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天气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暴雨、海啸、雷电、冰雹、飓风……这些极端天气动辄夺去数十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直到天气预报的出现，人类的损失才得以挽回一二。

那么，这些恶劣天气的成因为何？前人如何解读这些现象，又是如何预测天气的？现代的天气预报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书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书中主角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气。

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彼得·穆尔带领我们深入每位先驱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揭示了那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执着信念与高尚情怀。

作者

彼得·穆尔（Peter Moore），1983年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入英国达勒姆大学修读历史及社会学。2010年起在伦敦城市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程，2017年任牛津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他还著有《恶有恶报》（Damn His Blood），获得各界广泛赞誉。

译者

张朋亮，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先后在出版公司、能源企业、政府机构担任过翻译，译有《全球化与澳门》《时间大劫案》等作品。

译者序 给自然以秩序

前言 跨越时代的气象实验

第1 章 空中传书

光电报计划

早期的蒲福

埃奇沃思：迅捷而秘密的信使

了不起的科学传承

蒲福：给风力定级

第2 章 记录自然

蒲福：航海日志大有价值

康斯太勃尔：揣摩天空的光线

卢克·霍华德：划分云朵体系

福斯特：创立天气简述

康斯太勃尔：用绘画记录天气

第3 章 雨、风和极寒天气

恶风帕姆佩罗

海军学霸菲茨罗伊

“小猎犬号”南美探险

达尔文上船

第4 章 追踪风暴

飓风浩劫

上帝掌控着天气？

调查风暴成因

雷德菲尔德：飓风是移动的旋风

第5 章 上升的水汽vs 旋转的风暴

埃斯皮：云起雨落的奥秘

口诛笔伐：风暴成因之争

里德：风暴规律初探

埃斯皮：狂妄的造雨计划

第6 章 穿越时空的电报发明

罗密士：为大气绘图

塞缪尔·莫尔斯：神奇的电报机诞生

莫尔斯电码问世

第7 章 慧眼识天

“小猎犬号”：了不起的全球航行

雹暴袭击伦敦

格莱舍：组建气象观察员联络网

史上首份天气报告

第8 章 伟大征程

被精神病折磨的菲茨罗伊

马修·莫里：绘制全球风图

勒维耶：全球首创风暴预警系统

格莱舍：雪晶的隐秘世界

菲茨罗伊：志在绘制全球海图

老一辈科学名宿相继离世

第9 章 危险之路

飓风抹杀“皇家宪章号”

菲茨罗伊：建立风暴圆锥预警系统

《物种起源》问世，达尔文、菲茨罗伊交恶

格莱舍：热气球升空实验

第10 章 举世瞩目

格莱舍：探索大气层的奥秘

菲茨罗伊：全球第一份官方天气预报

笑柄：“预报不可靠”

第11 章 争议四起

高尔顿：让气象图走进千家万户

菲茨罗伊的预报缺乏理论支持？

谁杀死了天气先驱？

第12 章 如何讲述真理

菲茨罗伊：从先驱到骗子

天气预报沦为“英国祸害”

为预报正名

格莱舍：发现急流

后记 西风

前言 跨越时代的气象实验

天气预报无处不在。对于一名普通的英国人而言，平均一天里要接触到五六种形式的天气预报，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等，口口相传。每天早晨，当听到早餐时分天气预报员的声音时，你一定会立即清醒过来；到了晚上，你会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频道的海洋预报那熟悉的音乐《驶过》中安然入眠。不论通过何种媒介，天气预报都已成为现代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总能随时得知那变化多端的天气又将向什么方向演变。天气预报员们总是穿着简洁而干练的服装，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一旦有恶劣天气来临时，他们的话语中总是充满了关怀和同情。得体的措词、干练的西服、优雅的举止以及对气象预警的巧妙传达，这些会让观众认为他们是古典主义的典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天气预报员们其实是19世纪最大胆的科学实验的产物之一。

这样说似乎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人们很难去想象，在天气预报尚未出现的时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例如，1703年11月24日下午，置身于风和日丽天气之下的人们不曾想到，英国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大风暴正在狼奔豕突般朝英国的西海岸涌来。人们对于汹涌而至的风暴毫无防备。最后，大风刮落了教堂屋顶的铅制窗框，风车飞速旋转，以致最终像巨大的转轮烟花一样燃烧起来。牛羊被刮得四散奔逃。哈尔威治港的船只被吹得横跨英国北部海域，一路漂到了瑞典。还有大量船只被吹上了古德温暗沙，预计有2000多艘船被海浪吞没。虽然没有最终明确的伤亡记载，但事后人们预计，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约有1万人因这场风暴遇难。在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看来，这次大风暴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英国伦敦的大火灾。

笛福知道，新的风暴会随时降临。又过了150多年，也就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风暴预警和天气预报才开始出现。在时间上的这种延迟恰恰反映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在对天气现象的解读和协调反应上存在巨大难度。而要想完全实现这一雄心壮志，将是对1800～1870年那段时期人力和物力的严峻考验。这群人的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化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水道测量专家、商人、数学家和冒险家等。他们创立了基础理论，发明了实验仪器，建立起观测网，并说服政府部门，让它们意识到有义务去采取措施保护民众。本书就是对这一段长达70余年奋斗历史的记录。书中探讨了他们是如何为现代气象学打下根基，并赋予我们窥见未来天气的能力。

19世纪初，天气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站在位于特拉法加角的“胜利号”（the Victory）后甲板上，苦于没有科学的方法来测量风速。当英勇无畏的氢气球飞行员文森佐·卢纳尔迪（Vincenzo Lunardi）乘坐他的氢气球飞上高空时，却无法解释天空为何看起来是蓝色的。作为一位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年轻的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M.W.Turner）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所绘的云，他也解释不清云为何能够悬浮在空中。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也是一位热情的气象记录者，他的家位于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高山上，但他不知道地球大气到底向上延伸了多远。英国诗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虽然对维克托·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结婚之夜的暴风雨描绘得引人入胜，但她对风暴的本质却缺乏科学的认识，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或是从何而来的。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有些人认为天气是循环往复的，在某一年的气温变化将会在其他年份中依次重复出现。有些人认为天气是受月球或行星的运行、太阳的脉冲、地球上的大地或天空中的电流等因素控制的。1823年，一个极端的理论家甚至写道：“在这纷繁复杂的因果迷宫之中，理性逻辑似乎再无用武之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天气是一种神力，是上帝弹奏的背景音乐，用来预示某种变化或惩治罪恶。正如《旧约·诗篇》第19章所宣称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助，当风暴来临时，基督徒会敲响教堂的钟声，希望以此来祛散恶劣的天气。这些钟往往会受到牧师的祝福。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弗朗索瓦·阿拉果（François Arago）曾经对一则祝福语进行了简单的记录：“凡钟声所至，愿其祛除恶灵、旋风、雷霆之灾，愿其祛除飓风和暴风之祸。”

人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因为天空是上帝的原野，是一个独立的所在，是神圣天国与罪恶尘世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很多人都把这片空间称为“天国”，它包罗万象，容纳着云朵、彩虹、流星和恒星。这种模糊而充满敬畏的词汇恰恰是对变化无常、如水银般明净的天空的最佳称谓：它看上去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而天气观测者们却没有足够丰富的语言来对天空进行科学的描述。1703年，伍斯特郡的一位天气日志记录者曾写道：“我们的语言在描述我对天气的各种观察时显得如此贫乏和空洞，为了寻找恰当的词汇和比喻来描述我的想法，真是让人绞尽脑汁。”经过一番尝试，他如此描述天上的景象：

那些膨胀、迟滞，像涂了漆一样的云，臃肿而低垂。我可以如此描述它们：就像是飘在天上的房子或奶牛乳房一样的云；它们呈铅灰色，覆盖和占据了整个可见的天穹，像水蒸气，像高高的湿壁画屋顶，又像带有大理石矿脉的岩穴。

通过这种尝试，作者希望给自然以秩序，而这种努力恰恰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这个时代。催化时期发生在1735年，这一年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发表了他的作品《自然系统》。该书为那些后来被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称为“观察绅士”的人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将各种自然事物进行分类。林奈的这一作品渐渐衍生成一种启蒙思想，人们开始对世间万物，包括植物、动物、岩石、疾病等进行研究和分类，为它们赋予条理化的拉丁名称，使其变得易于识别。

但当时天空不在人们的研究范畴之内。即使在伍斯特郡那位因气象语言的“贫乏和空洞”而苦恼的天气日志记录者之后100年，仍然没有一套固定的术语来描述天气的变化过程。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天空成为人们最难划分的对象：它就像是神秘而混沌的世界里的废墟，一直延续到牛顿时期和技术革命。少数分散在各地、坚持对气温和气压进行观测和记录的研究者们，如蒙蒂塞洛的托马斯·杰斐逊、赛尔伯恩的吉尔伯特·怀特等，缺少的不仅仅是标准的科学用语，同时也缺乏一个用来分享其研究成果的端口或平台。每个人所在的地域范围都是有限的，他们只能看到各自方圆10～20英里以内的天空，只能对各自地区的天气特征有所了解，却对宏观的天气形势缺乏总体认识。他们对锋面、气旋、积云、温度垂直递减率、辐射流等概念一无所知。直到1800年，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在科学界，“大气”（atmosphere）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该词属于希腊语的复合词，表示的是四周的水汽。这种语言学上的转变也反映了科学界立场的一种变化。与天堂不同，大气和人的心脏、植物的花冠、砂砾岩一样，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和卢瑟福（D. Rutherford）分别发现了空气的主要成分——氢气、氧气和氮气，这使得人们对四周漂浮的空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诗人和哲学家们开始将空气的流动想象成天空中的河流：流淌的风、排山倒海的云、奔涌的水汽。这是一片全新的天地，就像非洲的沙漠、亚洲的群峦，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它激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

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因其在19世纪初期对云的研究而举世闻名，在他的一篇颇具感召力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天空也是风景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云是其中的大陆和岛屿，变化多端、永不停息的风是海上的浪潮，这是我们整个地球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万钧雷霆得以迸发、瓢泼大雨得以凝结（在夏天甚至还能形成冰雹）。在这里，由巨大石块或金属构成的陨石偶尔会从天而降，任何一个热情的博物学家，都不会对这些熟视无睹或觉得平淡无奇。

人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天空。1802年，霍华德发表了《论云的形变》，首次以科学的名称给云命名。若干年后，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提出了量化风级的观点。1823年，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John Frederic Daniell）的《气象学随笔》问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兴趣。到19世纪30年代，气象相关的文章和报告见诸各种科学

杂志，各种气象学会和天气观测者网络也纷纷建立。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研究大气现象。他们在家里、海上、山顶和热气球上采集大气数据。对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大学生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来说，气象学再也不是冷门学科了，它俨然已经成为“初生的赫拉克勒斯”，“成为一切美好的化身”。

更多成就随之而来：出现了第一份天气图和最早的天气报告，人们对露水、雪花、冰雹和风暴也有了新的认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人们面临着如何对这些知识进行运用的问题。气象学家们能否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那样，提出气象学的普遍规律——控制天气变化的规律呢？他们能否将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际应用？约翰·拉斯金在他的《论气象学现状》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宣言：

（气象学家们）需要对全球的风暴进行追踪，指出其发生的地点，预告其衰退时间。当黑夜随着地球公转变得越来越长时，他们要对地球的各个时刻进行记录，感受海洋的脉动，探寻洋流的路径和变化，对神秘且不可见的影响的力度、方向和持续时间进行测量，对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寒来暑往、日出日落等循环往复的时间规律进行厘清，直到我们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但在科学研究上，必然会遇见一个矛盾，那就是：如果天气是大自然变幻莫测的一面，那么跨越海洋和陆地，对天气变化进行追踪和精确记录将成为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而对天气进行预测也将变得遥不可及。1854年，英国下议院的一位议员在会上说，过不了多久，人们将能预知伦敦24小时之后的天气，但所有议员听完后却哄堂大笑。

1861年，英国第一份全国性天气预报正式发布，当时人们采用了一个新词：（天气）“预报”（forecast）。但即便在当时，这项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就在此时的两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使当时的教堂顿时陷入了生存危机中。如果说进化论是对过去的解读，那么这种气象预测则将是对未来的揭示。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作出这些天气预报的幕后英雄——罗伯特·菲茨罗伊，正是30年前达尔文进行著名的远洋航行时乘坐的“小猎犬号”（the Beagle）的船长。如今，达尔文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他本应成为一个教区牧师，却成长为一个革命性的进化论理论家。然而，我们对菲茨罗伊却不那么熟悉。他曾是英国皇家海军中的明星，接受过良好的英国上层教育，是人道主义事业的坚定拥护者，而当他在19世纪50年代踏上天气考察工作的道路后，他的人生道路开始变得前途未卜。

菲茨罗伊的性格复杂而矛盾，充满了豪情壮志，但如今人们对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他曾是达尔文乘坐航船的船长之上。实际上，他做出了很多光辉事迹。他早期曾探访过火地岛，后来在英国政府任职，全心投入天气研究。在同时代的人中，菲茨罗伊是一个佼佼者。他眼界开阔、品德高尚，迫切地想通过自己的研究造福世人。他的这种立场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同时也给他四处树敌，被指责为“鲁莽、狂妄和盲目自大”。

菲茨罗伊相信，他是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气象学家不再是受到孤立的群体。他们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网，通过一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电报来分享观测数据。一个世纪前，电报还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玩意儿，而到19世纪60年代，电报从最初的光学器械逐步发展，最终实现了完全的电气化。正是这种发明使天气预报成为可能。

电报的发明、气象理论的发展，以及这些进步背后坚持不懈的人物——弗朗西斯·蒲福、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威廉·雷德菲尔德（William C.Redfield）、詹姆斯·埃斯皮（James P.Espy）、威廉·里德（William Reid）、詹姆斯·格莱舍（James Glaisher）、伊莱亚斯·罗密士（Elias Loomis）等，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他们前赴后继，致力于完成一项跨越时代的实验：证明地球大气不是混乱而不可捉摸的，相反，人们可以研究它、理解它，并且最终对它进行预测。如同一项科学实验，本书所讲的这个故事也被划分为几个阶段：观察、争论、实验和最为重要的——让人信服。

这一行动像春风一般，拂过万水千山。它从爱尔兰和英国中部刮到萨福克河谷，从纽约市刮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不论是在霜华满地的冬日黎明，还是在沾满晨露的潮湿草甸，不论是在晚霞映天的夏日傍晚，还是在跨越大西洋的飓风刮过之后的一片狼藉当中，那些坚持探索的人越来越相信，他们有能力找到这一切背后的真理。

英国气象局局长、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朱利安·哈恩特（Julian Hunt）

真知灼见。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穆尔是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作家，他对晨露的描述很有诗情画意，让你仿佛和他一起置身于凉爽的夏季清晨，在一片布满白色车轴草的原野上，看着无数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穆尔的历史故事富于启发，为当今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启迪。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巧妙的构思……《天气预报》通过将人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事物进行巧妙穿插，给读者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例如，穆尔先生以萨缪·莫尔斯于1844年发明的电报机为切入点，逐步引出了当时如何绘制出有史以来第一幅天气运行图；又以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在1861年发表的一场有关太阳辐射吸收的演讲，指出其竟为后来的温室气体科学奠定了基础。

《泰晤士报》（The Times）

一部研究深入、引人入胜的作品……不论是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冲突，还是对天气本身的宏伟壮丽（包括风暴和沉船、热浪和洪水等，都进行了生动的描绘），穆尔都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通过将前面几章进行巧妙的串联，以及故事场景在不同大陆之间的切换，穆尔生动地刻画出了具有豪侠气概的舰长、苛刻的官员、吝啬的政客以及疯狂的发明家等人物角色，凭借其敏锐的视角，展现一个个古怪、荒诞、悲惨和天才的故事。全书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开拓进取精神的）全景式展现……它就像菲茨罗伊所指挥的“小猎犬号”一样，在惊涛骇浪的合恩角砥砺前行。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本书是）对19世纪天气科学的一段引人入胜的讲述……《天气预报》并不是第一本讲述菲茨罗伊的故事的书（菲茨罗伊是近年来3本传记文学和1本小说的创作对象），穆尔的成就在于以翔实的生活叙事，加上同时代的一大群背景人物（即“菲茨罗伊的气象学群英”，其中的很多人物都值得专门记述），呈现出一个饱满、鲜活的菲茨罗伊的形象。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一本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新书……（穆尔）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语言运用巧妙生动。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考证严谨，内容丰富、精彩……既是一本科学史，也是一本文化史，具有获奖的潜质，通篇读之犹如海风拂面，令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

《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

令人着迷……《天气预报》是一本极具吸引力的著作，讲述了科学观点如何在那个时代艰难地诞生。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我认为，通过穆尔的深入研究和精彩讲述，你将为他的豪情和文采折服。

1.亮眼的获奖记录：

荣登《纽约时报》年度百本好书榜

BBC系列专题纪录片原著

《泰晤士报》年度好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畅销书

《纽约时报书评》《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波士顿环球报》《星期日邮报》《每日文摘》《自然史杂志》等众多知名媒体极力推荐

2.题材新颖，主题对人类的生活非常有意义。鬼神莫测的极端天气曾经是上帝伟力的展现，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地震、台风、暴雨、雪灾、雹暴等极端天气仍然动辄造成极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本书温情讲述了200多年前，十多位不同行业背景的天气先驱，如何利用当时简陋的条件，追踪神秘的天气现象，建立天气预报系统，来服务于航海时代以来人们的商业及日常生活需求。

3.天气小知识十分丰富。对飓风、暴雨、大雪、雹暴等极端天气来临之前的预兆、形态进行了科普，读来十分有趣。

4.人文情怀浓厚。全书详细讲述了十多位天气先驱追踪天气的惊险故事，他们或乘着热气球飘浮在万米高空中，或乘着小船漂浮在被狂风暴雨袭击的苍茫大海之上，或顶着万千雷电在头顶劈下……追踪着风雨晴雪等天气，艰难地探索着天气是如何科学运行的答案。因此本书不止是一部科学探险史，更是一部科学先驱人物的传记。

第7章 慧眼识天

1846年7月5日，弗朗西斯·蒲福在他的小册子上写道：“温度是88华氏度（约31.1摄氏度），天气格外热，有雷雨，是个凉爽的下午。”这种天气已经持续好几周了，蒲福似乎在盼望着什么。他的女儿埃米莉此时感染了“一点霍乱”，看上去“有气无力”的。

和所有人一样，蒲福也担心当前的这种困境是由坏天气引起的。他推测，伦敦众多人口在炎炎夏日里喘着粗气、冒着热汗，这可能会成为疾病的生发根源。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们早已逃离城市，到海边去感受清新凉爽的空气了。

可是蒲福没有这么幸运。他还是被困在英国海军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究着一份关于澳大利亚东部和大堡礁海域的考察报告。自从70年前库克船长驾驶着皇家海军舰艇“奋进号”径直驶入这片海域，对于航海者来说，这里至今仍然是一片冒险之地。在后面几周，他将再次执行12小时轮班制。对于一位年过古稀的人来说，这可不简单。虽然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蒲福的工作效率几乎没有下降。为了远离威斯敏斯特的喧嚣，他在城市边缘的格洛斯特市靠近贝克大街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如今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身上还挂满了半个世纪之前的累累战伤，但他始终严格坚持着一些养生方法，那就是在距离住所不远的摄政公园进行快步走，还有就是保持每天早晨冲一个冷水浴。在闷热的7月，蒲福仍然停不下手头的工作。此外，他也会和一些朋友共进早餐，比如爱尔兰科学家爱德华·萨宾。7月26日星期日这天，老朋友罗伯特·菲茨罗伊敲响了蒲福的大门。菲茨罗伊一个月前刚从新西兰回到英国，这是他回国以来的首次拜访。

“小猎犬号”：了不起的全球航行

久别重逢，相谈甚欢。此时距离菲茨罗伊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完成远洋航行已有10年之久了。对这两个人而言，这次航行都是相当成功的。在给英国下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蒲福提到了“菲茨罗伊船长出色的考察工作”。他带着82张精细绘制的图标和8张海湾及海岸线图返回英国，所有图表上都附有注解和航海指南。从此，南美洲海岸再也不会被视为蛮荒之地了。任何军官只要支付几个先令，就可以从蒲福的办公室买到南美洲整个地区的地形图。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菲茨罗伊的图表一直被沿用了一个世纪之久。在航海期间，他一直与蒲福保持着通信。菲茨罗伊非常尊重他的这位领导，甚至还以他的名字给智利的两个海湾命名。

如果说地形考察算一次成功之举的话，那么达尔文在沿途采集的大量生物样本，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贝壳、骨头、岩石和昆虫等，也算一项不小的成就。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在这次航海中配合得相当默契，这让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满意。不过他们也会相互斗嘴，菲茨罗伊戏谑地把达尔文封为他的“捕蝇者”，或是称其为“亲爱的科学家”。他们在返回英国后，都被人们视为英雄人物，并开始静下心来书写各自的见闻和经历。达尔文非常热衷于这项工作。趁着此次航海之旅的记忆还十分鲜活，他写起来得心应手。相对而言，菲茨罗伊的工作要繁重得多，因为他有太多的记录需要整理。有一次，当菲茨罗伊准备写一本名为《皇家舰船“冒险号”和“小猎犬号”航海考察记》的书时，达尔文瞥见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初是由菲利普舰长写的，菲茨罗伊正在试着整理。达尔文不禁感叹道：“没有玩具的小男孩的生活是乏味的。”

不过菲茨罗伊的生活也谈不上乏味，因为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拥有贵族气质的年轻人，一个刚刚完成环球航行壮举的海军军官，他在返回英国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对“小猎犬号”的指挥堪称完美。一名跟随他4年的海员曾经写道：“在我刚刚入伍时，如果有人说我不是一个水手，那么我肯定会加以反驳。不过现在我要说，直到我加入这艘军舰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水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同时也是实至名归。在5年的航海之旅中，“小猎犬号”从未伤过一兵一卒，损失过一桅一帆。菲茨罗伊在桅杆和下桁上安装避雷针的决定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船只曾被闪电击中过几次，但从未有遭受损失的记录。不过，对于科学界而言，菲茨罗伊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他对观测仪器的维护上。航海日志记录及时，各项数据准确翔实。当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时，需要把航海中用于确定经度的精密记时表（chronometer）与英国的当地时间进行校对，这时便迎来了对于这次航行的终极考验。经过对比，他在5年中的累计航行偏差只有33秒，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成就。

成立于1830年的伦敦地理学会（后改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代表人物包括蒲福）是最早为他授奖的组织之一。该学会于1837年为菲茨罗伊颁发了其最高荣誉——开创者奖章（Founder’s Medal）。不久后，菲茨罗伊又被任命为英国领港公会的13个主持会员之一，该机构是负责灯塔事务的。同时，他还被任命为默西河的管理委员，确保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这条河的适航性。这些都是名利双收的职位，但菲茨罗伊的雄心并未就此止步。没过多久，他步入了政坛，在1841年大选中，作为达勒姆选区的代表在英国下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此时的菲茨罗伊功成名就，他与一位军官之女——美丽而虔诚的玛丽·奥布赖恩喜结连理。他们可以说是天生一对。菲茨罗伊、玛丽和他们的子女在伦敦的贝尔格莱维亚区高档的住宅区朗兹广场定居下来，这里有大批佣人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

不过，菲茨罗伊在英国政府层级中的步步高升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他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按说到了这个级别，他今后的仕途将是一马平川了，不过菲茨罗伊在竞选活动中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导致他与其他候选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大量充满恶毒言辞的信件在菲茨罗伊和他的对手谢泼德先生之间往来穿梭，二人甚至险些诉诸决斗，准备通过武力来一决雌雄。投票日终于到来了，菲茨罗伊赢得了选举，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威斯敏斯特的蓓尔美尔街上，菲茨罗伊被手持皮鞭、守候在联合军人俱乐部（United Service Club）a门外的谢泼德叫住了。“菲茨罗伊船长！”谢泼德大叫一声，“我本不想打你，但是你未免也太嚣张了！”

菲茨罗伊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用手中唯一的武器——雨伞与谢泼德斗起来，新闻媒体对这场冲突进行了大肆渲染，冲突最终以菲茨罗伊将谢泼德击倒在地而告终。6这种有失风范的事件，英国议会表面上表示厌恶，但在内部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报纸方面报道，这是在英国长久的议会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竞选活动的最惨收场。

虽然出师不利，不过菲茨罗伊还是保住了他在议会的事业。他成为坐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后座的议员，并与未来首相的父亲——约翰·格拉斯顿（John Gladstone）爵士成了朋友。在起草关于促进商船海员教学质量的法案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还被选派作为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大公在英国巡游期间的陪同人员。1843年，斯坦利勋爵命他出任新西兰总督。至此，一心想在英国议会谋得好职位的菲茨罗伊开始面临两难抉择。离开英国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丰厚的薪水和在领港公会里的官职。尽管菲茨罗伊知道，此行“山高路远，条件艰苦”，但出于一种使命精神，他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他所选择的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一位记者后来写道。经过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漫长航行，他终于到达了新西兰。而此时的新西兰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且被当地的毛利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搅得四分五裂。他花费了两年时间调解这场冲突，但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1845年，鉴于事态进一步恶化，他被斯坦利勋爵召回。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对自己在新西兰出任总督期间的情况进行说明，菲茨罗伊将此次经历写成了一本小册子，供政客们传阅（此刻未来首相威廉·格拉斯顿正在阅读），但他的问题还远未结束。他乘坐一艘名为“大卫·马尔科姆号”（David Malcolm）的商船返回英国，该船是由慵懒懈怠的凯布尔船长指挥的。他们从新西兰向东航行，穿越太平洋，而后凯布尔指挥船只直奔麦哲伦海峡。虽然菲茨罗伊数年之前曾在这里驾驶捕鲸船乘风破浪，带领考察队翻山越岭，

但他对这片海域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麦哲伦海峡的狂暴、阴郁和荒凉是人尽皆知的，不过，偶尔遇到晴天时，这里的壮美风光，包括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辽远广阔的冰川、光影交织的森林、巍峨耸立的峭壁、大大小小的瀑布，以及承载这一切的深蓝色的海洋，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变化无常。凯布尔船长指挥船只几乎穿越了整个麦哲伦海峡，驶往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仁慈港（Mercy Harbour）。到了港口，他抛出的缆绳很短，放下的锚也是最轻的，之后就回到甲板下休息了。菲茨罗伊对此感到十分无奈。所幸他随身携带了两个甘油气压计。后来他写道：

4月11日，当船从海上归来后，竟然以这种方式下锚停泊，很多帆桁都未收束，还高高地悬在上方，虽然我的两只甘油气压计显示风暴就要来临了，但（凯布尔）像往常一样又去睡大觉了。当风暴开始的时候，我急忙催促这位船长降下桅杆、帆桁和转向索，同时把第二个锚准备好。做完这些之后，我们的船长再次回到甲板下的休息室，进入温柔的梦乡。

事后证明，菲茨罗伊的警觉是至关重要的。当船长离开之后，菲茨罗伊仍然坚持查看锚的情况。他所担心的不仅仅是这条船，同时还有他在甲板下熟睡的妻子和3个孩子。气压表的读数在持续下跌。他知道这预示着什么。为了加固船体，他将第二只锚也抛了下去。“那天的夜晚很美，夜空清朗，还能看到月光”，他后来回忆道。很多人觉得他是多此一举。但到了凌晨两点，天气发生剧烈变化。从西面传来狂风的咆哮声，“一道高度接近下桅杆的白色水墙”扑向船体。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大卫·马尔科姆号”的位置发生了严重的偏移，与几座花岗岩礁石近在咫尺。菲茨罗伊表示：“如果事先未作好应对措施，估计整船人都将难以幸免。唯有上帝保佑，人们才能在如此荒凉、狂野和凶险的国度得救。”

虽然“大卫·马尔科姆号”有惊无险地穿越了麦哲伦海峡，但这绝非得益于凯布尔船长的指挥才能。对于菲茨罗伊来说，这是一次侥幸逃生，完全是受到了上帝眷顾的结果。

在担任“小猎犬号”船长的那些年，菲茨罗伊有了类似于耶稣复活般的经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在年轻时，这一信仰还比较谨慎。“我在年轻时一度感到十分焦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对于摩西所写的《创世记》的怀疑，即使不是完全不信”，他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不过到了19世纪40年代，菲茨罗伊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写到了自己之前的思想“摇摆”和“假想”，认为《旧约》中记录的“可能是神话传说”。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思想转变。他越发忍受不了一些异端理论，比如地理学家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在其所著《地理学原理》中的理论——地球的起源相当久远。

朋友们将菲茨罗伊的这种转变归因于受到他的妻子玛丽的影响。和他之前研究颅相学一样，菲茨罗伊总是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接受一种思想。一位记者后来写道：“菲茨罗伊一旦选择相信某个观点，那么谁也无法使他对此产生动摇。”怀着对叛教者的愤怒，在《皇家舰船“冒险号”和“小猎犬号”航海考察记》的最后一章，他还专门列举大量事实，对《旧约》中的说法进行论证。他试图将旅途中的见闻与他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联系起来。他宣称，世界上至少有23个不同的人种，他们就像不同类型的石头一样，可以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他所遇到的黑色、红色和棕色人种部落是诺亚的孙子古实（Cush）的后裔，他们曾受到神的责罚；而那些长相英俊伟岸、皮肤白皙的欧洲人则是闪（Shem）和雅弗（Japheth）的后裔，他们受到了神的青睐。作为一个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圣经》的人，菲茨罗伊把每样东西都放到《旧约》当中去解释。

菲茨罗伊有一个观点后来受到了达尔文的讽刺，该观点认为，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体型太大、太笨重了，无法爬上诺亚方舟的跳板。不过，在1846年，达尔文和菲茨罗伊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在得知他的老朋友回到伦敦后，达尔文立即写了一封简信。他在信的开头写道：“您此次回程一路多有艰险，得知您平安返回伦敦后，特此致信以示庆贺。”“但愿您的健康未受损害，还像以前那样生龙活虎……我知道您一定有诸多事务缠身，若在城中有空，可携夫人来乡下小住几日，我和我的妻子将感到不胜荣幸；我们在乡下有一套宽敞舒适的房子，位置十分安静，空气也非常清新怡人。”

雹暴袭击伦敦

随着7月酷暑的到来，菲茨罗伊一定也非常希望能到达尔文位于肯特郡道恩村的家里做客。温度升得更高了。公园里的草坪变成了金黄色，地面干旱龟裂，就像一船饼干一样。整个伦敦都被笼罩在一片热浪当中。为了避暑，很多人都待在房间里，或者躲在伦敦的林荫路和鸟笼道两旁的榆树底下。自1814年的冰雪集会以来，伦敦的人口从当时的100万人增加到了20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846年7月底的伦敦不再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了，拉雪橇、溜冰、吃姜饼、喝杜松子酒和苏打饮料似乎都已变得十分遥远。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九曲湖泡澡，在落潮时到泰晤士河边戏水。卢克·霍华德，也就是之前给云进行分类的人，将这种天气称为“烈日轰击”（Coup de soleil）。

多年来，霍华德坚持从事天气研究，发表了他著名的《伦敦气候》和《气象学七讲》。在这些著作中，霍华德首次表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已经能够形成自己的“小气候”了。他认为，在伦敦市区，从大量烟囱和厨房烟气中排放出来的热量积聚起来，足以使市区的温度比其周边乡村地区高出1.579华氏度（约0.877摄氏度）。此外他也认为，拥挤的人群也会将温度进一步抬高。他做了一个类比：

不论是在冬天还是夏天，当一个人将手放在蜂房上时，将会意外地发现，一群小小的蜜蜂竟然能够提升它们所处蜂房的温度，因此在温暖的天气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会扇动翅膀为蜂房通风降温；而且在休息时，它们会像城市的居民一样，喜欢停靠在门口通风的地方。14在霍华德看来，伦敦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蜂房。而到了1846年7月31日，伦敦人就像蜜蜂一样，纷纷到门口乘风纳凉。7月在滚滚雷声中结束，雷声从南方天边传来，就像看门狗的吠叫一样隆隆作响。蒲福也和所有伦敦人一样，在这种闷热天气下艰难度日。

8月1日，他因承受“霍乱之苦”而醒得很早。辗转难眠的蒲福叫来了医生，给他开了一片含有鸦片和甘汞的药片，吃完后“他完全镇定了下来”。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蒲福昏睡了一个上午，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一片雾霭当中。一直等到上午10点，阳光才穿透云层投射下来，而太阳一旦露头，便又开始施展淫威。温度一路飙升到32.2摄氏度。在格林尼治，天空中铺满了卷层云。小飞云压着屋顶向前飞奔。疾风骤起，吹得树木沙沙作响，窗户摇晃不定。雷声也越响越大。到了下午3点左右，蒲福从沉睡中醒来，看到外面昏天黑地的。没多久，夏季的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

伦敦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这么猛烈的暴雨了。大雨倾盆而下，一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的天空。暴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水流很快就淹没了排水沟，汇聚成河，沿着街道奔流而下，水位都在迅速上涨。整座城市就像是遭受了侵略。在泰晤士河上，一艘轮船被闪电击中。电流击穿了船身，击毁了右舷的明轮罩，还差点击中站在船桥上指挥航行的船长。还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位于伦敦市莫宁顿新月街17号的建筑，电流穿过烟囱，将一个女仆击倒在地。在伦敦南部的诺伍德，牧场上的一群割草工人由于未能及时躲避，闪电瞬间夺走了4个人的生命。

在格林公园，水流巨大的冲击力冲破了一根金属排水管。从商业街顺流而下的一股水浪涌入了圣詹姆斯公园，将一群羊冲得东倒西歪。巨大的水流还未退去，风暴的第二波攻击又到来了，风暴带来了“一场大冰雹，很少有人见过比这更大的”。冰雹不仅降落的速度快，而且比玻璃球还大还重，有的大小甚至接近半个便士的铜币，就像致命的碎冰块儿一样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泰晤士报》后来报道说，有颗冰雹重达1.5盎司（约42.5克）。这场冰雹几乎相当于将布赖顿海岸的全部石子收集起来砸向伦敦地区。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听着冰雹砸在玻璃上发出的声音。大雨和冰雹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下午6点一刻，人们才敢试着走出家门。街上一片凌乱，居民们纷纷用牛奶桶从窗户里往外舀水。

之后的几天，伦敦各家报纸对受灾情况进行了报道：“恐怖的雷雹风暴”，“毁灭性的雷暴”，以及“有史以来最强的周六大风暴”。这些报道文章对这次由闪电、强风、大雨和冰雹共同造成的浩劫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在两英里长的旺兹沃思大道两侧，凡是朝南的门窗玻璃全被击得粉碎。在新建的议会大厦，约有7000块老式的冕牌玻璃被毁，同时受损的还有伯灵顿拱廊街上的2736扇窗户和天窗，在米尔班克的一家工厂，1.4万块玻璃被毁。在白金汉宫，由于画廊上方的天窗损毁，大雨从缺口处倾泻而入，大量世界级名画险些被毁。在存放有阿尔伯特·库普、帕尔米贾尼诺、斯蒂恩和凡·戴克等画家代表作的房间，一小时内积水的深度就上升了数英尺。

在暴雨过后的几周里，报纸上涌现出无数篇受灾报道。蒲福家的受灾情况不算太严重，他叫来了玻璃工，仅用两天时间就把这场“小灾”修补好了。这次真可谓侥幸。不过，他对于其他人的受灾情况仍然是感同身受的。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到处都是这次暴雨造成的灾情，破损的温室、灌水的房间、被撑破的排水管，等等”。一周过后，他仍在对这次事件进行反思。他写道，“据说周六的雹暴，抑或说是大冰块雨，导致伦敦大量玻璃受损，价值总计10万英镑”。15损失数目之大，几乎相当于英国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建造世界首艘螺旋桨推进式铁壳轮船——“大不列颠号”所花的费用。

各大媒体对这场风暴争相报道，尤其是其中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新发行的周报，名为《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这家报社虽然刚成立了不到4年，但以报道迅速、图文并茂而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场风暴自然成为这家报纸的极佳素材，它专门安排了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最吸引人的当属报道中所附的一张雕版图，该图描绘的是从格林尼治附近的布莱克西斯高处向下俯瞰的受灾状况。在图的下方，显示的是整个伦敦的面貌，包括大大小小的街道、屋顶和塔尖，以及远处高高耸立的圣保罗大教堂，一切就像赫伯特·梅森（Herbert Mason）在1940年德国空袭英国所拍摄的代表性照片一样。

这种雕版图是由画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史密斯（Frederick James Smyth）绘制的，是对极端天气的完美描绘。伦敦的天空黑作一团，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苍穹。雨点以倾斜的角度重重地砸下来。烟囱里冒出的烟雾都被压得直不起腰。在作品的前景里，史密斯添加了一个人物，该人物身处于一片混乱当中，从而使整幅画的表意更加丰富，重心也更加突出。这个人在大风中弯腰而行，一只手扣着头上的帽子，防止被风吹跑。一条狗在他的右手边伏着身子。他们沿着一条街道前行，曾经干净整洁的街道，如今也变得泥泞不堪。前面不远处就是郊区,他们正朝着那里奋力挺进。