峇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林文庆努力变得“懂文化”了，他依然只是个“峇峇”，与中国人还是无法完全对等的。
林文庆在厦门甚至整个中国遭受非议与冷落，当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忽视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大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中国人对海外华人存在的刻板印象与偏见：一方面，认为他们在物质上是富裕的，因此，像陈嘉庚般捐资办学、投资中国是海外华人对祖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受到肯定的；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文化上却是贫瘠、落后的，因此，像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推行他的教育理念，甚至大谈儒家思想却是逾矩了，当然会遭人反感。因此，我们需要为林文庆讨公道，更应该为海外华人讨公道。或许，只有当我们正视海外华人被歧视的问题，林文庆才能真正在中国的教育史、思想史、政治史上被记上一笔。
王纯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